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临水背依山，忆在江南烟雨间。”清代诗人钱南园的这联名句，描摹的是滇南小城通海的秀丽风光。自唐南诏时开设“通海城路”、置通海郡，这座小城建城至今已有1270余年历史。2021年，通海县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然而，山川形胜与古老建城史仅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外在表征，真正浸润于其肌理与血脉之中的，乃是地方社会长期积淀的人文精神与艺术气质。通海民间素有“戏窝子”之称，这一鲜活的地方称谓，恰为我们窥探其深厚文化底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入口。这座同时享有“礼乐名邦”美誉的古城，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戏曲为经脉，以音乐为魂魄，将军事重镇的雄浑、商贸往来的喧嚣与文人雅士的清雅融为一炉，铸就了独属于通海的文化密码。从乡土社会的“戏窝子”到官方认可的“礼乐名邦”，这一称谓变迁本身便蕴含着戏曲文化从民间底层的自发生长到精英文化的价值提升的复杂历程。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通海戏曲文化的几种典型历史形态，探析其间蕴含的地方文脉与城市精神。
一、源远流长：从清顺治到“戏窝子”的形成
通海戏曲艺术的源起，虽明代以前已不可详考，但有明确文献可征者，可追溯至清顺治年间。彼时，秦腔、昆曲、弋阳、皮簧、湘剧、邕剧等剧种的艺人与“戏班子”相继入县献艺，南北声腔在通海竞相上演，显现出这座小城对异域文化的涵容气度。至清咸同年间，滇剧、花灯相继传入并形成固定演出班社，京剧亦随之进入县域。这一时期的班社活动，为通海戏曲的全面繁荣奠定了组织基础。
同治五年（1866年），历时十年的大规模动乱甫告终结，官绅合议全县大放花灯，并延请外地众多戏班演出。自此，通海人酷爱戏曲的名声广为传播，外地戏班争相来此献艺。在杨广晚街村古戏台的墙壁上，至今尚存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899—1906年）七年间13个外地戏班来此演出的详细题记，包括班名、日期、剧目及众多名伶姓名，滇剧、川剧、广西邕剧等剧种纷纷登台。短短四十年间，全县65个村镇共计新建和重修古戏台46座。这些遍布乡野的戏台，不仅印证了通海戏曲活动的异常活跃，更使戏曲真正成为一种浸润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滋养。
进入20世纪30年代，滇剧、花灯、京剧在通海城乡广泛传播，并出现了新的剧种形态——歌剧、话剧相继登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通海戏曲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组织了大量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的义演活动。这些演出既鼓舞了士气，又教育了民众，振奋了民族精神，赋予戏曲以超越娱乐的社会功能。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通海已形成包含滇剧、花灯、京剧、歌剧、话剧等多剧种融合的戏曲生态，民间因此获得了“戏窝子”之称。从历代碑刻的斑驳文字到戏台壁上褪色的墨迹，从秦腔昆曲的远道而来到多剧种的扎根融合，戏曲文化数百年来在通海生生不息，构成了“戏窝子”这一地方传统最为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二、流动的舞台：高台之上的戏曲人生
如果说固定的古戏台是戏曲文化的静态载体，那么享誉滇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海高台”，则是将戏曲艺术与民俗传统推向极致的大成之作。明清时期，来自粤、闽等地的军屯移民将“抬阁”与“飘色”表演传入云南，在通海落地生根。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立《高台会碑》记载，迎高台兴起于乾隆年间，从七街开始，渐次流传至河西城、通海城及周边村落。至嘉庆、道光年间，七街、通海县城、河西县城、四街、杨广相继成立“高台会”，传承至今。与其说高台是一种技艺表演，不如说它是一台行走于街巷阡陌之间的立体戏曲。