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肇庆籍导演张问初的无限流短剧《ENEMY》在全网爆火。该剧以一对现实中互为“敌人”的男女主角被卷入无限流世界被迫组队打怪为叙事框架，在闯关式结构中不断追问“敌人”究竟是谁。在对抗的过程中，最终揭开了两个戏曲装扮的“boss”的真实来历：陈巷口和陈桥生是在戏班长大的青梅竹马，从小听着戏曲《双烈记》的故事长大。长大后，两人渐生情愫，因二人在台上搭档默契，故人称“梨园双星”。民国二十六年冬，日军侵袭，他们两人放弃逃生机会，在当晚宴席毒杀日军，自己也与日军同归于尽并自焚。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短剧八集中，抖音单集播放量最高的就是《梨园双星》一集，播放量高达1316.3万。而那张穿着戏曲服装、口吐鲜血、双双赴死的剧照，也成为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博主争相模仿的“名场面”。作为抗日题材，战争年代伶人不由自主的一生，以及在家国大义面前慷慨赴死的决绝，共同营造了中式美学的凄美氛围。这部短剧没有生硬的主流文化说教，而是用无限流的剧情结构、前期微恐怖的戏曲扮相、民国名伶的一段悲壮往事，引发了全网对家国情怀、中式美学和传统文化表达的讨论。
戏曲，作为《ENEMY》的点睛之笔，并不是第一次以“悲剧”的外壳出现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事实上，如果认真回溯以往的大众文化记忆，会发现许多“出圈”的戏曲叙事都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伶人的命运、戏台的规矩、时代的压迫、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常常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悲剧美学。
一、大众文化中戏曲叙事的悲剧形态呈现
大众文化语境下戏曲叙事的悲剧美学，是指各类大众文艺以戏曲行业、舞台意象、伶人形象、戏曲艺术精神为叙事载体，结合现代大众审美，构建出的兼具个体痛感、艺术悲情与时代反思的现代悲剧审美体系。大众文化中戏曲叙事的悲剧形态是多样的。首先，一些作品通过书写戏曲演员个体的宿命悲剧，表现悲情人生中人与“戏”中角色的双向捆绑。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电影《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和毕飞宇小说《青衣》里的筱燕秋。
在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是一个极端纯粹的“戏痴”。他在戏外破碎的人生，只能在戏中得到某种弥补：戏外是出身卑微、身不由己的小豆子，戏中是万人追捧、风华绝代的虞姬；戏外与师兄只能守师兄弟之礼，戏里却可以与“霸王”生死相依。程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极致完美主义，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中伶人形象的重要审美滤镜。毕飞宇的《青衣》也塑造了一个戏人合一的女性形象：筱燕秋。她对《奔月》中的嫦娥有近乎执念的认同，几十年如一日地打磨角色，直到年华老去、舞台中心转移，她仍然难以接受自己从“角色本身”退回“普通演员”的现实。她的悲剧不是单纯的失意，而是艺术理想、身体衰老、女性处境与现实秩序多重挤压后的精神失衡。
其次，是艺术坚守与世俗现实错位的悲剧。在小说《鬓边不是海棠红》中，商细蕊一生以戏为命，摒弃世俗功利，坚守京剧正统风骨，在行业倾轧、权贵胁迫、战乱流离中始终不肯妥协媚俗，这也造就了人物悲情的底色。在小说《青衣》中，筱燕秋面对圈内的浮躁功利，面对年华老去后徒弟急于登台的残酷现实，最终把对艺术纯度的追求推向了自我消耗。在长篇小说《主角》中，作者以忆秦娥数十年的戏曲人生叙事，串联秦腔艺术的时代兴衰，写出了极致艺术追求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个人可以把一生献给舞台，但并不会因此停住时代更替的脚步。
还有一些作品诠释了梨园规则与人性困境的博弈。如香港电影《虎度门》以粤剧行业为叙事背景，聚焦戏曲舞台背后的人情纠葛和生存妥协，通过名伶冷剑心在职业规矩、世俗生活、自我价值之间的两难取舍，反映群体性的梨园生存困境，丰富了戏曲叙事的现实悲情维度。
随着新的传播媒介出现，这种戏曲叙事的悲剧性表达又呈现出碎片化、轻量化的特点。抖音短剧《ENEMY》摒弃传统戏曲叙事的完整铺陈，以戏曲服饰、身段、唱腔、戏台留白为核心叙事符号，融合现代氛围感镜头，打造出轻量化、碎片化的新式戏曲悲剧：比如整部作品最高潮都集中在梨园双星自杀的凄美画面上，以极致的凄美传达了年轻人视野中的家国情怀。除此之外，许多融合戏曲元素的流行音乐也采用轻量化的悲剧叙事，如《赤伶》借伶人殉国故事激活“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感记忆；《牵丝戏》借傀儡、戏台、命运操控等意象表达情感与身份的被动处境；《武家坡2021》借用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表达人物对命运不公的感叹与愧疚。这些作品不一定完整讲述戏曲故事，却能通过戏腔、唱词、典型人物等迅速制造情绪入口，使戏曲悲剧美学在短视频时代获得新的传播速度。
二、大众文化下戏曲叙事悲剧美学的生成逻辑与审美价值
大众文化中戏曲叙事悲剧美学的形成，首先来自戏曲题材自身的结构张力。戏曲天然包含“台上”与“台下”；“角色”与“自我”；“程式”与“真情”之间的对照关系。演员一旦进入角色，便需要以“四功五法”表现复杂多样的人生情感。而当这种舞台经验被移植到影视、小说、短剧或流行音乐中，创作者很自然地以人物的现实命运与其所扮演的角色互相映照，由此吸引读者或观众。程蝶衣之所以令人难忘，正是因为虞姬的命运与他的自我认同互相影响；《ENEMY》中梨园双星的赴死也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登台唱戏”不再只是表演，而成为以艺术形式完成最后抵抗的生命仪式。
