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课】
黄仕忠：我以华东师大讲座的提纲为基础写成，为《文史知识》所写。因篇幅所限，大多数问题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你们若有兴趣，可以从你们的角度选一个“维度”，根据自己的理解，寻找合适的材料，再来展开讨论。
陈妙丹（汕头大学）：老师文中提到的几个维度，确实拓展了戏曲研究的空间。像臧懋循、毛晋整理和出版戏曲，既涉及到出版与阅读维度，也关联到市场维度。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仅仅出版戏曲总集，也出版了像《古诗所》《唐诗所》这样分代、分体的集子。（题外话：明人中也有一代文学的观念，如息机子“一代之兴，必有鸣乎其间者。汉以文，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以词曲”。这种分代分体的出版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助理了“一代文学”观念的传播及其经典化）。感觉跟现在出版社也需要选题和规划有点类似。
林杰祥（中大历史系博士后）：目前在文体的维度，应该还需要再做一些功夫，小说戏曲之间的文体关联最为密切，其实应该要下功夫读一点小说。戏曲与其他文体的互动，也需要关注。
学生感受到，一个学科完善和拓展的历程，就是与其他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过程。一个学科的成熟必然要跳出自身的局限，以自身为圆心，向四周不断扩展，与其他学科交互。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交互的点，就成为主流，比如小说戏曲之间的跨文体编纂方式，比较主流。有一些互动的点，就交叉较少，比如戏曲与经学的交叉研究，似乎仍不够多。所以戏曲研究，也应该从核心的“剧本”和“舞台”为起点，建构它自己的“戏曲生态系统”，进一步再往外走，戏曲与其他文艺形态、戏曲研究与其他研究思潮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就会具有更多的维度，也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和新热点。
所以，学生的感受是：戏曲最核心的点，可以总结为“剧本”和“舞台”，而老师的思路是从两点出发，拓展成一个“戏曲生态系统”，其实还在戏曲的核心圈层，老师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所涉及的戏曲的维度，仍与“剧本”“舞台”紧密相关，总结了戏曲研究的核心领域。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可以从核心圈层再往外拓展，一起与戏曲演出、戏曲文本、戏曲创作、戏曲市场相关活动，都可以成为“戏曲文化”。那么戏曲的“传播接受”，戏曲与经学、戏曲与历史、戏曲与文人著述体系、戏曲与民俗、戏曲与语言学习等角度，都可以成为戏曲研究的“二度拓展点”。
学生最近写作了不少“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论文。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及中国戏曲的外国译本，说明传播接受也是一个戏曲研究的维度（当然，比较外层）。所以学生从中国戏曲在日本的接受这个角度，研究了中国戏曲日译本、经典剧作的流传阅读也改编、中国戏曲的传唱、中国戏曲的海外演出、中国戏曲知识的传播，等方面做了一些功课。
《中国戏曲的维度》这篇文章综合性很强，全面地总结了戏曲研究在“文本”“舞台”而外，还需要关注的“戏曲生态”“戏曲市场”层面，言简意赅，讲述清楚了戏曲应该从文本和演出这两个点拓展出去，其思考与戏曲创作和演出相关的诸多要素，社会、政治、文化、娱乐、群体、观念、文人精神世界、民众生活、艺术审美等诸多要素，都需要纳入戏曲的研究视野，则戏曲从“舞台”和“剧本”变成了“生态系统”，方方面面都可以研究。从研究观念、视角和思路上，都会给年轻一代学者诸多启发！
吴晋邦（北大博士后）：学习一过。总结两个旧维度，提出四个新维度，系统地将“拓展维度”的思考呈现出来。前三个维度您有相关文章阐发之，最后的“戏剧政治学”和“戏剧思想史”，感觉非常有助于思考戏剧如何表达其他文体不能表达的内容的问题。
曾庆兰（博士生）：对两个传统维度的总结和四个新维度的引入高屋建瓴！您对消费市场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天从机场回来，我便直接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有了一些想法，暂时列了一个小提纲，还未来得及写下来。
郑开元（博士生）：您从戏曲学科的研究进程谈起，带领我们回顾了“文学剧本”与“舞台演出”两种研究维度的产生历程。从中我意识到：研究维度的形成实际上受学者的文化语境、学术意图与身份立场影响，“文学”与“演剧”这两种维度完全不必形成对立，而应互为补充。
