戴棠安 | 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与剧界应对(192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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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2026年第1期

（总190期）

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与剧界应对（1927—1949）

戴棠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戏曲演出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活动，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官方权力对戏曲的审查、禁毁，是社会治理与文化审查的重要组成，与中国戏曲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相伴。[1]民国时期，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业之一，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审查，戏曲界也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应对。考察政府的戏曲审查活动与戏曲界的应对措施，是研究政府社会治理与戏曲行业生态的窗口。因此，对民国戏曲审查和剧界应对的研究已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傅才武论述了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对汉口市戏曲演出的审查，认为其管理向规范化和民主化演进，建立了以科层制为基础的专业管理体系，具有现代价值，但也存在不足之处。[2]王翔较为全面地论述了 1943 年汪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在接手管控娱乐业后，对戏曲演出的审查管理，指出其管控虽然严密，但是时常力不从心。[3]此文是专门研究民国南京市政府戏曲审查的力作，但是时间仅限于 1943 年至 1945 年。王亚楠考察了民国时期全国多地戏曲审查机制的建立、沿革及其对戏曲文本和演出的审查，指出民国戏曲审查具有逐渐常态化与法制化的特征，既促进了戏曲行业自身净化与改良，也因为标准的模糊与执行的专断阻碍了戏曲行业的发展，但未提及南京。[4]韦力论述了 1927 年至 1937 年上海戏剧审查的内容、运作与影响，指出戏剧审查客观上造成了左翼戏剧的兴起，对戏剧改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注意到国民政府的党政之争贯穿于戏剧审查的全过程。[5]陈庚考察了 1912 年至 1937 年间北洋政府、北平市政府对北京戏曲演出的审查，论述了其审查机构的沿革、审查标准的确立和审查工作的开展，认为其管理在探索中逐渐定型，推动了戏剧市场 管理体制和制度的近代化建构。[6]艾立中阐述了 1932-1937 年、1945-1949 年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戏曲审查活动，注意到其审查不仅针对剧场的商业性演出，还包括戏曲学校和民间剧社的演出活动，批判了其束缚戏曲发展的不良影响，也肯定了其促进戏曲改良、净化演出环境的作用。[7]吴春彦梳理了民国报刊对扬州戏禁演和改良的记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 1929 年至 1937 年间民国南京市政府对扬州戏的查禁和扬州戏艺人的应对，但没有论述南京沦陷后查禁的取消，也未提及南京市政府对其他戏曲剧种的审查。[8]朱航系统论述了 1927 年至 1937 年间民国南京戏曲活动的政府管理，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确立管理架构、审查工作的进行、在查禁扬剧与“桃花章事件”上引发的争议等，探讨了该管理体系在规范演出市场、通过政治性展演激活市场活力以及利用戏 曲实施公民教化等方面的成效，同时指出其形式化倾向与选择性执法等问题。然而，其未详细梳理此时政府审查的具体标准与查禁剧目名单，对戏曲界对审查的多元应对策略关注不足，也未涉 及 1937 年后审查政策的变化。[9]

      由上可知，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戏曲审查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但论及南京者较少，尚无对1927 年至 1949 年间南京市政府戏曲审查整体情况的系统研究，且对戏曲界如何应对审查关注不足。作为国民政府 1927 年至 1937 年及战后还都（1946 年至 1949 年）时期的政治中心，以及沦陷时期伪政权的统治重心，南京同样成立了戏曲审查机构，其审查与剧界应对颇具特殊之处，反映出民国南京的社会特征。本文以档案和报刊为主要材料，试图论述其戏曲审查机构的建立与沿革，审查工作的执行与变化，戏曲界对审查的应对，探讨其成败得失。

早在明清时期南京是昆曲的活动中心之一，戏曲演出兴旺一时。[10]清末以来，由于战乱、昆曲的衰落、京剧等新兴剧种以上海而非南京为南方发展中心等原因，南京戏曲业陷于衰颓。1927 年，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戏曲业也逐步重新繁荣。南京特别市政府也自 1927 年成立起就着手戏曲审查，力求维护“首都风化”。

      定都之初，戏曲审查由南京市教育局主管，具体包括审查剧本与视察演出二项。[11]演出场所必须将游艺剧本或说明书、作者姓名、演出地点及时间上报教育局审查，通过后方能开演。教育局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要求呈请者将送审剧目先行试演，实地考察所演剧目是否符合要求。[12] 1930 年 7 月，南京市党部、市政府和首都警察厅为防止违犯党义、妨害风化、提倡迷信邪说和封建思想的演出，共同组织了“南京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13]1931 年 6 月，该会不再负责电影审核，改名“南京市戏剧审查委员会”。[14]自此直至 1937 年日军侵占南京，南京市的戏曲审查一直由该会负责。专门审查机构的设立，反映出 1927 至 1937 年间南京市政府对戏曲审查的日益重视。

      民国南京市政府对戏曲演出的审查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演出剧目的审查，禁演不合要求的整出剧目或者剧中的特定折子是演出审查的最主要内容。早在定都的第一年，南京市戏词鼓书训练所就对“以前的旧剧本曲本”进行了逐一审查，“分别加以修改或使其消灭”，还“不时派员到各戏院游戏场所视察演唱的词句情节，以便取缔”。训练所修改的剧目主要为京剧《李陵碑》《哭祖庙》等与忠君思想有关者，明令禁演被视作淫亵剧目的京剧《梅龙镇》《纺棉花》《打花鼓》《杀子报》和秦腔《梵王宫》[15]。1929 年南京市政府要求娱乐场所必须将演出节目送审，同时规定禁演“违背本党主义”“宣传反动思想”“有伤风化”“有危险性”和“有悖人道”的剧目。[16]此后，负责审查的戏剧审查委员会更为严苛，不仅会查禁被视作淫亵的演出，还以“迷信”为由查禁了诸多来自神话传说的戏曲剧目。[17]例如 1932 年至 1933 年，戏剧审查会禁演“淫秽不堪”的《打花鼓》和“迷信不堪”的《苏护进妲己》与《济公案》。[18]1934 年 8 月 24 日，戏剧审查委员会审定105 出禁演京剧剧目，通饬各娱乐场所一体遵照。其具体如下：

