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2/25
读摘刘文峰《中国戏曲史》之五
第七章 花雅之争与京剧的兴起
一,雅部的衰落
所谓雅部,主要指昆曲。明万历至清康熙前期,昆曲一直处于剧坛盟主地位,被誉为“盛世元音”。但是到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1696-1706),李声振写《百戏竹枝词》时,已出现“清客几人公谨顾,空荣逐字水磨腔”,“伧公殊不欲观”的现象,开始由盛转衰。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已很难觅纯粹的昆曲戏班了。昆曲衰落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剧作家打击和控制诱。康熙年间出现的“南洪北孔”是传奇创作的最后高潮。《长生殿》与《桃花扇》,所流露出来的强烈民族意识刺痛了清统治者。他们除了对剧作家和观演者打击报复外,还通过大兴复古之风,诱导文人钻研朴学,使许多人不再对戏曲创作感兴趣。
2, 昆山腔与弋阳腔进入宫廷后,日益典雅化、贵族化,越来越远离人民。
3, 昆曲音乐属于曲牌联套体,一方面在曲牌联缀、声腔处理、歌唱方式、曲律乐理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四平八稳的曲牌节奏,难以表现激烈多变的矛盾冲突、难以抒发热烈奔放的内心情感、难以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伴随着规范化,程序化的提高,昆曲的曲牌联套音乐体系越来越复杂、繁练、凝固、刻板,走向僵化。长短句填词,格律极严,技巧不易掌握,曲词艰深,普通观众听不懂。演唱方法上,昆曲虽有了初步的分行当唱腔,但男女同宫同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其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
所谓花部,指清代昆曲雅部之外的各种地方戏,如弋阳腔、秦腔、梆子腔、罗罗、弦索、二簧调等,名目繁多,其来源大多出自明清以来的民歌、小曲,亦称“俗曲”、“时尚小令”,有别于昆、弋腔和南北曲。士大夫把雅部以外的地方戏称之为“花部”,无非是说地方戏乃是内容低下、艺术粗俗,令人目迷心乱的非正统艺术。
“花部”一词最早見于乾隆五十年吴太初《燕兰小谱.例言》“今以弋阳、梆子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乾隆六十年的李斗《扬州画舫录》对花部的记载更为具体“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二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称为乱弹。”“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若邵城演唱皆重昆曲,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祀祷,谓之台戏。远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赶火班。”
嘉庆年间,焦循《花部农谭》“花部原本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观阅。”
清康乾年间,北京与扬州成为北方和南方戏剧交流的中心,为各种声腔剧种的交流汇萃提供了场所,为新的声腔剧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整体而言,清廷是崇雅抑花的,但康熙、乾隆本人并非不喜欢地方戏,他们不仅到各地覌赏地方戏,还把地方戏带进宫中,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戏的提高和繁荣。
新兴的花部地方戏,曲调单纯,节奏明快,板式变化丰富,叙事性强,综合能力大,唱、念、做、打均能充分发挥,适宜表现重大题材。新兴的花部地方戏还继承并吸收了元杂剧、昆曲、弋阳腔等古老剧种的艺术营养,如写意虚拟、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时空自由流动的舞台处理方法以及象征性、夸张性的服饰、化妆等。特别是由弋阳腔派生出来的青阳腔、四平腔“滚调”演唱形式的创造,对花部地方戏板式变化体戏曲音乐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发挥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二, 花雅之间的竞争与融合
花部地方戏兴起于民间,起初大多演出于乡村集镇的庙会草台之上,内容清新,形式单纯,生活气息浓厚,且以“两小”(小生、小旦)戏,“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居多,因此难登大雅之堂。
清朝二大戏曲演出聚集地,一南扬州,一北北京。在扬州演出的戏班,除本地乱弹、土班和以演唱昆曲为主的堂戏班外,还有从句容来的梆子班、从安庆来的二簧班、从弋阳来的高腔班、从湖广来的罗罗班,这些戏班起初在城外乡间演出,待到暑天昆班停锣后,便进城演出,谓之“赶火班”。