随之，您示范了四种可引入的新研究维度：“演剧市场”；文化史；出版与阅读史；戏剧政治学和戏剧思想史。提示我们研究戏曲时，应扩大研究视野，不要只把目光放在“戏曲”本身，而要将之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当中，观察戏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戏曲”除了是文学作品与表演艺术，也是文化商品，是政治工具……
由此，我想到之前被您提点过的“花雅之争”说。传统文学史谈论花部与雅部，似乎就是花部兴起，雅部衰落，昆腔被地方声腔取代。然而从演剧市场的维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两种商品的更新换代，是戏班、艺人之间的市场竞争，故而当昆班艺人意识到地方声腔具有消费市场后，又主动学习和吸收地方声腔。我们不能只追求宏观的文学史叙事，也应当关注具体的史实，考察不同群体面对花、雅两部的态度，探究两部之间复杂而细微的互动。
而您提及的“出版与阅读史”维度，则让我又联系到自己在做的《缀白裘》翻刻、改辑本研究。剧本书籍形态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往往与大众阅读习惯、出版技术水平以及书籍生产者的意志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考察《缀白裘》各翻刻、改辑本，不要仅停留在文献层面，还可以通过考察戏曲选本形态的变动，尝试去探究阅读者、出版方乃至执政者的戏曲观念。
蔡清扬（牛津大学研究生）：老师，之前我也零散看过从市场、文化、出版、思想史切入的各类戏曲研究，大多是分开独立论述。初读文章时感觉各个细分方向的内容以前都有所接触，但您把这些研究视角收拢整合成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跳出了单一维度的局限来梳理了剧本和舞台长期对立的问题，这种拓宽视野的思路也给了我很多启迪。
吴越（硕士生）：读完老师的大作，深受启发。原先那种“文人-大众”之争，将戏曲生成与演进的场域理解得过于简单、单一，这实则是阶级史观影响下的产物。而老师在原有的维度之外，又提出了更贴近当日戏曲实况、却为今人所忽略的新视角。尤其是您指出：“剧本文学这一线可以独立，而并不限于舞台。它可以作为舞台文本被戏班加工使用，同时也实际作为文学创作而在阅读市场拥有位置。”学生虽仅借硕论之机初窥晚明出版与演剧行业的一隅，但老师的分析恰好为我答疑解惑。厘清了这两条并存的线索，再去探究它们在特定场合与时期中的交叉影响与渗透，或许比单纯的“舞台-文本”二元对立更能贴近戏曲发展的实际。
毕墨（硕士生）：看第一部分“演剧市场”纬度，想起去年老师提问我的一个生动的问题：民营图书公司进入市场，新华书店就倒闭了吗？恰恰没有，反而是两股力量使市场变得更大了。文人创作戏曲，并没有扼杀这一艺术，而是将戏曲引入了更高的消费层次。
另外，学生觉得，您最后“戏剧政治学和戏剧思想史的维度”，不仅是文字不够多，所举的元代、明代文人失意作曲的例子，也不够具有代表性，或者说——是不是谈不上戏剧政治学呢？ 我想，这一维度也包括：戏剧如何变为意识形态控制和统治的工具，戏剧如何成为民众进行政治诉求表达的手段等方面。我想到的例子有，朱元璋说“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有“陈总杀媳”歌仔戏影响了官府断案，甚至还有样板戏……
这也算“引人深思”，就这个引子思考下去。对于戏剧政治学这一块，我有些兴趣（难免有对政治的八卦心），希望在阅读里积攒一些材料和新的认识。艺术与政治关系匪浅。
黄仕忠：其实前几年我写过一份初稿，题为“戏剧与政治”，才写到明代前期，就有一万字了。政治也可以是一个广阔的领域。
毕墨：是的老师，我想到——我们谈到政治，有办公室政治、酒桌政治等词，这个语境里，政治不就是“人际关系”吗？“戏剧与人际关系”？
周菁若（本科生）：黄老师，刚刚读完您这篇文章，感觉脑子里好多线头一下子被理顺了。您一开始写王国维那段，我其实有点感慨，原来王先生当年是被“逼”出来的，为了给戏曲争一个文学地位，才做了那么多基础工作。结果后来反而被人说“只看案头不看戏”，这有点替他冤枉。您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舞台”那一维的资料本来就没留下来，后来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觉得特别在理。
然后您提的那几个新维度，我最受触动的是“被看见”那个说法。您说文人就是掌灯的灯光师，南戏再好，没被主流看见，就只能在历史的暗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也让人有点心酸，历史其实是个选择性记录的过程，我们现在能研究的，很大程度上是“被记录下来的那一部分”，不等于全部。
最后您列的几个维度，像出版史、政治史，虽然都只是点到为止，但每个都让人感觉能写出一篇大论文。您说这些维度是“交叉融合”的，不是取代关系，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态度应该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把更多灯打开，照得更全一点。