      十二红、九曲桥、大庙会、大劈棺、大锯缸、小上坟、小逛庙、三只手、三点红、三戏白牡丹、日月图、丑表功、水帘洞、五花洞（双金莲）、玉堂春、打沙锅、打杠子、打樱桃、打面缸、打花鼓、白蛇传、包公案、目连救母、仕林祭塔、石头人招亲、百万斋、老换少、合凤裙、老西嫖院、宋十回、武十回、串珠凤、花田错、青石山、青云下书、金山寺、金光阵、泗州城、送灰丐、送盒子、送银灯、珍珠山、迷人馆、拾玉镯、红梅阁、霓虹关、度白俭、看香头、思凡、洛阳桥、风月宝镜、妙善出家、烤火、海潮珠、秦淮河、纺棉花、杀子报、阴阳河、乌盆记、盗仙草、盗魂铃、张绣婶母思春、张古董借妻、顶花传、梵王宫、探阴山、偷桃盗丹、隋炀帝看琼花、富春栈、绒花计、游十殿、滑油山、黑驴告状、独坟、新安驿、狮子楼、瑞圣庵、菊花会、卖皮弦、卖豆腐、卖胭脂、卖绒花、卖饽饽、翠屏山、遗翠花、莲香传、骂阎罗、闹松林、瞎子捉奸、错中错、错杀奸、荡湖船、盘丝洞、济公传、戏叔、双沙川、宝蟾送酒、双怕妻、双摇会、双铃记、双钉记、双断桥、双包案、馒头庵、梦关雪。[19]

      由上看，被禁剧目既包括涉及男女调情的《大劈棺》《纺棉花》《打花鼓》《戏叔》《翠屏山》等，也有来自神话传说或宗教故事的《水帘洞》《白蛇传》《目连救母》《偷桃盗丹》《济公传》《妙善出家》等。不同于此，武汉戏剧审查委员会在 1933 年 3 月宣布禁演的 78 出戏曲剧目则以涉及淫亵调情者为主，并无来自《西游记》《白蛇传》或《济公传》的剧目。[20]两相比较，更突显出南京戏曲审查的严苛。

      除了禁演整出戏以外，南京戏剧审委会还会禁演一出戏中的特定片段。如其在 1931 年 9 月决议删去《狸猫换太子》中土地神的表演以避免迷信；[21]在 1935 年 5 月要求删去《贵妃醉酒》中杨贵妃与太监调情一段。[22]这些细致的规定进一步反映出戏剧审委会的严格。不过，戏剧审委会也会对审查加以调整。如其在 1935 年 1 月对取材于《西游记》的连台本戏《唐僧取经》加以实地考察后，同意其演出；[23]在 1936 年 6 月宣布准许演出《玉堂春》，只禁演其中的《嫖院》与《庙会》两折。[24]这些调整体现出其理性一面。

      其次，除审查剧目外，民国南京市政府在1927 至 1937 年间还对特定剧种进行全面查禁。因为很多地方戏起源于乡村社会，流行于城市的下层民众中，内容较为俚俗，主要表现男欢女爱，所以常常遭到政府的禁演。如 1934 年北平市政府禁演评剧。[25]在南京，扬州戏首当其冲。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扬州戏已数次被禁，“有案可稽”。[26]1929 年 10 月，首都公安局认为“戏剧一项，最足感动人心，转移社会风俗，扬州戏即俗称香火小戏，表演时，状态猥亵，毫无艺术之可言，而其扮演角色又类多凡夫俗子，每至表情深处，形容尽致。其引动轻薄男女，为害社会风化，实非浅鲜”，下令必须禁绝。[27]此后，扬州戏演员只得改用其他名称在南京市内流动演出。1937 年 5月，南京市戏剧审查委员会第 105 次会议决定不许扬州戏以各种名目“蒙演”，[28]后又决定自 5 月 16日起在南京市内对扬州戏“禁演六十年”。[29]此外，起源于河北唐山的评剧，又名蹦蹦戏，在南京一度很受欢迎，但也因为“有伤风化”，被南京戏剧审查委员会勒令从 1937 年 6 月 28 日起“永远不准在城内表演，以维首都之风化”。[30]对扬剧、评剧等地方小戏的全面禁演，突显出南京市政府为维护“首都风化”，审查力度不断加强，审查标准越发严苛。

      再次，民国南京市政府还会审查戏曲演员现场表演时的表情、动作等细节。如 1933 年 12 月，戏剧审查委员会发现下关中央戏院表演戏剧时“有猥亵表情”，对其予以警告。[31]1935 年 8 月，戏剧审查委员会发现更新舞台所演京剧《彭公案》中“蔡庆夫妇因择婿互打，其妻将衣服脱下，殊不雅观”，要求其加以修改。[32]由此可见南京市政府戏曲审查的细致与严格。

       总之，在 1927 年至 1937 年间，民国南京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戏曲审查机构，对演出剧目和表演细节进行严格审查，对特定剧种加以全面封禁，力求维护“首都风化”。虽也有一定的理性调整，但总体十分严苛。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戏曲审查机构多次变动，审查工作较之前十年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沦陷期间，各阶段的伪政权均十分注重戏曲审查，但是不再设专门的审查会，先后由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社会处、伪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和市宣传处负责。[3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伪造“宪政”，宣布废止戏剧审查等一系列审查制度，若有诲淫诲盗、有损风化的猥亵戏剧上演时，由警察机关前往取缔。[34]但是到 1947 年 9 月，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下令，为“彻底肃清奸伪遗毒”，各娱乐场所必须将演出节目、剧本等送经其审查后方可演出。[35]可见审查机构虽不断沿革，但是审查工作仍一直在开展。