北京乃京畿首善之地,是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诸腔杂陈,百戏竞技的戏曲中心。当时活跃在北京的主要声腔剧种有:京腔、秦腔、昆腔、弦索腔、柳枝腔、罗罗腔、山西勾腔、乱弹腔、楚腔、二簧等。当时有名的戏班有:双和班、戬谷班、保和班、裕庆班、端瑞班、余庆班、萃庆班、大成班、王府新班、和成班、大春班、四和班等43个。徽班进京后,又增添了万家班、裕兴班、长春园、同庆园、庆丰园等。
花部地方戏在萌芽时期就受到封建士大夫与地方政府歧视。花部诸腔进入北京和扬州等大都市后,昆曲观众骤减,引起士大夫的严重关注,在他们的呼吁下,清王朝不惜动用行政手段扶持昆曲的剧坛霸主地位,禁止花部地方戏的演出,从而形成了一场长达一世纪的“花雅之争”,这场竞争波及全国,而北京表现得尤为强烈。竞争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1, 乾隆初年。江西的弋阳腔入京后演变为京腔(高调),与昆曲对峙,形成京腔“六大名班九门轮转,呈极盛焉”的局面,大有压倒昆曲之势。后来清廷将京腔引入宫中,加以规范,演出歌功颂德,宣扬封建礼教的宫廷戏。京腔被皇家接受的原因是它的演出形式与昆曲接近,剧本可以互用,清戏曲家李渔说京腔“腔调虽恶,而曲文末改”。京腔与昆曲以和平共处而并存。
2, 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秦腔艺人魏长生入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他演出的《滚楼》等花旦做工戏,不仅使昆腔相形见绌,就是京腔也不能与之抗衡。秦腔是新兴剧种,不仅在声腔上与昆腔相距甚远,而且所演剧目多针贬时弊,潮讽权势,还借历史故事,宣扬兴兵反抗的叛逆精神,如《反五关》《薛刚反唐》《反徐州》等。因此,清廷采取了强硬的禁演措施,在清王朝的粗暴干涉下,北京盛极一时的秦腔热被扼杀了。魏长生被迫南下,他在扬州苏州又获成功,扩大了秦腔在全国的影响。
清嘉靖年间,禁演花部地方戏的碑刻。
3, 乾隆五十五年(1790),著名艺人高朗亭入京,高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三庆班是借浙江盐政官、商人给乾隆过八十大寿送戏祝寿进京的。此后,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入京,北京剧坛上出现四大徽班之盛况。京腔班宜庆、萃庆、集庆等“遂湮没不彰”。再说魏长生在南方唱红后,苏州发生了当地“乱弹靡然效之,而昆班弟子亦有背师而学者”的情况。花雅之争又进入一个紧张阶段。此时,乾隆驾崩,嘉庆继位后,全国多地爆发白莲教起义,嘉庆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对农民和城市平民喜欢的花部地方戏也大加挞伐,禁令“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其余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不准再演唱。”此后在嘉庆十八年,道光三年(1823)又二次查禁秦腔。然而,皇帝禁演花部戏曲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并未能贯彻实施。不久,北京剧坛又出现徽调与秦腔竞奏的局面,雅部昆曲从此一蹶不振。至此,花部地方戏终于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取得了这场花雅之争的彻底胜利。
同光十三绝的画像,同治光绪两朝时期的北京剧坛的十三个名角。
三, 皮簧戏的源流与京剧的形成
皮簧指西皮和二簧,它们原本是形成于不同地区的两种戏曲声腔。
西皮,谓甘肃调曰西皮调,甘肃调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调,工尺吚呀如语,今所谓西皮也。西皮是由楚调(汉剧)艺人带至北京的。不少学者以为西皮是由山陕梆子(秦腔、西秦腔)流传到湖北襄阳一带后演变为襄阳腔,襄阳腔流传到汉水流域后演变为西皮调。
二簧,是由湖北、安徽、江西相邻地带的民间曲调受西秦腔(梆子腔、秦腔)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成的。并由湖北安徽艺人带到北京,流传到全国各地。从现存戏曲史资料看,湖北艺人在北京唱皮簧戏的历史要早于安徽艺人。但皮簧戏所以能在北京唱红,首先靠徽商作为强大经济后盾的徽班艺人。
京剧,是西皮调和二簧腔流传到北京后吸收融汇了山陕梆子和昆腔,京调(高腔)等剧种的艺术营养,并接受了北京语音和观众欣赏趣味的影响而逐步形、帝庆寿,随后,四喜、启秀、霓翠、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当时的徽班并非专唱徽调(二簧),而是以唱二簧为主,并兼唱昆腔、四平调、梆子腔等,徽班有兼收并蓄,无所不包的优势。徽班成为北京剧坛花部劲旅,不仅使雅部昆弋腔一蹶不振,而且使声腔单一的西部梆子班相形见绌。