高策（重庆大学硕士生）：感谢老师赐文，深受启发。戏曲史上很多现象并非不存在，而是未被掌握话语权的阶层看见。戏曲史料的缺环，有时未必是物理意义上的散佚，而是文化权力结构造成的选择性遗忘。在这个意义上，戏曲史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断重新照亮边缘存在的过程。研究不仅要挖掘历史上有什么，更要反思为什么某些东西消失了。感谢您提供如此开阔的思考空间。
王子元（澳门大学硕士生）：读老师的《中国戏曲的维度》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文人”与“民间”的对立和分歧是因何而来，是自古就有还是时代变迁所致，那么这是不是又与不同的人对“戏剧”和“戏曲”的理解方式的不同有关，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我想，思考这些问题大概也与我的经历有关：从非常典型的舞台先行的艺术类院校，到大陆之外，再追随老师的教导；又伴随着由北至南。其实很多时候，我所处的某一个环境的主流观点与视角，就是另一个环境所边缘化的、甚至不赞同的。那么这些不同由何而来，他们的内在是否又有所相同呢？例如我读完《宋元戏曲史》，虽然我想我还没有读得透彻，可能还只是在泛泛地学习知识，但是其实并没有感受到我本科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强调和批评的“不看戏的王国维怎么做得好戏曲研究”，我反而感受到了每一个论点必有一例证支持的严谨和逻辑清楚（忍不住说一句可能不大公正或有些私人好恶的话，我反而认为《宋元戏曲史》比本科使用的某些教材更令人觉得论证清晰、逻辑严密）。
所以，我不由得思考这些对立或矛盾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要思考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很多小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我还没有摸到答案的轮廓。而今天再读老师这篇文章，《窦娥冤》的经典化历程有又提醒着我，或许我也可以从每个时代与环境之下，人们的衡量标尺的不同之处，去思考这些问题。
黄仕忠：王国维是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做出的学问，别人是用了概念来做的。文人与民间的对立，开端于现代。一是“五四”，二是对知识分子定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王国维做的考证，并不需要舞台经验。
王子元：明白了，谢谢老师点拨。我曾经也受到了很多改造之后的影响，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但半年之内，我已经在自己的世界里给王国维先生“拨乱反正”了。要进入四个维度的研究，其实我自己也先得把文人与民间的对立、舞台与文本的对立彻底“拨乱反正”一下。先清清楚楚地明白两个看似对立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优劣在哪里，才能得到平衡。
黄仕忠：你本科在艺术院校读书，那里自然以舞台优先，也是根深蒂固吧。
王子元：是的，我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第一届高考生，当时想读文学或者历史专业，以为戏曲文学系是文学研究的分支，就直接报了。进学校之前只读过一段《牡丹亭》，一场戏都没看过，进去学校以后，也是接受了不少“改造”，才接受和认同了舞台先行的理念。但是我觉得这也开阔视野，因为念大学之前我其实根深蒂固地以为，戏曲就是文学，而这也是另一种极端的误解。
黄仕忠：所以不要拘泥于一个说法。兼听则明。视野应当打开。
王子元：所以要把更多知识与视角收入囊中，最后才给出自己的判断。其实误解和偏见很多时候也不是故意为之，而是视角受限。戏曲剧本写作中，优先考虑舞台是为了留住观众，拓宽市场；但是戏曲研究不需要这样的目的，各要素兼备的才能是真戏剧，那么真戏剧的研究，其实也是各要素的行家都需要参与。做文学研究的学者不懂舞台，但是很多时候（就像王国维的研究）其实本就不需要舞台经验。虽然不能说“戏曲舞台就让表演家去研究吧”，但的确术业有专攻，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太可能像表演家一样懂舞台。
我想如果从兼听则明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文学研究者多看戏；但是如果说王国维不看戏，那么他的研究就价值小，实在也是一种苛责。也许除去时代、环境因素以及人云亦云的批评，是否也因为他的考证过程翔实，论述透彻，严谨到无可指摘，所以人们对他的要求变高了，又或者没什么可挑剔，才会苛责他不懂舞台呢。
黄仕忠：有些条件具备了，就有可能比不具备的要做得好一些。但只是可能，并不绝对。做得好不好，有时候功夫在诗外。
王子元：明白了，谢谢老师。所以作为学习者，诗外也更要多做功夫。读者其实也能透过诗里看见诗外的功夫，这就是所谓的沉淀和素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