      其审查工作的转变，首先是不再全面禁演扬剧、评剧等剧种。1938 年 12 月，汤少卿申请开设扬州戏院，得到了政府许可；[36]1943 年 7 月，奎光阁申请开演评剧，也得到了批准。[37]抗战胜利后，扬州戏和评剧也能在南京照常演出。[38]不再全面查禁特定剧种，体现出民国南京市政府戏曲审查的逐步宽松。

       其次，在对剧目和演出细节的审查上，伪南京市政府执行力度仍然很强，但审查标准有所放宽。其同样要求各场所须将预备演出的剧目送审，规定禁演“违背政纲”“有伤国体”“妨害公安”“有碍风化”“有危险性”“有悖人道”“提倡迷信神说”和涉及“其他不良事实”的剧目，并要求主管部门随时派员实地审查。该规定相较于沦陷前更为具体，在沦陷期间被一直沿用。[39]同时，其仍继续对演出细节加以审查，如 1942 年 12 月，市社会局发现中华戏茶厅张蝶英、王风岩二人演出《大补缸》时表情猥亵，对两位演员及戏茶厅老板赵长春各处罚金五十元。[40]此外，伪南京市政府还不断扩大戏剧审查队伍以加强执行力度。如 1943 年 3 月至 7 月，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先后四次增加戏曲审查人员，共计 39名，“以期周密”。[41]然而，伪南京市政府对禁演的标准有了很大调整。1943 年 1 月，其罗列了八出绝对禁演剧目：《珍珠衫》《杀子报》《纺棉花》《卖绒花》 《关王庙》《丑表功劳》《荡湖船》《大补缸》和七出必须“注明某段绝不表演”的剧目：《武松》（挑帘裁衣一段）、《霓虹关》（头本）、《乌龙院》（活捉一段）、 《贵妃醉酒》（太监调情一段）、《战宛城》（张绣婶母思春一段）、《湄坞县》（符朋拾镯一段）以及《刁刘氏》 （园会一段）。[42]这相对于 1934 年 8 月戏剧审查委员会所禁演的 105 出戏，数量大为减少，且以涉及调情、淫亵的剧目为主，不再有来自神话传说的戏曲剧目。

      由图 1 可知， 当日只有《新纺棉花》 被禁演， 1934 年被禁的《宝蟾送酒》在此时被允许演出。可见伪南京市政府的工作力度虽在加强，但审查标准有所放宽。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在 1946 年规定禁演“违背三民主义”“妨害国际友谊”“有违政府禁令”“有伤风化”“有悖人道”和“有提迷信神怪足以感众”的剧目。[43]但由于此时娱乐场所不必预先将演出剧目送审，故而实际上审查十分宽松。如 1946 年 8 月王熙云在南京演出《大劈棺》和《纺棉花》，大受欢迎；[44]1946 年 10 月，童芷苓在中央大舞台演出《新玉堂春》，广告直接注明有《嫖院》 一折。[45]《大劈棺》《纺棉花》以及《玉堂春》中的《嫖院》均是长期被禁演的剧目，此时得到了放开。1947 年 9 月，国民党南京特别执行委员会重新要求娱乐场所送审演出剧目后，审查力度有所加强，但总体仍较为宽松。例如京剧演员王熙云在 1947 年 10 月被人举报专演《蜘蛛精》 《拾玉镯》《打樱桃》《翠屏山》《潘金莲》等禁戏，社会局答复称只有《打樱桃》 一出是禁戏，其他剧目均“无禁例”，且查明举报者是向王熙云求爱不成，才恶意为之，有力保护了戏曲演员的权益。[46]但若将这些戏目与 1934 年的禁演剧目名单加以比对，《拾玉镯》与《翠屏山》赫然在列， 《潘金莲》为《武十回》的一部分，《蜘蛛精》为《盘丝洞》的别名，均属禁演剧目。《拾玉镯》在1944 年仍被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下令禁演。[47]1949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22 日，京剧演员李慧芳、李丽芳姐妹在南京介寿堂演出一月余，期间共演了九次《大劈棺》、五次《盘丝洞》、五次《新纺棉花》、三次《翠屏山》和两次《拾玉镯》，[48]均为过去的禁演剧目。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变得更为宽松。

      综上，在 1938 年至 1949 年间，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工作仍在继续，但较之过去变化明显。扬剧、评剧等剧种不再被完全禁演，对剧目的审查标准也越发宽松。

面对主管部门的种种审查，戏曲界自身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既有对抗，又有适应与改良，而主管部门对于戏曲界的对抗又采取了进一步的反制。

       南京戏曲界对审查的应对措施总体可分为对抗性措施和适应性措施两大类，其中的对抗性措施又可分为“直接对抗”与“阳奉阴违”两种。“直接对抗”的第一个表现是漠视审查。例如1930 年 11 月，城中大世界在加演“唱道情”与“快乐戏”时，均不送戏剧审查委员会审查，被书面警告。[49]1931 年 5 月，美化戏院演出禁戏《阴阳河》，被停业一日。[50]1935 年 8 月，南京大戏院在演出《贵妃醉酒》时，无视审查委员会通令，仍然演出贵妃与太监调情一段，被处罚停演一日。[51]1936 年 6 月，福利大戏院演出禁戏《偷桃盗丹》，被处以警告。[52]南京沦陷后，戏曲界仍常常漠视审查。如 1942 年 12 月，全安茶社在演出结束后方才向社会局呈报前三日的演出剧目，被处以罚金三十元。[53]1943 年 10 月，奎光阁剧场先是在宣传处通知其呈报剧目时应附具台词后，仍不附具台词；接着又演出内容迷信的《黄氏女盘道》；之后在呈报演出《刁刘氏》时，被宣传处要求不得演出“琴挑”一节后，仍继续演出，且在被宣传处职员现场制止后仍不停演。一月之内，奎光阁剧场漠视审查三次，被处以罚金一百元。[54]1944 年 4 月，南京大戏院、金门戏茶厅和飞龙阁剧场均在演出时私自变更剧目，没有按照之前送审的节目单演出，被宣传处分别惩处。[55]由上可知，虽然南京市政府对戏曲界漠视审查的行为不断加以惩治，却屡禁不止，体现出戏曲界对审查的不满与抗争。