一座高台便是一出“凝固的戏剧”——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四至五岁孩童，在高台之上装扮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角色，以无声的姿态呈现一个个家喻户晓的戏曲故事，随巡游队伍穿行于市井，堪称“流动的舞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公孙馨，堪称通海戏曲文化与高台艺术交融的鲜活缩影。他自幼随村中老艺人学习滇剧、花灯与器乐演奏，甚至自创小唱本、小戏剧本并登台表演。十八岁起，他又师从杨立寿、杨绍堂学习高台制作技艺，精通竹篾编扎、道具装裱及造型设计，作品巧妙融合历史典故与现代题材。公孙馨数十年如一日的艺术坚守，有力诠释了通海戏曲传统经由高台这一独特形式得以延续和升华的文化特质。2006年，其作品《杞湖欢歌》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22年，公孙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台下唱戏到台上造景，他以毕生的艺术实践，将“戏窝子”的民间血脉灌注于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中，彰显了通海戏曲艺术在乡土社会中的深厚根基与强大生命力。
三、戏台内外：演出机构与表演艺术的多元展开
“戏窝子”的繁盛，离不开众多演出机构的薪火相传。通海戏曲的组织形态经历了从家班、茶社到专业剧团、业余宣传队的完整演进历程。清代即有黄氏戏曲家班、葛氏滇剧之家等家族式传承组织，康元茶社、雅集社等则是以茶馆为依托的民间演出场所。进入民国时期，魏云剧场、通海张德俊剧团、康乐剧艺社等专业或半专业团体相继成立，标志着通海戏曲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通海县滇剧团、通海县文工队等国有院团成为戏曲传承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七街村业余剧团、十街村业余文艺宣传队、义广哨文艺宣传队、云龙村文艺宣传队、宁海花灯艺术团、凤山农民艺术团等基层团体遍布城乡，形成了专业与业余并举、城镇与乡村联动的生动局面。
在表演艺术层面，通海戏曲积累了丰富的剧目资源和独特的表演技艺。从传统剧目《疯僧扫秦》《金针刺目》《阿吒哩》，到现代戏《吕后篡权》《周之光》《山区售货员》，再到创作剧目《嫁身娶媳》《斩庄贾》《情与爱》《焰兰情深》，通海戏曲既承袭了古典戏曲的审美范式，又积极回应时代召唤。其中《情与爱》等剧目在省、市会演中屡获殊荣，展现了通海戏曲的创作活力。在表演技艺方面，滇剧《铁龙山》杜后的身段功架、《东窗修本》秦桧的内心刻画、《阴阳河》柳艳娘的踩跷绝技，以及《嫁身娶媳》中周冯氏的生活化表演，均代表了通海戏曲演员的艺术造诣。这些珍贵的表演经验，通过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延续，构成了“戏窝子”无形的艺术资产。
四、妙音天籁：礼乐名邦的古典复兴
通海不仅是戏剧的沃土，更是古代音乐的活态博物馆。对于享有“礼乐名邦”殊荣的通海而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海女子洞经音乐，便是其“礼乐”精神最为生动的表达。洞经古乐在通海萌芽于元代，形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至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数百年来，融道教之出尘、儒家之深厚、佛家之庄严为一体，兼采甘陕之高亢、江南之柔美与乡土之亲和，素有“冠冕南州”之誉。更令人动容的是，1947年，在西南边陲风气渐开之际，通海18位花季少女勇敢挣脱封建世俗的桎梏，立誓修贞习乐，创立“妙善学会”女子洞经班，开创了女性谈演洞经的先河。
200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5位“妙善学”成员蹒跚登上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参加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结束，全场不约而同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在通海这座古老的小城里，洞经古乐早已超越了纯粹的视听审美，它代表了通海从古至今对典雅文明、庄重礼乐的不懈追求。2001年10月，“妙善学”再次受邀赴京参加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引起文化艺术界广泛关注；2002年，“妙善学”赴大理参加“中国·大理洞经古乐邀请赛”，一举夺得一等奖。从乡野社戏的通俗娱乐，到文士化、神圣化的洞经雅乐，通海的文化品格在“雅”与“俗”的交织流变中不断抬升。“妙善学”女子洞经的传奇经历，正是通海从民间“戏窝子”迈向“礼乐名邦”这一文化升华过程的最佳隐喻。
