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闻】七夕:戏曲里的婚恋故事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几句诗，被清代戏曲家洪昇敷演成了《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红楼梦》中元春省亲时所点的“乞巧”，说的便是这一出。时值七夕，杨贵妃在长生殿中向织女星乞巧，唐明皇悄然而至。一个帝王，一个妃子，对着牛郎、织女星许下“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的誓言……《长生殿》之所以令人动容，恰是因为它以清丽的曲辞描摹了一份超越身份、生死弥坚的精诚至情。

由此说开去，从帝王后妃、才子佳人乃至神仙志怪，戏曲中的婚恋故事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所谓“传奇十部九相思”，千百年来观众何以对此百看不厌？究其原因，不仅仅是跌宕起伏的情节引人嬉笑怒骂、荡气回肠，更在于其中蕴藏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品格、价值主张以及情感共鸣。

越剧《西厢记》剧照 资料图片

晋剧《烂柯山下》剧照 资料图片

昆曲《长生殿》剧照 资料图片

奇事奇情，满足“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普遍期待

“尚奇”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审美传统，其在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中尤为鲜明。唐代短篇小说名曰“传奇”，宋元戏文发展至明清亦称“传奇”。新奇的故事总是受欢迎的，于是剧作家们搜奇志异，用生花妙笔让奇事变成好戏。

那何为戏曲观众爱看的奇事呢？让我们从一个典型的例子——《西厢记》中寻找答案。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讲述的本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张生在普救寺中搭救了远亲崔家，并与表妹崔莺莺相恋。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抛弃莺莺。最终莺莺另嫁，张生求见被拒。《莺莺传》虽然情节曲折，但其中的张生形象实在不算讨喜，悲剧收场的结局更是令人遗憾。不过，这个故事里有太多动人的元素了：待月西厢、情词相和、逾墙私会、红娘传书……于是到了元杂剧作家王实甫手中，他保留了故事骨架和核心情节，却将结局彻底翻转，成就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千古名篇。王实甫的《西厢记》之所以成功，正在于他一举击中了观众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普遍期待。

由此可见，戏曲里的婚恋故事不唯在于曲折离奇的情节，更在于其传递出的真挚美好的情感。明代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便是对这种“缘情而奇”审美倾向的回应。汤显祖在读唐代蒋防《霍小玉传》时，感喟“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衫客能作无名豪”的奇事，先作《紫箫记》，后又删润成《紫钗记》，一改原作负心别婚的悲愤基调，取而代之的是“剑合钗圆”的圆满收场。尤其剧中突出塑造了一位婚恋帮手——黄衫客的形象，他以天下第一情场豪侠的姿态亮相，在霍小玉与李益的婚恋经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亚于《西厢记》中的红娘。

到了清代，洪昇也正是惊奇于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故而历时十年、三易其稿，写出了传世名作《长生殿》。众所周知，杨玉环在马嵬坡便香消玉殒，洪昇也苦于如何才能“曲终奏雅大团圆”。他极富创意地安排织女这位李、杨爱情盟誓的见证者，帮助二人在仙界重圆：“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因此上感天孙为他方便。”或许在洪昇看来，与牛郎隔河相望、一年一会的织女，是最能够共情这对有情人的吧！

概言之，戏曲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婚恋故事，既要具有“无奇不传”的戏剧张力，也要满足观众对于“曲终奏雅”的团圆期待。以事之奇，彰情之至。于是就不难理解，人间不能成为眷属的那对有情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戏台上也要让他们化作双飞的蝴蝶，永不分离。

寓教于戏，自然传递真善美

有道是“要知今事通古事，欲晓世情看戏情”，在漫长的历史中，戏台是普通百姓最重要的“学堂”。尤其是婚恋家庭戏，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台上演什么、怎么演，都会在不经意间影响台下观众的是非观念。正因如此，历代有志于风教的剧作家们，常通过创作婚恋故事来劝惩世人、教化人心。如前文所提的《长生殿》，洪昇在歌颂帝妃旷世奇情的同时，也有着“乐极哀来，垂戒来世”的劝诫意义。

寻常百姓的故事更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评价《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便是看中了其深远的教化作用。《琵琶记》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戏曲家高则诚，他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初衷，将原本“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负心戏，改写成了温柔敦厚的婚姻伦理剧：一面描绘蔡伯喈的“仕途”，他刚新婚两月，便在父亲的逼迫下上京赴考，得中状元后又被迫入赘相府，虽享荣华却思亲难安，时刻经受着忠与孝的良知拷问；另一面是赵五娘的“穷途”，在家乡遭遇连年灾荒时，她独自赡养公婆，仅有的粮食留给二老，自己吃糠充饥，公婆去世后更是卖发葬亲，成为一个尽善尽孝的道德榜样。《琵琶记》自问世以来便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赵五娘这一形象，在民间有着深远影响。明清时期昆曲折子戏盛行，即便是在贺喜庆寿的场合，演出《琵琶记》也首选“食糠”“卖发”等彰显赵五娘孝道的核心出目。一直到今天，江淮地区还流传着一句颇有意味的歇后语：“赵五娘上京邦——穷话万担。”这说的是在淮剧《赵五娘》中，赵五娘上京寻到丈夫后，以长达一百八十句的“老自由调”叙述别后家乡遭遇的种种光景，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使观众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更为赵五娘的坚韧顽强、孝顺善良所打动。