      “直接对抗”的另一个表现是戏曲从业者在政府审查时据理力争，提出申诉和发起抗议。其中 的典型为扬州戏艺人申诉、抗议南京市政府对扬州戏的禁演。1929 年 8 月，扬州戏演员王鉴秋上 书南京市社会局局长，要求解禁扬州戏，让扬州戏演员与京剧演员享受同等待遇。社会局局长解 释称，扬州戏的表演状态猥亵、妨害风化，“忤逆社会心理”，如果演员能彻底改良，受到社会欢 迎，社会局自然可以准予演出。为此，他下令各区署对扬州戏重新加以考察。[56]1937 年 5 月，戏剧 审查委员会决议自 5 月 16 日起长期禁演扬州戏。[57]6 月，扬州戏艺人陆雪霞、臧克秋向市政府呈文 辩驳，要求“照常公演”，并以同属地方小戏的评剧为例，指出“鉴于蹦蹦戏尚能存在”，扬州戏 也应该同样获准演出。[58]遗憾的是，艺人的辩驳并未起到作用，审委会在 6 月 26 日决议评剧也“永远不准在城内表演”。[59]虽然扬州戏艺人的抗争未能成功，却体现了南京的戏曲艺人对市政府粗暴 管理的勇敢反抗。同时，其他戏曲从业者也对审查提出抗议。如 1932 年 10 月，飞龙阁戏茶社被南京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勒令停演一日。戏茶社为表达不满，在停演当日将写有“奉局令停演一天”和“暗无天日官无主，扰害商民营业”的两块告白牌挂在门前，再次受到惩处。[60]相较于此时抗议的常遭压制，抗战胜利后随着审查放宽，戏曲从业者的据理力争则能够起效。如 1947 年 3 月，有 南京市民向社会局举报称秦淮戏院的扬州戏演出“尽力刻画桃色剧情以刺激人心，使一般无耻男女沉迷若醉。犹以生旦演员于演剧之际，对台下女客目驰神飞，极力使用勾引手段，至失足堕其 毂中者不知凡几”，要求社会局“查明严禁”。社会局派职员李成珉前去调查时，戏院经理孙恩祥据理力争，解释称扬州戏“唱词不似平剧有一定词句，系根据每演一剧之情由，演员自行编纂词句”，因而无法上交剧本以供检查，且保证“无淫词艳曲演出”。该职员“两度秘密观剧，亦未发现有伤风化剧情”。最终社会局只是通知秦淮戏院“剧情、唱词不得有伤风化”，并未加以查禁。[61]从业者通过解释剧种特点进行辩解，从而让扬州戏演出免遭查禁，得以生存发展，也进一步体现出南京戏曲审查在抗战胜利后较为宽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一事件中认同戏院经理辩解，允许扬州戏演出的社会局职员李成珉，正是前文所述驳回对戏曲演员王熙云的恶意举报者。两件事例体现了南京市政府与戏曲从业者间的良性互动。

      南京戏曲界对抗审查的第二种措施“阳奉阴违”，虽然相对柔和，但是往往更为有效。其第一个手段是“巧立名目，蒙混审查”，即给所演剧目或剧种冠以其他名称，以求侥幸通过审查。1931年 5 月，美化戏院将禁戏《红梅阁》改名《西湖女》送审，同时其他戏院常将禁戏《游龙戏凤》改名《骊珠记》送审，被通令一律禁演。[62]1934 年 1 月，戏剧审委会要求“以后各娱乐场所有用笼统剧名者，须附注细目，以昭慎重”，力求防止各演出场所巧立名目。[63] 扬州戏在被全面禁演时，更是改用多种别名，先是冒称“武林戏”“杭州班”。[64]武林戏和杭州班指的是起源并流行于杭州的杭剧。其用杭州方言演唱，在音乐上曾借鉴学习过扬州戏，但并无太多关联，也极少在南京表演。 [65]扬州戏为应对审查，冒用其名，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如 1931 年 4 月 30 日，戏剧审委会得知汉西门牌楼街聂顺心茶馆演唱扬州戏，对其加以查禁，但对于演出杭州戏的金陵大戏院，只要求“严格审查所表演之节目”。[66]6 月 24 日，审委会发现杭州戏类似扬州戏，通令禁演，但对于武林班决议“查明再议”。[67]8 月 15 日，审委会准许金陵大戏院表演“武林改良文戏”。[68]9 月 17 日，社会局、教育局和警察厅要求武林班演唱时不得夹杂扬州戏腔调，仍未将其与扬州戏等同。[69]10 月 24 日，戏剧审委会在发现金陵大戏院演出的武林文戏“仍不脱扬州腔调，似与名实不符”后，也只是下令注意抽查，切实整顿，“以期名实相符”，并未禁演。[70]之后，扬州戏又改用“古装道情戏”“徽班戏剧”等名义继续在南京演出。直至 1937 年 5 月 7 日，戏剧审查委员会方才鉴于“各娱乐场所每借徽班及其他戏班名义，蒙演扬州戏”，决定禁演一切腔调类似扬州戏的戏剧。[71]然而不久后，随着南京的沦陷，禁令也随之失效。戏曲艺人和戏院经营者们用“巧立名目”的独特手段让扬州戏得以在南京艰难生存，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群体面对官方权力打压时的生存智慧。

