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调二黄
1949年11月9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开始了对西北地区戏曲音乐考察的行程，之后，他写成了著名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一文，发表于第二年的《人民日报》之上。那时候，他对西安地区的秦腔演出及艺术水准，称颂有加，相反对京剧却提出了相当的批评。他说，秦腔在西安一地，十分盛行，另外，“本地戏剧以外，外来的戏剧能在西北立足，也有好些种。如京剧、评剧、河南梆子、洛阳曲子、山西南路梆子，都有很多的观众。此外，还有一种汉二黄，但和湖北的汉调颇不相同，和京剧反极近似。还有一种花鼓戏，来自安徽，昔年都曾盛极一时，只在陕南尚存了。”
几十年后，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作为表演艺术大师的程砚秋，感觉实在是很敏锐了。因为，关于京剧渊源的关系，一直是纠葛于戏曲史的问题，大家各执一词，互相争扯不下。
那么，真是这样吗——汉调二黄？
厘清这个关系的，首先是朿文寿先生。我们到了安康后，第二天就如愿见到这位慕名已久的老先生。安康台李焕龙主任帮我们联系时，是用的手机短信，并打趣地说，老汉跟小年轻一样，常换电话，不知能不能联系上？几个小时后，我们见到了他。朿先生很酷，个子特高，脸色红润，笑意灿烂，脚上的旅游鞋愈显得精神十足，像刚刚从外面远游归来。一问，果然在上海深圳等地走了一圈，在孩子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朿先生以前是在汉剧团做演员，后来因为参加全省戏曲整理调查工作而留在文化部门，继续他的研究。朿先生对汉剧二黄和京剧渊源的探讨，别开一番天地，以致引起各方关注，经常性的出席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现在，他的这个观点正逐渐的被大家所接受。
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也就是汉调二黄和京剧的关系，只是那时的论证并不具体亦无更多的材料。1955年10月号的《戏剧报》上刊登过戏剧学家欧阳予倩的一篇短文，说：“我认为梆子到了襄阳，跟二黄合作得很好，已经成为一体，不能分开，也就用不着让它回到娘家去归宗。”（转引自《程砚秋戏剧文集》P577）他讲的是戏剧流传的线路，大概是梆子腔自西北流入湖北，在当地和那里的二黄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东西，而影响后来的京剧。有关京剧声腔大部分来自于西皮二黄，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欧阳先生接着就很纳闷，因为他到黄陂黄冈调查以后，很失望的说“连一点影儿也没有”。紧接着，同一时期的戏剧史家齐如山在其《回忆录》中说：“若皮黄果然产生自该两县，则该两县必然尚有相当的艺术存在，经过不到二百年，何止就一点儿也没有呢？”（引自《安康文化概览》P116）齐如山就很在意这件事，直到他碰到几个大学生，才又引起他的深思：“几个大学的学生来问我，说怎么全国风行的皮黄戏和我们家乡的土调一个味儿呢？他们都是陕西汉南人……于是我每遇到一位汉南人，总要问问他，且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说法，又问几位陕西老角，他们都说，陕西早就有二黄，……后来有几位友人到汉南去，我托他们调查，果然是野老、农夫、妇人、孺子，一张嘴都是二黄，即皮黄产生汉南，是毫无疑义的了。”
这个论证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只是以现象来推导，仅列为众多说法中的一说而存在，所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朿文寿先生后来的工作也就是围绕这个而展开。
朿先生有很多文章，我并没有读到，而且在他与我的交谈中，他这么多年的工作基本廓清了许多很有争议也很明显的几多“疑难”，但始终，我觉得他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二黄冠以汉调称汉调二黄。考汉字之出处，并非武汉之汉，而是以陕南汉水流域或历史上曾把汉中安康统称汉南道之汉当为确切。”这是他的结论，但我以为，汉水萦绕，汉调可不分省界，武汉或者说湖北之汉调该怎么解释？再进一步说，本流域与彼流域孰源孰流？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好。