其次，它是戏曲历史侧影的真实反映。在传统社会中，伶人长期处于社会评价的边缘位置，但他们又承担着保存唱腔、剧目、礼俗与民族审美经验的文化功能。正因如此，当戏曲叙事进入战争、动荡、行业衰落等历史语境时，伶人的命运常常具有强烈反差：他们看似是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却可能在关键时刻以艺术和身体守住尊严。《ENEMY》的民国梨园篇正是抓住了这种反差：戏台本来是供人娱乐的空间，但在日寇压迫之下，它变成了抵抗、审判和牺牲的现场。观众看到的不是单纯的“唱戏”，而是文化尊严在极端处境中的一次“亮相”。而这样的义举在历史上并不难寻，如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为了抗争而“蓄须明志”。
再次，它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有关。今天的大众传播环境节奏很快，观众往往通过强烈视觉符号和高密度情绪迅速进入故事。戏曲本身具有鲜明的感官辨识度：水袖、脸谱、头面、戏台、锣鼓、唱腔，都能在极短时间内触动观众的感官建立风格感。短剧《ENEMY》把这种传统符号与无限流、微恐怖、反转叙事结合起来，使年轻观众先被“氛围”吸引，再被人物命运和家国情怀打动。换言之，当代观众并非只接受轻松娱乐，也渴望在快节奏媒介中获得一种具有仪式感、宿命感和文化归属感的审美体验。《ENEMY》中的戏曲悲剧叙事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
从审美价值看，戏曲悲剧叙事首先具有深刻的人性反思意义。悲剧并不是为了让观众沉溺于伤感，而是通过极端处境照见人的选择：程蝶衣选择把一生交给戏“虞姬”；筱燕秋选择与“嫦娥”共沉浮；商细蕊选择守住梨园风骨；《ENEMY》中的梨园双星则在生死关头选择以身殉国。不同人物的选择各有复杂性，却都把人性中的执着、尊严、牺牲和自我认同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有了自我关照的可能性。
其次，它具有文化反思价值。戏曲在大众文化中的每一次“出圈”，都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如何进入当代生活。如果只是把戏曲当作复古标签，它很快会变成短暂的流量符号；但如果作品能够理解戏曲背后的行业伦理、审美方式和精神指向，戏曲就能成为打开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ENEMY》的意义正在于，它让不少年轻观众重新注意到戏曲服饰、唱腔的时尚潜力，以及梨园人的精神力量。
最后，它也带来审美表达上的突破。过去大众文化中的戏曲叙事往往依赖长篇电影、电视剧或小说来完成，而短剧、短视频和流行音乐则证明，戏曲元素也可以在更轻量、更碎片化的媒介形态中被重新拼凑传播。只要创作者不把戏曲简化为表面装饰，戏曲就不只是传统文化的“背景板”，而可以成为现代叙事的情感发动机、视觉辨识点和价值承载物。
三、当代戏曲悲剧叙事的反思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戏曲悲剧叙事也存在明显局限。首先我们要警惕叙事同质化问题。许多作品一写戏曲，就容易走向“天才伶人—命运压迫—情感错位—舞台殉身”的固定模式；一写悲剧，就习惯使用战乱、牺牲、误解、殉情等刺激性情节。这样的叙事容易在短时间内制造情感冲突，却也可能让不同作品之间越来越相似。久而久之，观众记住的只是“红衣、戏台、血色、赴死”等高识别度画面，而不是具体人物的精神表达。
其次是悲剧符号化消费的问题。在短视频、短剧、流行音乐传播中，我们要避免戏曲元素被压缩成几种最容易传播的符号：浓烈妆容、诡谲音乐、空旷戏台、凄美唱腔、衰败结局。这些符号确实能制造“丧”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力，但如果创作者缺乏对具体剧种、行当、唱腔和戏曲史的理解，戏曲就会被简化成“氛围工具”。如这次短剧《ENEMY》中虽然使用了戏曲《双烈传》作为梨园双星的保留剧目，但是却偷换了主要情节，原戏曲《双烈记》讲述了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与巾帼英雄梁红玉夫妇的故事，但短剧中却换成了“明朝边关某城，守将陆将军和顾夫人为抵御十万敌军”的故事。这种细节上的偏差，很有可能造成观众只是看到了戏曲的“壳”，对于戏曲的经典剧目和文化仍然疏离。
此外，当代戏曲悲剧叙事还存在现实关照不足的问题。许多作品热衷于书写民国梨园、乱世名伶和古典悲情，却较少关注今天戏曲从业者的真实处境，例如院团转型、青年演员培养、观众断层、剧种保护与市场传播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不能只停留在怀旧和祭奠之中，也需要面对当代戏曲如何继续生活、如何继续被观看、如何继续与年轻人建立关系。只有把历史悲情、艺术规律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戏曲叙事才可能获得更深的生命力。
结语
短剧《ENEMY》的走红说明，戏曲并没有离开大众文化，只是需要被重新发现、重新组织、重新讲述。它以无限流短剧的形式，把戏曲意象、抗战记忆、人物牺牲和中式悲剧美学放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中，让年轻观众在熟悉的短视频媒介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对于当代创作者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戏曲表达，是要理解戏曲为何能承载悲剧、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人的情感结构。只有在尊重戏曲本体、尊重历史、尊重人物的基础上，戏曲悲剧美学才能从一时“出圈”的名场面，走向更持久、更深层的文化共鸣。
（作者系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排版 | 静珊
审校 | 文慧
审核 | 杨迪
审定 | 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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