      “阳奉阴违”的第二个手段则是“虚假宣传，招徕顾客”。1942 年 12 月 11 日，伪南京特别市社会局发现，多个戏曲演出场所在将节目单送审并被批复禁演“淫戏”后，确实做到了遵照指示，并不表演，但仍将原定演出的“淫戏”登载在报纸上，以此来吸引观众，增加营业量。社会局认为这种手法既是欺骗观众，也损害审查的效力，于是规定“剧目单经社会局核定方许登报广告，如未经核定或未将禁演戏剧删除而送登报纸者，应照章处罚”[72]。相较于“巧立名目”对戏曲发展起到的作用，“虚假宣传”是对观众的欺骗，反映出戏院经营者对利益的贪图，但同时也说明社会局所禁演的“淫戏”往往都是能吸引观众的剧目，体现出观众喜好与南京市政府风化要求间的矛盾。

      南京戏曲界应对审查还包括“适应性措施”，即对自身内容加以改良。例如，南京戏剧审委会在 1935 年 5 月强调演出《贵妃醉酒》时须删去贵妃与太监调情一段，伪政府也沿用了这一规定。[73]其实自 1914 年起，京剧大师梅兰芳已经在不断改良《贵妃醉酒》。[74]他从路三宝那里学会该剧后，对其去芜存菁，“去掉了杨贵妃醉后与高、裴二力士猥亵的调情动作，改动了部分唱词”，大大提升了该剧的美学价值与思想价值。[75]但是，梅氏对《贵妃醉酒》的改良起初并未被普遍接受，大多数演员仍是按传统方式表演，含有调情内容。随着南京市政府等一系列主管部门对《贵妃醉酒》的审查，越来越多的演员开始接受梅兰芳改良后的版本。到 1938 年，绝大多数京剧演员为避免被禁，均将《贵妃醉酒》中“百花亭贵妃与太监调情”的“淫邪”表演删去。[76]此外，扬州戏演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应对南京市政府的审查，也删去了戏中的“极淫之点”。[77]可见，南京戏曲界也会通过自身的积极改良来适应审查。政府的审查推动了戏曲改良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和戏曲界产生了良性互动。

       由上看，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既遭到了南京戏曲界的一系列对抗，也促使其对自身加以改良。南京戏曲界的种种应对措施为自身争取了发展空间，显示出生存智慧。其应对措施大多集中在 1945 年之前，也再次说明了抗战胜利后南京市的戏曲审查颇为宽松。观察戏曲界对审查的应对，可以更客观地分析民国南京戏曲审查的成败得失。

       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在当时就受到南京、上海等多地舆论界的关注。尤其 1937 年全面禁演扬州戏一事，舆论反响热烈，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认为扬州戏淫荡不堪，危害社会，对南京市政府加以禁演表示强烈支持，认为“社会上指不胜屈的桃色案件以及淫乱私奔的丑行，是因扬州戏而造成”，禁演扬州戏“大快人心”，希望政府同时对其他各种戏剧“来一下大扫除”。[78]1947 年，也仍然有市民在举报扬州戏演出时持此观点，指出“查抗战以前，关于上演剧本必先经过严格检查方准演唱。迁都以后百务纷繁，当局该当未顾及于此”，希望市政府像抗战前一样严格审查，对扬州戏“查明严禁，以肃风纪”。[79]其二是承认扬州戏有一定危害，但是主张为演员生计考虑，不可一禁了之，而应该由官方统一整理，加以改良，此后“各项地方戏的本质逐渐改善，自然可以存在”。[80]其三则出现在 1948 年，当时禁演事件已过去多年，南京已不再禁演扬州戏，但作者胡海客在忆及扬州戏被禁演时，愤恨不已。胡海客认为扬州戏等地方小戏能反映民众的需要，有着重要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一群广大的民众需要，听到他们的呼吸”。他呼吁“高高在上的当局，须认清戏剧所负使命意义之重大”，要善于对扬州戏等戏剧“培植利用”。[81] 以上三种观点反映出民国知识分子对于南京市政府戏曲审查成败得失的不同态度，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大众的思考，直至今日仍给人启迪。

       总体而言，一方面，民国南京市政府在 1927 至 1937 年的戏曲审查确实多有粗暴与不合理之处，阻碍了戏曲的发展，违背社会需求，抗战后审查相对宽松则促进了戏曲的繁荣。以南京戏剧审查委员会 1934 年 8 月颁布的 105 出禁演京剧剧目为例，其中《乌盆记》讲的是被谋害的冤魂附身于乌盆向包公鸣冤，包公为其报仇申冤；[82]《骂阎罗》讲的是书生胡迪为岳飞鸣不平，痛骂阎罗，被鬼差带至地狱参观秦桧等人所受的酷刑，从而明白了善恶有报。[83]这两出戏虽然有迷信成分，却都反映出社会大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它们被“一刀切”地禁演，体现戏剧审委会的粗暴武断。同时，这 105 出剧目多有重复，如《仕林祭塔》和《盗仙草》本就属于《白蛇传》，《戏叔》和《狮子楼》同属《武十回》，可见审查委员们对戏曲缺乏基本了解。又如扬州戏在南京深受人口极众的江北人喜爱，可以满足“江北同志之需要”，[84]将其全面禁演，使居住在南京的众多江北人的娱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也正是因为其审查的不合理，戏曲界才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对抗以求生存，是底层社会对抗官方权力的生动案例。

