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人生，不同的时代
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人，字义仍，号海若，被誉为“中国戏圣”和“东方莎士比亚”。
他早年即有文名，因拒绝首辅张居正的招揽屡试不第，直到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二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考中进士。
入仕后，又因不阿权贵、上书弹劾大学士申时行而遭贬谪，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隐临川。正是这一年，他创作了不朽的《牡丹亭》。此后十余年，陆续完成《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
蒋士铨（1725-1785），江西铅山人（今属上饶），字心余，号藏园。他比汤显祖晚生175年，人生轨迹却惊人地相似。蒋士铨三十二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因不肯媚俗、阿附权贵而仕途不畅，乾隆二十九年（1764）辞官主持书院讲席。
相似命运背后，是相似的人格。
汤显祖拒朝廷几位大员，宁可蹉跎科场也不肯低头；蒋士铨则以气节自持，在权贵面前从不折腰，这里面本身就是有传承的——蒋士铨主动视同乡前辈汤显祖为人生楷模-。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汤显祖为“中国戏曲史的巨擘”，称蒋士铨为“乾隆曲家第一”和“中国戏曲史的殿军”。梁启超则赞蒋士铨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晚清平步青在《霞外攟屑》中评价蒋士铨戏曲“逼真玉茗‘四梦’，为国朝院本第一”。
一前一后，两位江西文化名人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双峰对峙，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临川梦》：跨越百年的“追星”
如果说相似的人生轨迹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那么蒋士铨用一部《临川梦》来写汤显祖的一生，则是一种自觉的精神选择。
《临川梦》是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之一，共二十出。蒋士铨仰慕汤显祖，将其一生遭际改编成剧作。剧中描写汤显祖如何受宰相张居正、申时行等打击压制，有志难伸、报国无门，陷于“权相不死，终身不中”的困顿，借《牡丹亭》一抒怨愤不平之气。
蒋士铨在《临川梦》提纲上写道：“醒眼观场当自讼，古来才大难为用。”这与汤显祖在《续梦》中的感慨如出一辙——蒋士铨分明是在借写汤显祖来写自己。
《临川梦》的野心还远不止于“传记剧”。蒋士铨让汤显祖在剧中与自己笔下的人物——杜丽娘、柳梦梅、淳于棼、卢生等——登场，展开跨时空对话。
如第十出《说梦》中，汤显祖魂遇杜丽娘，丽娘嗔怪其“笔尖儿带得冤魂动”。创作者与虚构人物置于同一时空，“后设戏剧”的手法，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剧坛着实超前。
更有娄江女子俞二姑因读《牡丹亭》感动而死、其批注被送至汤显祖手中的情节：一个虚构的“粉丝”与一个真实的剧作家，在蒋士铨的笔下完成了跨越生死的相遇。
《临川梦》的创作缘起于蒋士铨祛词人化的心态焦虑，他力求为这位前辈辨误正名。换言之，蒋士铨写《临川梦》，不仅在致敬一位前辈，更是为整个戏曲行业争取尊严。他要还原一位有风骨、有情怀、有政治理想的完整的人。而这，恰恰也是蒋士铨对自己的期许。
“情至”与“情正”
汤显祖和蒋士铨都以“情”写剧，但他们对“情”的理解却有着深刻的差异。
汤显祖的“情”，是“世总为情”的“情至”。《牡丹亭》题词中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将“情”推到了超越生死、超越伦理的至高位置。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以情抗理”的激进精神，正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戏曲中的最高表达。
而蒋士铨的“情”，则是“情统一切”的“正情”。他将“情”纳入伦理框架中，主张“以情存理”，差异在他对《牡丹亭》的接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蒋士铨将《牡丹亭》定位为一部“自写情怀”之作，并以“情正”的理念阐释汤显祖的“情至”理想——他对杜丽娘、柳梦梅的形象并不全然认可。
并非蒋士铨的思想在倒退，而是时代使然。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与个性解放思潮涌动，“情”是对理学桎梏的反抗；而蒋士铨生活在乾隆盛世，清廷以异族而入主中原，文网空前严密，他的“正情”说是在时代夹缝中对前辈的创造性转化。他用《临川梦》表达对汤显祖的膜拜，与其说忠实还原，不如说是作家自我成长的一个历程。
正因如此，蒋士铨对汤显祖的传承呈现出“既有传承又有变新”的特点。
戏剧结构、情节铺陈和曲词方面，他明显受汤显祖影响，但在思想内核上，他走出了自己的路。汤氏写剧不受昆腔束缚，强调“意趣”；蒋氏则以诗人写剧而“词曲并重”。同样的“为情而戏”，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总结
汤显祖与蒋士铨，他们从未谋面，却因一部《临川梦》而完成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动人的跨时空对话。江西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两位戏曲巨匠，用各自的方式回答了一个永恒的命题：什么是真正的好戏？
汤显祖的答案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蒋士铨的答案是“醒眼观场当自讼，古来才大难为用”。
参考资料
玉茗堂与红雪楼——汤显祖与蒋士铨之比较（阜阳师范大学学报）
从“临川四梦”到《临川梦》——汤显祖与蒋士铨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