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在当代戏剧舞台上焕发出多元活力的特征,这与莎剧“经典改写”的纷纷涌现有关。关于莎剧的当代改写现象,赵建新教授关注到其注入现代视角与现代手段这一特点。首先,他以《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已死》(其“源文本"为《哈姆雷特》)为例展开详细阐释,在戏剧结构方面,该剧以平行结构重构原著:一条线索保留了原剧叙事;另一线索则将两个配角升为主角,赋予了大段对白,并讨论自己在莎翁剧本中的命运。此种戏剧结构的重构致使该剧形成“既超脱于剧本,又受制于他们在原剧中的既定命运”的特点。在艺术手法方面,改写版本运用了互文手法与戏中戏手法。其通过互文手法赋予角色以生命自觉,使其在荒诞中映照出个体生命在面对历史虚无时的无奈之感。戏中戏手法则打破了舞台幻觉,产生了间离效果,让观众在笑声中品味命运的残酷。其次,北京人艺也改写过《哈姆雷特》,该剧呈现出从“叫我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向“别叫我哈姆雷特”的颠覆性之间的转化,尽享张力。再次,赵教授又举《李尔王》的当代改写为例,对吴兴国创作的《李尔在此》进行个案阐释,该剧融合了京剧、昆曲,由一人分饰李尔王、弄人及三女等七角,此剧的特点在于,它舍弃了情节复现,转而挖掘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注入了七情六欲,通过多重手法来重构经典。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当代改写都呈现出现代视角,或颠覆原著叙事,或以跨文化方式来重塑人物,力求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从而拓展莎剧的当代意义。
在第二部分中,赵建新教授主要结合相关案例来剖析“经典改写”的美学实质。首先,赵教授结合莎士比亚剧本的“经典改写”等案例,总结“源文本”与“再写文本”之间的“改写”关系。二者在故事题材有一定的趋同性。不过,“再写文本”在情节结构(即改编叙事方式,再构戏剧情节)、人物形象(即颠覆既有形象、打开边缘视角)、主题立意(即解构经典主题、注重文本的当代阐释)等方面有所不同。其次,赵教授辨析了“经典改写”与“经典改编”的异同。二者在故事题材方面存在高度同质化特点。区别之处在于,“经典改编”主要是对主题立意、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补充与丰富;“经典改写”则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走近/进经典文本与历史,它试图挑战与超越“源文本”,以抵达“被解放的创作空间”,从而在主题驱动、叙事特征、文化内涵等方面呈现出独立与独特的文类特征。再次,赵教授将“经典改写”的美学实质概括为衍生性、修正性、互文性、创造性四点,并结合相关例子加以详细阐释。
昆剧《白罗衫》是当代戏曲经典现代化改写的典型代表。传统版本以因果报应、劝善戒恶为主要基调,人物善恶分明、形象扁平,突出“大义灭亲”的传统伦理,回避复杂人性与情感冲突,结局趋于套路化大团圆,人文层次较为单一。当代创作者以现代人文视角对剧目进行重构,形成两版具有代表性的新编作品。1988年张弘省昆版新增《诘父》一折,打破圆满结局,描写徐继祖在法理正义与十八年养育恩情之间的伦理挣扎,凸显人性矛盾与命运无奈,赋予剧目浓厚的现代悲剧色彩。2016年张淑香苏昆版增设《应试》场次,补充人物成长经历,合理化人物动机,并优化《堂审》收尾,弱化刚性法理审判,突出亲情温度与人情维度。两版改编均摆脱传统善恶说教,实现由“大义灭亲”到重视人情人性的价值转向,成功完成传统经典的现代创新转化。
当代戏曲经典改写已形成成熟且多元的创作体系,其核心是在保留原剧主干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增补情节、转换视角、重塑人物、更新主题的“文本置移”方式,打破传统伦理桎梏,让传统剧中的边缘人物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实现传统题材的当代价值重塑。其中,徐棻《烂柯山下》重新解读《烂柯山》故事,不再片面否定崔氏,客观呈现其婚姻付出,双向审视人物缺陷,以人道主义视角反思人性通病。柳子戏《老青天》取材传统包公戏,提炼支线情节、精简叙事,将正统正剧改编为轻松鲜活的民间喜剧。在“庄周试妻”题材改写中,传统《大劈棺》秉持单一封建视角评判女性,而徐棻《田姐与庄周》以悲剧形式揭示礼教对人性的压制与个体精神困境,罗周《蝴蝶梦》以喜剧反转叙事,塑造独立聪慧的女性形象,传递平等互尊的现代婚恋理念,实现传统题材的人文升级。
戏曲经典改写与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存在本质区别,传统改编以保留、修补原有内容为主,难以适应当代创作语境,而现代经典改写通过重构叙事、重塑人物、更新立意,赋予传统剧目全新的现代艺术品格。传统戏曲伦理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当代改写主要从叙事形式与思想内涵两个维度激活古典题材,在保留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重构人文内核,突出个体情感、人性复杂与多元价值。戏曲现代性的核心,落脚于对人物内心世界与现实处境的深度挖掘。我国传统戏曲资源丰厚、创作空间巨大,经典改写有效释放传统剧目的艺术活力,是推动戏曲现代转型、实现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能够伴随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持续孕育新时代戏曲经典。
授课结束后,学员们围绕讲座内容与赵建新教授展开交流互动。学员宋妍就近期某些新编戏因追求形式创新而引发的争议,以及当代戏曲实践中“谁有资格创新”的困惑,向赵教授集中请教。赵教授耐心解答,指出艺术史上从未有过“先完整继承、再开始创新”的既定程序,以资格论框定创新,既不符合艺术生长规律,也会切断戏曲与当代观众情感沟通的通道。他强调,传承与创新绝非先后次序,而是一体两面、并行不悖的共生关系。最好的戏曲生态,应是如柯军所言,“考古队”与“探险队”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前者以严谨态度发掘与保存传统的文化基因与历史信息,后者以探索精神走向前人未至之境,尝试承载当代人的情感与思考。针对年轻创作者的实验性实践,赵教授认为,不应以大师的标准苛求起步者,小剧场戏曲的探索同样珍贵,其价值在于为剧种开拓新的可能。现场讨论深入,气氛热烈,本次课程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