      抗战胜利后，戏曲业因审查的宽松化而迅速繁荣。1947 年 9 月，南京有 10 所演出京剧、越剧、评剧、扬州戏等多个剧种的戏院，8 所专门表演戏曲的戏茶厅和 10 所兼演戏曲与歌曲的音乐茶座，共计 28 家；[85]1949 南京解放时，仅夫子庙一带就有 25 所戏茶厅，[86]另有演出戏曲的剧院 6 所。共计 31 家。[87]戏曲演出场所数量较之 1935 年共计 20 家，[88]有了明显增多，剧种也更为丰富。同时，如前所述，社会局职员李成珉对两次举报戏曲演出“有伤风化”案的处理，均维护了演出方的权益，体现出政府与戏曲行业的良性互动。此外，部分具有进步意义的戏曲剧目，也在此时得以上演。如 1946 年，由南薇编导、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祥林嫂》在上海首演，此为第一部由鲁迅作品改编的戏曲作品，也是越剧改革的里程碑，反响巨大，宣传了鲁迅思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也引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89]1949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越剧演员沈月凤、裘月亭在南京大鸿楼戏茶厅也演出了《祥林嫂》，得到观众的热烈反响，为此于 7 日又演一场。[90]该进步剧目得以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顺利演出，更体现出审查相对宽松对戏曲行业乃至南京社会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去芜存菁。在定都之初，其审查还怀有借助戏曲改良社会，弘扬民族、民权主义的理想，但在后期逐步丧失。沦陷期间与抗战胜利后市政府审查的宽松，其主观目的只是维护自身统治，而非为促进戏曲发展。如前所述，南京的戏曲审查促使京剧、扬剧艺人废弃了部分传统的淫邪表演，对艺术加以改良。1928 年，南京市教育局的戏词鼓书训练班在审查戏曲剧本时，认为《李陵碑》《清官册》《南阳关》《哭祖庙》等赞美忠臣的京剧剧目“沉沦在封建忠君的思想里”，试图对其改良，以符合“现代潮流”。[91]1931 年 9 月，南京戏剧审委会认为赞美清军、贬低太平天国运动的京剧《三本铁公鸡》 “含有反民族主义之思想”，要求戏曲界对其改良。[92]可见民国南京市政府一度试图通过审查来减弱戏曲的封建思想，宣传民权与民族主义。遗憾的是，这类审查在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工作中占比很低，对宣扬忠君思想剧目的改良工作也未见下文。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从起步之初的改良、查禁并重，变为专心于查禁各类淫荡、迷信剧目，直至对该类剧目也渐趋放任。同时有必要指出，南京沦陷后戏曲审查标准的放宽，是伪政府有意通过兴盛的演出市场来伪造繁荣景象，达到“实现东亚和平，表现日支亲善”[93]的罪恶目的；抗战胜利后审查的进一步松弛，也是国民党为伪造“宪政”造势，巩固自身统治。二者都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戏曲发展之效。

       由上可见，民国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在当时就引发热议，反响激烈。1927 至 1937 年，其审查多有粗暴之处，阻碍了戏曲的发展，但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和理想主义色彩。1938 年至 1949 年，其为巩固自身统治，审查标准放宽，客观上促进了南京戏曲行业的兴旺发展，但失去了借助戏曲推动社会改良、宣扬民族和民权主义的理想。

      1927 年至 1949 年间，民国南京市政府一直在进行戏曲审查。1937 年前，其设立了专门审查机构，工作内容包括对剧目的审核、对剧种的全面查禁、对演出细节的检查等。为维护“首都风化”，审查标准较之其他城市更为严苛。沦陷期间，伪政权不再设专门机构负责审查，执行力度仍然很强，但审核标准明显放宽。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更为宽松。南京戏曲界对审查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既有直接对抗、巧行蒙混，也通过改良来适应，为自身争取到更多发展空间，反映出其生存智慧。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在当时就引发热议，既有粗暴之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戏曲是民国社会文化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审查也是民国中央与各地社会、文化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20 世纪中国戏曲的发展，与政治、商业和艺术的互动紧密相关。审查工作如何开展，戏曲的社会娱乐性、自身艺术性与政治性如何平衡，不仅是民国戏曲史的重要内容，对今日的戏曲界也有着启发意义。[94]由前可知，1927 年至 1937 年间，南京市政府的戏曲审查怀有改良社会、破除封建与宣扬民族、民权主义的理想，也促发了戏曲界进行自身改良，但过于严苛的审查标准，限制了戏曲的社会娱乐功能，妨碍其正常发展，也无法满足南京市民的娱乐需求，因而戏曲界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对抗。1937 年至 1949 年间，戏曲审查逐步宽松，促进了戏曲的繁荣，却不再有理想主义色彩，商业性过重，《大劈棺》《纺棉花》等剧目的过分盛行也对戏曲艺术本身不利。戏曲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既有娱乐性，又保证艺术性，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高台教化、政治宣传的作用，值得社会治理与文化艺术工作者深思。

作者介绍：戴棠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国南京社会史。

注释：

[1]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 页。

[2]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0-246 页。

[3]王翔：《论汪伪南京市宣传处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4]王亚楠：《民国时期的戏曲审查机制及禁毁形态研究》，《戏剧》2014 年第 2 期。

[5]韦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戏剧审查制度研究（1927-1937年）》，华东政法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6]陈庚：《传承与新变：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 191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8-262 页。

[7]艾立中：《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戏曲审查》，《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8]吴春彦：《从禁演到改良：民国报刊所见扬州戏史料探究》，《戏曲艺术》2024 年第 2 期。

[9]朱航：《民国南京戏曲活动的政府管理及影响（ 1927-1937）》，《戏曲艺术》2025 年第 5 期。

[10]参见吴新雷《南京剧坛昆曲史略》，《艺术百家》1996 年第 3 期。

[11]南京特别市教育局：《一年来之南京特别市教育》，南京特别市教育局 1928 年版，第 145 页。

[12]《南京特别市市政府管理公共娱乐场所规则》，《首都市政公报》1929 年第 34 期，第 142-144 页。

[13]《南京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组织暂行规则》（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核准），《首都市政公报》1930 年第 65 期，第 54-56 页。