五、风雅不绝：文人传统与文脉赓续
通海戏曲文化的积淀与繁盛，离不开该地绵延不绝的文人士大夫传统。通海文风素来兴盛，明清两代曾出翰林4名、进士42名、举人689名。前代文人雅士不仅直接参与戏曲创作，更以文人的审美与情趣影响着地方戏曲艺术的价值取向。被誉为“滇南草书第一人”的清代通海籍书法家、诗人阚祯兆，其书风典雅洒脱，时人评其草书“龙蛇笔落惊风雨，不异当年草圣奇”，深得张旭、怀素笔意。他所修纂的《康熙通海县志》，如今已成为研究通海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通海文人墨客以翰墨丹青、诗文歌赋，塑造了小城独一无二的“雅文化”传统，使戏曲艺术在寻常百姓的娱乐之外，更沾染了几许儒雅清贵之气。
秀山古建筑群以“匾山联海”著称，无柱不联、无额不匾、无壁不诗，山间200余副匾联碑刻与文庙学宫相映生辉。这种以诗文礼乐为根基的文化信仰，使得通海这片土地在历史长河中饱含深沉的文化定力。清代河西举人葛中选撰写的十二卷《泰律》，更是中国古代音韵乐律学领域的罕见遗珠，其人被称为“绝学名儒”。当秀山古木掩映的梵音与女子洞经的乐声交织共鸣，当文人笔下的翰墨与高台上的戏曲人物隔空呼应，“戏窝子”的乡土气息与“礼乐名邦”的雅正传统便在这层层叠叠的艺术形态中实现了有机统一。
六、古迹遗存：碑刻、戏台与戏曲记忆的物质载体
通海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不仅见诸文献记载与活态传承，更凝结为丰富的物质遗存。在碑刻方面，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街村龙海寺戏台碑记、道光十四年（1834年）谭家营“重修戏台碑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杨广晚街“高台会碑”等，为研究通海戏曲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尤为难得的是，杨广晚街古戏台后墙上，至今保存着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899—1906年）各地戏班留下的墨迹题记，成为清代戏曲史活的见证。
在建筑遗存方面，通海现存明清时期建盖的古戏台多处，城隍庙古戏台、龙海寺古戏台、七街村玉皇阁古戏台、河西镇财神庙古戏台、曲陀关古戏台、杨广晚街古戏台等，构成了云南罕见的古戏台群落。此外，河西玉皇阁的天花板戏曲彩绘、保存至今的木雕艺术珍品“隔子门”，以及通海县滇剧团所藏清代戏曲实物，共同构成了通海戏曲的物质文化谱系。这些古迹文物，既是“戏窝子”历史地位的有力物证，也是通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化资源。
结语
通海的文化底蕴，从不是一座尘封的寂寥图书馆，而是一座始终奏响“活态乐章”的音乐与戏剧殿堂。从财神庙前的明代古戏台，到巡游于街巷的高台表演；从滇剧花灯的乡土之音，到惊艳世界的“妙善学”女子洞经；从文人墨客的诗文匾联，到当代非遗传承人的潜心守护——戏曲文化以多种形态贯穿了通海从军事重镇到“礼乐名邦”的全部历史进程。“戏窝子”的民间生机与“礼乐名邦”的雅正品格，看似两端，实则一体：正是底层社会的戏曲热情为精英文化的提升提供了不竭的素材与动力，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规训又使民间戏曲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话语力量。通海之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底蕴不仅在山川形胜，更在于那穿越百年的丝竹管弦与吹拉弹唱之中。当丝弦之声再次在秀山脚下的古楼中响起，当一台台承载着戏曲故事的高台在青石板路上缓缓行进，通海的文化底蕴便在这流动的艺术形态中，完成了从历史到当下的生动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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