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文艺体制迭代变革，传统戏曲行业陷入市场萧条、经费紧缺、创作举步维艰的困境。1992年，上海戏曲界掀起一场轰动一时的 “名角下海潮”，王文娟、赵志刚、张洵澎、孙徐春等一众名家，纷纷走出戏台、投身商海，开店办企、创业经营，成为当年独特的文艺景观。这一特殊的时代现象，也引发了业界关于戏曲体制改革、人才留存、艺术传承与市场发展的深度讨论与反思。
一批戏剧舞台上的名角“下海”成了总经理，这是1992年度上海文艺界的重要景观和新闻热点之一。
“越剧王子”赵志刚在长乐路西段一座幽雅的花园洋楼中，开了“王子酒家”，这里设“何文秀厅”、“沙漠王子厅”，均以尹派名剧为名，酒家里还有越剧卡拉OK和供酒客戏迷即兴演唱的小舞台。
赵志刚与尹桂芳
上海沪剧院的著名演员孙徐春开了一家服装企业，茅善玉则开了“金丝鸟贸易公司”。歌唱家朱逢博早就在新华路开了“逢博酒家”。著名昆剧演员、现任上海戏校教师的张洵澎，同她丈夫、原国家篮球队球星蔡国强曾开过一个烤鸭店，张洵澎遂在烤鸭店所在的江苏路上享有“烤鸭西施”的美名；今年张洵澎关闭了烤鸭店，进而在天山路上开设了个体饭店。话剧导演程浦林是个“养狗专业户”，拥有一个私人养狗场，近来有意经营房地产。
如果把到公家开办的产业中任职也算在内，那么“下海”者就更多了：越剧名家王文娟到“久久文化艺术公司”（由文化系统离退休老干部开办）的浦东公司任总经理，经营照明设备、服装、工艺品等。沪剧院的编剧倪耀初则成了该院三产“百花园餐厅”的经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戏剧界之“穷”闻名已久。名角们在谈到自己经商的缘由时，往往从“救穷”开始。
王文娟说：现在排新戏，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我在卸下红楼越剧团的团长职务后，想做点表演艺术总结、搞点舞台记录，结果呢？没有钱，不行。
赵志刚则说：尹桂芳老师一生积累的越剧艺术未能有录像，很可惜，鉴于这个教训，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拍摄计划，还想搞越剧唱段卡拉OK、MTV、越剧舞台艺术片和越剧电视连续剧，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经济实力是办不到的。比如我想拍一部《浪荡子》，没有三、四十万元是拍不下来的。现在排戏的成本已大大增长，木料从50年代的数十元一立方增至5000元一立方；布料也从几角一尺增至几十元一尺；舞台灯光现在要用激光，成本是原来的20倍左右。此外，演员的劳务费、编剧的稿费也是水涨船高。
显然，上述演员艺术上的计划，或想排个象样的戏，单靠剧团有限的艺术经费是无法实现的。在去年之前，上海许多剧团试图寻找企业作后盾，打企业的牌子进行演出，但由于演出市场本身不景气，广告效益差，故而愿进行合作的企业不很多。即使一些剧团有了企业资助，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更谈不上为艺术家个人的计划而投资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艺术家丢掉了靠“皇粮”的幻想，毅然走上自力更生、自我奋斗的道路，确是情有可原。孙徐春经商已经初战告捷，以利润之一部分结合赞助，最近办了他个人的沪剧演唱会，公演时还真有一番盛况呢。观众纷至沓来，除为听他的戏外，还在于对这位经商的艺人感到新奇。
年轻时的沪剧名家孙徐春，现为锦辉传播总经理
当然，并不是所有经商的艺人都已经或打算把钱用在艺术事业上。一些明星近年靠分红、靠“走穴”、靠海内外资助，逐渐富起来了，他们要为手头的资金寻找出路。恰好遇上了搞市场经济的好形势，便把资金变成了可以增值的资本。在提倡转换观念的今天，想赚钱又有什么不好呢？
1992年的政策确实比以前更宽松，上海市的领导部门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争取使它的产值达到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鼓励机关、企业的冗员转向三产，办营业执照方便得很。赵志刚的“王子酒家”开业时，甚至市文化局的党委书记都去剪彩，这也是一种舆论导向，为艺人经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上，利用明星招牌做生意也是一种商业谋略，原来赵志刚、孙徐春办的经济实体都不是“个体户”，而是自己投资一部分，挂靠某个实业公司，进行合作，后者将利用明星的知名度，以提高信誉、招徕顾客。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名角对“名气”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种“无形的财产”，能使“发烧友”爱屋及乌。
