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牍”徽州 | 第三十一期 徽州戏曲:宗祠乡野间的艺术回响

徽州，这片深受农耕文明滋养的土地，曾孕育出繁荣的戏曲文化，强大的宗族纽带与富甲一方的徽商财力，共同支撑起频繁而盛大的演剧活动。从明万历年间三十六台对擂的盛况，到遍布乡野的精巧古戏台，再到劝善扬孝的目连戏，徽州戏曲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成为地域文化、宗法伦理与民间生活的生动缩影。

清光绪二十六年《胡敏升抄录工尺谱及戏曲》（黄山市档案馆馆藏）

壹

宗祠里的繁华

——徽州古戏台

徽州演剧之风兴盛，催生了众多专供演出的精美戏台，其中，祁门县新安乡、闪里镇一带遗存最为集中。这些戏台并非孤立建筑，而是巧妙融入宗祠整体之中，外观浑然一体，唯高耸错落的马头墙彰显鲜明的徽派印记。步入内部，方见戏台位于祠堂前部，与享堂遥遥相对。

建于清同治年间的祁门珠林村“余庆堂”古戏台，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赵氏宗祠的一部分，人们出入祠堂须从低矮的台板下躬身而行。这一独特设计，既维系着宗族血缘认同，亦暗喻宗族威严。余庆堂装饰华美，人物、花鸟、戏文图案布满台檐，其藻井式天花设计精妙，不仅雕刻独特，更具绝佳的传声共鸣效果，堪称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些古戏台，正是徽州宗族社会与戏曲艺术共生共荣的鲜活见证。

贰

声腔里的韵味

——“徽州腔”与演剧盛况

回响于徽州古戏台上的，主要是独具特色的徽戏，其核心在于别具一格的“徽州腔”。它扎根本土，以方言演唱，以鼓击节，锣鼓伴奏，音调高亢激越。其最大特色在于“加滚”——为使文雅难懂的唱词更通俗易懂，艺人们在演唱中加入押韵对仗的短句进行解释，并以“流水板”的节奏快速演唱。这种“滚腔”使唱腔更富韵律、易于传播，让徽戏在明末风靡全国，被誉为“时兴淡调”。

徽州戏曲的繁荣，徽商功不可没。与同时期雄踞商界的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以巨大商业利润滋养出灿烂的徽州文化。他们蓄养的家班常演名剧，并带班回乡，深刻影响了本土戏曲发展，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戏折、戏目、曲目、曲谱等珍贵资料。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宗八十大寿，众多徽班进京祝寿，轰动一时。至嘉庆末年，安徽进京徽班合并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雄霸京都剧坛，盛极一时。此后，程长庚在徽汉合流基础上，博采京腔、秦腔、昆剧等精华，最终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形成。

叁

乡野间的劝善

——目连戏的扎根与传承

在众多徽州戏曲形式中，目连戏以其深厚的民间根基与鲜明的教化功能，成为最具地域特色的代表。该戏源自唐代流传的“目连救母”故事，明代祁门人郑之珍在此基础上改编创作《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使其情节更为完整、传播更为广泛。戏文核心凝练为“孝”与“善”，围绕扬善惩恶展开，内容通俗易懂，因而迅速在徽州及周边地区扎根流传。祁门栗木村、歙县韶坑村等地均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目连戏班，民间素有“出在环砂，编在清溪，打在栗木”之说——意指目连救母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环砂，剧本由清溪人郑之珍编纂，而“打”则指演出目连戏（当地称演目连为“打目连”），以栗木村的表演最为著称。

目连戏演出常与庙会、祭祀等活动结合，规模宏大，耗费不菲，故有“一年目连三年熟”（意指需三年丰收积蓄方能承担一次演出）之说。演出时间长短不一，从三天三夜到七天七夜不等，常需两个戏班轮替，夜班通宵达旦演唱，称为“两头红”。演出规矩严谨：班社每到一村必先举行特定仪式，祈求演出顺利；村民则户户门贴特定字样，以示庄重；化妆称为“开彩”，仅用黑、白、红三色，且必由丑角首先开笔。演出后，村民拓取演员油彩脸谱做成香袋以求平安的习俗，体现目连戏与百姓生活的紧密相连及其强大的精神慰藉功能。

尽管班规严格，栗木村的老艺人仍重新组织班社，带着年轻一代在农闲时习唱，使这古老的劝善之声得以延续。

肆

回响中的余韵

——习俗、衰落与文化印记

徽州戏曲深深融入社会肌理，催生了独特的习俗，其中“罚戏”尤为特色。凡违反乡规民约，常被责令“罚戏一台”，这在祁门桃源村《陈氏宗谱》、祁门滩下村“禁碑”及环砂村“永禁碑”上均有明文记载，成为乡村自治与道德约束的特殊形式。此外，戏曲刊刻、楹联抄本、相关诗词，乃至融入木雕、石雕、砖雕的戏曲图案，共同构成了徽州独特的戏曲文化现象。

随着京剧兴起、徽商衰落及社会变迁，徽州本土徽戏班社逐渐凋零，曾经喧嚣的古戏台归于沉寂。如今，唯有戏台斑驳墙壁上残留的剧目记录——如坑口村古戏台光绪二年老双红班上演《天仙配》等字样，成为追寻往昔盛况的零星线索。

徽州戏曲的兴衰轨迹，深刻植根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宗族伦理与商业文明。它不仅是重要的娱乐形式，更通过剧本创作、表演风格与组织模式，生动映射并有力塑造了徽州的地域文化精神。那些静默的古戏台、泛黄的老唱本及代代相传的民俗规制，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遗存。作为地域文化瑰宝，徽州戏曲无声承载着徽州宗族社会的伦理秩序、民间智慧与百姓生活的集体记忆，成为这片土地深厚历史积淀与独特人文精神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