[14]《京市电影戏剧审委会奉令停止检查电影》，《中央日报》1931 年 6 月 19  日第 8 版。

[15]南京特别市教育局：《一年来之南京特别市教育》，第 145 页。

[16]《南京特别市市政府管理公共娱乐场所规则》，第 142-144 页。

[17]《南京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组织暂行规则》（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核准），第 54-56 页。

[18]《戏剧审查会决议禁演两剧》，《中央日报》1932 年 7 月 24  日第 7 版；《戏剧审查会第四一次会议》，《中央日报》1933 年 3 月 5  日第 7 版。

[19]《戏剧会禁演平剧戏目共一百零五出》，《中央日报》1934 年 8 月 25  日第 7 版。

[20]《戏剧：禁演者七十八出，解禁者二十九出》，《武汉日报》1933 年 3 月 13  日第 6 版。

[21]《京市戏剧审查会昨议决，禁演诲淫各剧》，《中央日报》1931 年 9 月 13  日第 8 版。

[22]《戏剧审委会昨日决议二案》，《中央日报》1935 年 5 月 12  日第 7 版。

[23]《戏剧审查会通过七本唐僧取经》，《中央日报》1935 年 1 月 27  日第 7 版。

[24]《戏剧审查会准演玉堂春》，《中央日报》1936 年 6 月 3  日第 7 版。

[25]邹博主编：《中国国粹艺术通鉴 ·传统戏剧卷》，线装书局 2011 年版，第 108-112 页。

[26]《扬州戏果无伤风化耶？》，《中央日报》1929 年 8 月 16  日第 7 版。

[27]《公安局不准演扬州戏》，《中央日报》1929 年 10 月 8  日第 7 版。

[28]《禁止朦演扬州戏》，《中央日报》1937 年 5 月 8  日第 7 版。

[29]《六十年之内南京禁演扬州戏》，《中央日报》1937 年 5 月 13  日第 7 版。

[30]《戏剧审查会禁演蹦蹦戏》，《中央日报》1937 年 6 月 27  日第 7 版。

[31]《戏剧审查会决定准演禁演戏目》，《中央日报》 1933 年 12 月 3  日第 7 版。

[32]《南京戏院违章，罚停演一日》，《中央日报》 1935 年 8 月 3  日第 7 版。

[33]（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关于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规则自十一月十日起实行一事附规则》（ 1938 年11 月 10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73（00）0006；（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南京特别市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登记规则》（ 1941 年 5 月），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10042（00）0020；《法规：南京特别市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登记规则》（民国卅三年六月廿八日公布），《市政公报》 1944 年第 146 期，第 34-35 页。

[34]《电影戏剧不再审查》，《中央日报》 1946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

[35]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执行委员会：《关于各娱乐场所每日表演节目应经主管机关审查许可后方可公演的函》（ 1947 年 9 月 18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170010007（00）0004。

[36]（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为市民汤少卿呈请在估衣廊组织扬州戏院及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批复》（ 1938年 12 月 14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3（00）0001。

[37]（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关于奎光阁剧场加演评剧定期开演的批》（ 1943 年 7 月 29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85（00）0003。

[38]《今宵何处去》，《南京晚报》 1948 年 1 月 1  日第 4 版。

[39]（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关于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规则自十一月十日起实行一事附规则》（ 1938 年 11月 10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73（00）0006；（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南京特别市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登记规则》（ 1941 年 5 月），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10042（00）0020；《法规：南京特别市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登记规则》（民国卅三年六月廿八日公布），《市政公报》 1944 年第 146 期，第 34-35 页。

[40]（伪）南京特别市社会局：《查中华戏茶厅演大补缸戏表情猥亵违犯规则罚金五十元以示禁戒并传社会局询话等往来文件》（ 1942 年 12 月 22  日 -1943 年 1 月 8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68（00）0009。

[41]（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为增加人员协助审查戏剧事签呈（附戏剧审查员名单） 》（ 1943 年 3 月 22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20（00）0002；（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为原戏剧审查员不够，拟请加冯国祯、周玉昆、周敦等八人事签呈（附名单一份） 》（ 1943 年 4 月 24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10020140020（00）0004；（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为请发给戏剧审查证人名单事笺函及相关文件》（ 1943 年 7 月8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20（00）0006；（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为准补发罗循然戏剧审查证事笺函》（ 1943 年 7 月 12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20（00）0007。

[42]（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南京特别市取缔不良戏剧补充办法公布令及谕知》（ 1943 年 1 月 15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6（00）0003；（伪）南京特别市社会局第二科：《呈送拟定取缔不良戏剧补充办法的呈文》（ 1942 年 12 月 11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6（00）0002。

[43]《本府法规：南京市艺员登记规则》（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十八次市政会议通过），《南京市政府公报》1946 年第 7 期，第 17 页。

[44]京客：《王熙云名满白下，劈纺疯魔南京人》，《海潮周报》1946 年第 16 期，第 7 页。

[45]《中央大舞台广告》，《中央日报》1946 年 10 月 16  日第 6 版。

[46]李成珉：《关于李成珉密查群乐剧院艺员王熙云演唱淫秽戏剧一案的报告》（ 1947 年 10 月 24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0032277（00）0076。

[47]（伪 ）南京特别市宣传处：《关于禁演拾玉镯一段并将收支账目上报事的批》（ 1944 年 12 月 22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82（00）0037。