对于上述情况，社会上有着不同的议论。有些文化官员认为，制定允许“第二职业”、提倡“第三产业”的宽松政策，主要是为剧团“消肿”服务的，谁知裁下来的人依然躺在“大锅饭”、“铁饭碗”里，而明星们却活跃起来“下海”了，恐怕会产生“负效应”。
据悉，市文化局属下又有4个院团进一步实行全员聘用制，上海京剧院自从前几年从700人裁至490人后，如今再次裁为278人，三个团并为两个团；上海沪剧院则将从217人裁为180人。然而裁下来的人何处安置仍是个大问题，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吃“皇粮”，他（她）们中大多数并不具备名角经商的实力。
据此判断，倘若真的飞走了“凤凰”而留下了“草窝”，那么剧团的艺术生产确实会受到影响；体制改革也可能会达不到目的而仅仅留下一篇表面文章。这种忧虑还是非常现实的。有人呼吁有关部门注意和重视名角经商的现象，不要使其成为“一窝蜂”，对这种“人才外流”要及时予以“截流”。
有鉴于此，一些“下海”的名角并不与剧团脱钩，顺从地接受了聘书。赵志刚、孙徐春都曾向记者表示，如今他们的酒店、企业开张不久，需要投入较多精力，一旦走上正轨之后，他们会把这些事务交给代理人，自己回剧团演戏。当然，也有一些在做生意、炒股票的名角拒绝了剧团的聘书，他们明知会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却我行我素，认为将来如果发了财、有了经济实力，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王文娟与孙道临夫妇
“名角经商热”是伴随着“商品大潮”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正在使社会的价值观念、心理趋向发生深刻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文艺界。有人为弃文经商的明星打抱不平：他们下海之前谅必是认认真真演戏的，这才渐成名角；然而一旦成了名，便再也“跳槽”不得，似乎只有终生维系艺坛方能修成正果，不知是何方的清规戒律？
也有人认为，名角经商可能使文艺界少了一颗星，但商界就可能会多一颗星，这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历史上文人从商并不鲜见，叶圣陶、茅盾、沈从文、巴金就曾办过书店、出版社、报馆等；还有一些文人成了职业革命家，如瞿秋白、李大钊、陈毅，一些革命家成了文化学者，如梁漱溟、胡风、夏衍。这些换位或双重身份的形成，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使然，本是平常之事，为什么今天“名角经商”会令人称奇呢？只有在僵硬的体制下，才有作家不写作，名角不演戏而被“养”起来的窘态。反过来说，如今名角有了开拓自己用武之地的机会，以实现自我价值，不值得称道么？人才资源被充分开掘，每个人的才能被充分发挥，不正是对社会的贡献吗？人们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吗？
尽管如此，名角经商对于剧团来说，仍是一件不高兴的事。剧团领导抱怨道，文艺体制的改革是为了解放艺术生产力，让名角安心工作，繁荣文艺，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从业人员的生计或是为了少数人致富，那就再简单没有了，统统改行就是了。问题在于，用传统的办法号召演员坚守阵地，此招已经失灵，在当前的情势下，新的招数应该是怎样的呢？人们对此感到困惑。
关于名角经商的议论还在纷纷扬扬，莫衷一是，其对于文艺事业的最终效果如何也难以预料。正当此时，笔者得到最新消息：活跃在上海京昆越沪淮各剧团的舞美设计人员，集体谋求“第二职业”，参加了由上海文学艺术院同香港合组的“新世纪艺术装潢有限公司”，准备到建筑装潢业中一显身手，承接商店和企业的店面设计和内部装修业务。这些“下海”的舞美专家中，包括了原《智取威虎山》的舞美设计胡冠时，《曹操与杨修》的服装设计孙耀生，甚至还包括了舞美界的权威——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胡妙胜教授和上海舞美协会会长周本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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