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王老赏戏曲人物剪纸原貌作品集》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里刊发的是该书的《后记》:《中国剪纸史上的绝唱与挽歌》。希望能对读者欣赏王老赏戏曲人物剪纸提供一些启发或帮助。
王老赏在戏曲人物窗花剪纸中的社会理想和时代局限
任何人的任何作为,都与追求某种社会理想有关,自觉的或朦胧的。任何文化艺术,其终极追求都很难脱离思想层面。从这个视角观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与社会历史对话:工人用榔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农人用锄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商人用秤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军人用枪头与社会历史对话,文人用笔头与社会历史对话,作为剪纸艺术家的王老赏,则用他特制的刀头与社会历史对话。
在王老赏的劚刀(刻刀)之下,曾飞出数百幅花卉图案窗花剪纸,更走出近千个生动鲜活的戏曲窗花剪纸人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剪纸艺术人物长廊,为农家的炕头送上常年不散的戏曲。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述说着,王老赏究竟在追求什么。
趋吉避凶、祈福纳祥,是民间文化艺术歌咏的永恒主题,而谐音、象征、寓意也成为主要的表现手法。艺人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默契,王老赏的花卉类窗花创作也是如此。一般并不平铺直叙,也不一语道破,而是将物、意、情、趣巧妙地融于一体,让人在浪漫的想象中,含蓄而又优美地受到教益。窗花上的秋禾与鹌鹑,以谐音的方式完成了一幅畅想社会平安和谐的《安和图》;在《家居平安》中,花瓶与菊花的巧妙构图,又体现了他追求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岁岁平安的社会理想。
王老赏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中反映的思想和主题,要复杂一些。
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信仰问题的国度,体现在文化上,就有了后来学者们所称的“小说教”,以及因之衍生出来的“戏曲教”。可以这么说,当年中国民间拜读几大“才子书”、通俗小说和热闹观看戏剧的情形,堪比西方人捧读《圣经》的热烈情绪。然而,要做认真的清理评判,即可发现那些书中所流泻的匪气、盗气、诡气、魅气,也就是鲁迅愤然批评的“三国气、水浒气”,并非建设正常的公民社会之所需。然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淫了两千年。中国的所谓历史,也沦落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家传;而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商业巨子等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被边缘化甚至埋没了。
王老赏自然无法突破巨大传统惯性力的束缚和社会时代的局限。这并非他一人之过,不能责难他一人。他在夹缝间所做的努力,体现在从传统文化缝隙中略微显露一些积极意义,从被压迫者身上发掘具有反抗精神的闪光。
譬如三国戏中,《辕门射戟》是几乎唯一体现吕布正面形象的一出戏,以智慧化干戈为玉帛。王老赏就用张飞、刘备、吕布、纪灵四个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幕。
又如以戏曲《打渔杀家》为题材创作的两回(8幅)剪纸艺术形象,萧恩的大义凛然,桂英的桀骜不屈,丁府打手的猥琐嚣张,丁府管家的为虎作伥,各自体现得淋漓尽致。王老赏也就在这样的创作中,表达了他激浊扬清的理想,尽管也有过激之处。
再如《牧羊卷》,不过是传统小说中坏人害人夺妻、好人建功后锦衣还乡的老套故事,却也指向人性之恶的深处。王老赏的剪纸创作,通过对赵锦棠、朱春登、朱母形象的塑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人性之恶。
当然,我们也不必站在今天的角度苛求王老赏,他能做到这样,已经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