[48]《介寿堂广告》，《中央日报》1949 年 3 月 18  日 -4 月 22  日第 4 版。

[49]《电影戏剧审委会常会：大世界唱道情戏与快乐戏书面警告，娱乐场所变更戏目应用书面呈报》，《中央 日报》1930 年 11 月 9  日第 7 版。

[50]《京市电影戏剧审委会昨开第十九次会议》，《中央日报》1931 年 5 月 23  日第 8 版。

[51]《南京戏院违章，罚停演一日》，《中央日报》 1935 年 8 月 3  日第 7 版。

[52]《戏剧审查会警告福利戏院演禁剧》，《中央日报》 1936 年 6 月 20  日第 7 版。

[53]（伪）南京特别市政府：《通知全安茶社违犯娱乐场规定处以罚款》（ 1942 年 12 月 9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7（00）0009。

[54]（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关于奎光阁剧场违抗功令被罚金一百谕》（ 1943 年 10 月 22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85（00）0006。

[55]（伪）南京特别市宣传处：《为南京大戏院等私擅开演未经审准戏剧应依章处罚事致伪南京特别市剧艺公会训令》（ 1944 年 4 月 19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140091（00）0017。

[56]《扬州戏果无伤风化耶？》，《中央日报》 1929 年 8 月 16  日第 7 版。

[57]《六十年之内南京禁演扬州戏》，《中央日报》 1937 年 5 月 13  日第 7 版。

[58]大萝卜：《首都扬州戏决于六月底禁演，陆雪霞驳呈市府拟援评剧例公演》，《戏世界》 1937 年 6 月 21  日第 2 版。

[59]《戏剧审查会禁演蹦蹦戏》，《中央日报》 1937 年 6 月 27  日第 7 版。

[60]《飞龙阁被罚停演又吃官司》，《中央日报》 1932 年 10 月 17  日第 7 版。

[61]南京市政府社会局：《为通知秦淮戏院转知演员唱词演出不得有伤风化及市民举报等件》（ 1947 年 3 月 29日 -4 月 30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0031802（00）0050。

[62]《京市电影戏剧审委会昨开第十九次会议》，《中央日报》1931 年 5 月 23  日第 8 版。

[63]《戏剧审查会罚明星戏院违章，决议禁演双包案》，《中央日报》1934 年 1 月 28  日第 7 版。

[64]夏焕章：《最新南京指南》，金陵图书馆 1933 年版，第 182-183 页。

[65]莫高：《武林调》，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11 页。

[66]《禁演扬州小戏，电影戏剧审委会议决》，《中央日报》1931 年 5 月 1  日第 8 版。

[67]《禁演杭州小戏》，《中央日报》1931 年 6 月 25  日第 7 版。

[68]《戏剧审委会审查会议，议决案五件》，《中央日报》1931 年 8 月 16  日第 8 版。

[69]《取缔武林班，规定办法五项》，《中央日报》1931 年 9 月 18  日第 8 版。

[70]《美化戏院表演东三省流血惨痛》，《中央日报》1931 年 10 月 25  日第 8 版。

[71]《禁止朦演扬州戏》，《中央日报》1937 年 5 月 8  日第 7 版；《下月一日起禁演古装道情戏》，《中央日报》 1937 年 6 月 25  日第 7 版。

[72]（伪 ）南京特别市社会局第二科：《呈送拟定取缔不良戏剧补充办法的呈文》（ 1942 年 12 月 11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6（00）0002。

[73]《戏剧审委会昨 日决议二案》，《中央日报》1935 年 5 月 12  日第 7 版；（伪 ）南京特别市社会局第二科： 《呈送拟定取缔不良戏剧补充办法的呈文》（ 1942 年 12 月 11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56（00）0002。

[74]张海涛、高晶主编：《中外戏剧作品赏析》，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7 页。

[75]李玉茹、卢文勤整理：《贵妃醉酒京剧曲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 页。

[76]陆公：《贵妃醉酒：此剧与演者之来由》，《立言画刊》1938 年第 4 期，第 10 页。

[77]夏焕章：《最新南京指南》，第 182 页。

[78]《我对扬州戏禁演后感想：希望及于其他并彻底大扫除一下》，《影与戏》 1937 年第25 期，第 13 页。

[79]南京市政府社会局：《为通知秦淮戏院转知演员唱词演出不得有伤风化及市民举报等件》（ 1947 年 3 月 29日 -4 月 30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0031802（00）0050。

[80]《扬州戏禁演六十年》，《小日报》 1937 年 5 月 17  日第 2 版。

[81]胡海客：《扬州小曲和扬州戏》，《前线日报》 1948 年 3 月 18  日第 8 版。

[82]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简明京剧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99 页。

[83]黄钧、徐希博主编：《京剧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4 页。

[84]夏焕章：《最新南京指南》，第 182 页。

[85]南京市政府社会局：《为调整南京市电影、戏剧业票价茶资一案应遵照的令（附记录、价目表） 》（ 1947年 10 月 1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450010023（00）0029。

[86]梁冰、李毓琦：《南京市解放初期的戏曲改革工作》，庄小军、徐康英主编《风雨同舟：南京探索前进三十年（ 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 页。

[87]《广告》，《中央日报》 1949 年 4 月 22  日第 4 版。

[88]南京市政府秘书处：《新南京》，共和书局 1935 年版，第 305-308 页。

[89]袁雪芬：《难以忘却的往事》，叶炳南主编《新中国地方戏剧改革纪实》（上），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9-231 页。

[90]《大鸿楼戏茶厅广告》，《中央日报》1949 年 1 月 1  日 -7  日第 4 版。

[91]南京特别市教育局：《一年来之南京特别市教育》，第 145 页。

[92]《京市戏剧审查会昨议决，禁演诲淫各剧》，《中央日报》1931 年 9 月 13  日第 8 版。

[93]商民张信之、从云升、李学有、陶金王：《请发民乐游艺场营业许可证的文书附南京特务机关委托南京游艺戏剧公会开办该场之布告》（ 1938 年 5 月），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0020493（00）0004。

[94]傅谨：《沧海桑田：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版图巨变》，《文艺研究》2006 年第9 期。

制作：高   原

责编：李   菁

审核：吴新苗 赵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