由此可见，戏曲里的教化从不是简单说教，好的婚恋戏通常是在演绎传奇故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传递出真善美的力量。不光是如《琵琶记》这样的现实题材，即便是天马行空的神话故事亦是如此。《柳毅传书》便是一例。其出自唐代李朝威所作传奇《柳毅传》，原作本就充满奇崛色彩：书生柳毅路遇婚姻不幸的龙女，千里传书救其脱困。龙族酬恩欲嫁龙女，柳毅本无私心，坚辞不受。直到历经几番周折后，二人终成良缘。小说塑造了柳毅侠义磊落的君子形象，在后世的戏曲改编中，这一形象愈发饱满。试看越剧电影《柳毅传书》，泾河岸边柳毅听闻龙女的遭遇后，慨然而道：“燃眉之急须相济，救人何惜行万里。”在富丽的龙宫柳毅清醒自持，他不仅拒绝了奇珍异宝，还拒绝了龙族的许婚。湖滨惜别时，龙女以“比目鱼”“相思草”等双关语婉转试探，柳毅则以“施恩图报非君子，大义当前不可违”坦然辞别。就这样，观众跟随柳毅经历的一程又一程奇遇，在优美的唱腔与身段中，感受到了两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在多情与重义之间的真实挣扎，从而不知不觉便接受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秀才仗义解倒悬，龙女化身成美眷。”故事的最后，龙女化身渔家女，与柳毅在人间百年好合。如果说柳毅仗义传书是“义”，拒婚龙女是“礼”，那么龙女知恩图报、温婉坚贞，又何尝不是“德”的化身？观众也在情义双全的圆满快慰中，欣然接受了这些美好的品德。

古曲新声，回响着每代人的婚恋观

明代思想家李卓吾在评点《西厢记》时有一段独到的见解：真正的创作者通常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往往胸中有许多不吐不快之事，于是借由创作“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元杂剧中的婚恋故事，最能体现这一点。

元代文人失去了唐宋时期青云有路的意气风发，取而代之的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的落魄与苦闷。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平常的吕蒙正的婚恋故事里，藏着当时文人的集体心声。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元曲大家，不约而同地在吕蒙正的曲折际遇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以王实甫为例，他在《破窑记》中虚构出一位多情的富家女刘月娥，设计了她在彩楼上抛球择婿，选中穷秀才吕蒙正，更甘愿为他放弃优越的生活苦守破瓦寒窑。在刘月娥看来，“学剑攻书郎，有一日开选场，半间书舍换作都堂”。细细品读，这分明是落魄文人借女子之口道出的心中愿景。直到清代花部戏《王宝钏》，依然延续并发展着这一婚恋故事中的“寒窑”母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戏曲里还随处可见这样的婚恋桥段：“才子佳人相见欢，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且不谈失意的才子们，用这些故事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巢穴，就说看戏的观众，谁不曾幻想过自己正是那个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谁不曾渴望在低谷时有人慧眼识珠、伸出援手？

这种曲笔言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古老的婚恋故事更在与时代的碰撞中常演常新。《汉书》中记载有一则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元杂剧《渔樵记》演绎这一典故，表达的是元代文人对发迹变泰的渴望。到了明传奇《烂柯山》，将故事的重心转移到了《逼休》《痴梦》《泼水》等出目，强化朱买臣妻嫌贫另嫁、最终自吞苦果的形象，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训与惩戒。到了当代，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持续发生着变化，于是不少剧种都对这一故事进行了改编，各自翻出了新意：越剧《风雪渔樵》巧妙地将“覆水难收”的困局化为“覆水成雪”的意象，令一个关于抛弃与背叛的故事，变成了对女性在婚姻中价值迷失的探讨，追问妻子牺牲自我成就丈夫的合理性；晋剧《烂柯山下》脱下了道德批判的外衣，直观地展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窘境，探讨一段婚姻中物质现实和情感需求孰轻孰重；被誉为“小剧场京剧开山之作”的《马前泼水》，从女性视角解构故事，在倒叙与闪回中剖析一段婚姻如何走向破裂……这些作品改编的意义，远不止于翻案或颠覆，而是借由“朱买臣休妻”这樽古酒展开时代对话，反思当下婚恋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与可能出路。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七夕之夜古人仰望星空，将牵牛、织女二星辰想象成男耕女织的夫妇，许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牛郎织女一年一会，而戏曲舞台上的婚恋故事，将这份期盼化作了永恒的守望。它们凝练着尚奇求圆的审美意趣，承载着至善至美的道德风尚，回响着生生不息的情感共鸣。“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就让我们在一出出婚恋好戏中，品味这份独特的中式浪漫吧！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