道光年间,湖北艺人入京,带来了以西皮二簧为声腔的楚调。西皮调和二簧调是在湖北合流的,最早于文字记载的是道光十九年(1839)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簧,倒板急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其中不仅提到倒板、平板等皮簧剧种的基本板式,而且还有“反调”这一皮簧剧种成熟后出现的腔调。西皮是用胡琴伴奏,二簧则以笛子伴奏。徽汉合流后,二簧改用胡琴伴奏。使西皮和二簧在艺术风格上渐趋统一,为京剧的形成铺平道路。湖北艺人加入徽班后使徽调与楚调相互融合,而且以西皮逐渐取代了徽班中的秦腔(梆子),由诸腔杂调并存逐渐以西皮、二簧为主。此外,由于湖北语言比皖南语言更适合北京观众,因此楚调逐渐占上风。在演员与观众中形成“二簧中之尚楚音,犹昆曲中尚吴音”的定规。北京语音进入汉徽合流的戏班的记载,最早可見于粟海居士《燕台鸿爪集》中《三小史诗序》:“郢(湖北)曲声声妙,燕(北京)言字字清,怪招同伴妒,甲掩阿千名。”其中说演员用北京话唱皮簧调,遭到了同行的妒忌。受北京观众的影响而逐渐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并结合湖广音规范唱、念,加之北京、河北籍皮簧演员的出现,标志着京剧的形成!Ⅰ
在表演艺术上脚色行当更加完备,唱、念、做、打更加精细。京剧在形成时还沿用楚调的行当,有末、外两个角色。成熟时期的京剧将末、外统一在生行之中,并从生行中分出武生和红生两个脚色。在旦行中分出老旦一脚。净行(花脸)亦有了偏重唱工的铜锤花脸。侧重身段做派的架子花脸。以武功見长的武净。旦行也随着表演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形成青衣、花旦、刺杀旦、刀马旦、武旦、玩笑旦等脚色。
在唱腔上,京剧皮簧的板式在这一时期趋成熟和健全。如反西皮,在京剧形成初期,只有反西皮散板,到了光绪年间增加了反西皮摇板、反西皮二六。此外,西皮、二簧的快三眼亦在这一时期形成。这些新板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在唱腔上,演员都讲究唱腔的韵味。覌众也以韵味的浓淡来衡量唱腔的优劣。
在伴奏方面,这一时期形成了由管、弦、打击乐器组成的乐队。乐队分文武场,文场包括胡琴、月琴、南弦、笛、唢呐、海笛等。武场包括单皮鼓、锣、铙钹等。
在诸行中,仍以生行为主。生行的表演艺术发展到很高水平。
四, 皮黄声腔的其他剧种
徽剧,徽剧形成于安徽的徽州、池州、太平一带,它以二簧腔为主,后又吸收了从湖北流入的西皮调,发展成皮簧剧种。近年考察得知,徽剧中的二簧腔是由西秦腔衍变成“拨子”和“四平腔”,然后又由拨子和四平腔逐渐发展而成的。“拨子”早期称“二凡”,据说源于“西秦腔二凡”,原只是散板形式上的上下对偶句曲调,流入安庆、桐城、石牌一带后受青阳腔影响,发展出导板、十八板(回龙)、原板、流水、叠板、散板等各种板式。早期的吹腔为曲牌体,后受滚调影响逐渐形成七字句或十字句的板式唱腔。在徽剧中,拨子和吹腔可以结合使用。在通常情况下,抒发哀怨的情绪时唱吹腔,表现激昂情感时唱拨子。文戏部分唱吹腔,武戏唱拨子。早期吹腔用笛子伴奏,拨子用唢呐伴奏。吹腔与拨子同台演出后统一用唢呐伴奏。二簧与西皮合流后,则改用胡琴伴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安庆高朗亭率三庆班入京,高被称为“二簧之耆宿”。西皮二簧合流后,徽剧得到较快发展,形成石牌、安庆、巢湖、太平、徽州五个艺术流派。
汉剧,又称楚腔、楚调、汉调。流行于湖北省境内长江与汉水流域,及其毗邻的湖南、四川、陕西、河南部分地区。所唱声腔以西皮、二簧为主,合称皮黄。西皮是山陕梆子沿汉水而下,流传到襄阳后衍变为襄阳腔,然后由襄阳腔衍变而成的。二簧的源流与湖北艺人的传唱有直接关系。乾隆时期的湖北艺人在北京有戏班。道光三十年(1850)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写了二十余年前西皮与二簧合流后的演出情景,从书中自序看,当时汉口的楚调班有十几个,既唱西皮,又唱二簧,并有正调与反调之分。由此可见,皮簧合流早在道光初年已经在汉口完成,后来楚调艺人米喜子、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先后带皮簧合流后的楚调到北京,加入徽班演唱,为京剧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剧脚色行当分工严密细致,除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十大行当外,还有跷旦、摇旦、二老生、四七郎、六六外、陀螺帽、宗太保等辅助脚色。各行当都有自己的应工剧目,在唱腔和表演上亦各有特色。如余洪元的深沉苍劲、淳厚优美的余派唱腔,提高了末脚的表演艺术。吴天保的高亢激越、峭拔亮丽的三生唱腔。名丑李春森和名旦董瑶阶合演《打花鼓》,卖艺汉似猫、花鼓婆似蝶,全部舞蹈身段从“狸猫扑蝶”的构思中设计而成。李春森《审陶大》中内心活动的淋漓尽致,陈伯华《宇宙锋》《二度梅》,吴天保《哭祖庙》等都是汉剧的经典演出。皮簧系统的剧种,除上述外,还有湘剧、祁剧、桂剧、邕剧中的南北路、云南滇剧中的襄阳腔、胡琴腔,上党梆子、莱芜梆子中的二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