若说到和京剧的直接的关系，朿先生认为徽班进京唱的调调当是“二黄”，这一点即使不是戏曲史家，也会认同的。众所周知，徽班当年是从扬州出发到北京去的，徽班所唱之腔的路线是由湖北到安徽的皮黄，那么，他们唱的应当就是皮黄腔，加之他们在扬州一地，驻足许久，定然有魏长生之影响，而据《扬州画舫录》之记载，魏长生在被驱逐出京城之后，没有回陕西，而是去的扬州，在这里掀起了一波“花部”戏曲之热潮，有一个资料是记述了徽班和魏长生班的来龙去脉，一时记不起来，暂付阙如。总之，徽班就是皮黄。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魏长生进京，唱的不是秦腔吗？怎么和二黄“ran”在一起了。二三百年来，秦腔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而我们的研究者并没有抓住，总是以一贯之，令人不满。所谓“秦腔”这个名称或“秦”与“腔”这两个字的组合，只是后来的事，最早也不过民初，似乎就是由易俗社最终定下的名称。在这之前，与此有关的称谓基本是“西秦腔”、“甘肃腔”、“琴腔”或“梆子腔”。很显然，它和二黄是有差别的，魏长生唱的很可能不是今天的秦腔。程砚秋先生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就有过认真的思考：“西北的戏剧，主要就是秦腔。提起秦腔，不由使人联想到魏长生，魏长生所唱的秦腔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曾见过，但从《燕兰小谱》一类的书上看来，可以断定其唱法是很低柔的。”
设若四川人魏长生唱关中话的秦腔，本身就很费解，而假若他是唱低柔淫靡的二黄，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当年魏三儿就是因为唱这些“淫词靡调”（花部是被冠以淫曲）而被驱逐出北京。汉南道的安康汉中两地，在语音系统上，属于西南官话区域，尤其安康紫阳县，更接近于四川。据老艺人回忆，二黄的根源地和流布中心地就在紫阳的蒿坪镇，那里一个东明寺乐楼上还保存有乾隆二年（1737）一个二黄班子“乾胜班”破台演出的壁题记录。由于时间紧张，我们没有去紫阳，但我问过他们有关人士，说这个作为文物是在的。程先生的感觉真实敏锐极了，他引证说：“现在的秦腔，唱起来却很粗豪，似乎不是当年魏长生所演的一类。起初我还只是这样的猜想，后来无意中在残破的梨园庙里发现了几块古刻，从上面所载的文字中，得到了一些证明材料。这个在中国戏剧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发现。（陕西）汉二黄，与湖北汉调颇不相同，和京剧反极近似。”
说到这里，作为陕西人，还是蛮伤心的。1983年，中国艺术研究所编辑的《戏曲研究》第十辑，潘仲甫先生就详尽论述了魏长生所唱的“低柔之腔”并非陕西之秦腔（见该辑《清乾嘉时期京师“秦腔”初探》一文），像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有谁可以拿出新的证据来反驳？而且程文提到的那几块碑文，也没有人提到过——我是说，在陕西人所写的有关秦腔考证文章里。作为陕西人，朿先生终于把这件事情说的差不多了，而我们也很想见上几位唱二黄的老艺术家。因为他们带我去见的，是安康汉剧团的，在国家体制之下，而不是乡野，所以你得尊称为“艺术家”，不像农民，他们可从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称谓。这样说，有些不敬了，但真正的艺术家在乎这些吗？我见到的龚敬荣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沿汉江边，有一条巷子叫鲁班巷，老人的家就在这里，刚刚下过些毛毛雨，地面湿滑，踩着几块深陷到泥土里的青石板，朿先生老远地就喊：“小龚。”
老先生的一只手腕被炸掉了，另一只手也是五指不全，都是因为在30多年前，剧团演出现代戏《平原游击队》之类的新编剧时，他实验炸药作为音响而出了一次事故，从那以后手腕残疾，就再也登不成舞台演戏了。现在，退休在家，除了自唱自乐以外，他画脸谱。凭着记忆，追述更早期的脸谱，画了一大沓让我们看。看过了他那两只手，你就可以想象他绘画的艰难，他甚至都用上嘴了，用嘴叼着笔，坚强的画。他的一只眼睛，也患上了白内障，但老人实在是乐天派，和朿文寿不住地打趣说笑。他给我讲述我的经历时，并不停地唱起来，和我同来的安康女作家杜文娟，就很受感染。
不时，他的孙女进来给我们倒茶，说：“我爷都快成名人了。”
我说：“你爷就是名人，将会不停的面对采访。”
其孙女说：“老了老了，可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