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知识|082|王芷章: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
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是在继承明朝的原制基础上设置的。它的前身应该是明代的教坊司。教坊司是在明初设立的，它隶属于礼部。据《明史·职官志》载：“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舞承应，以乐户（乐户的职责是专管排演戏曲。）充之。”可见，在明代，教坊司实为优伶的唯一官方领导机构。当时除北京外，在南京还设有分司。关于教坊司的活动，很少见有记载，仅见《板桥杂记》一书记载了南京分司的情况，书中说：“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仗、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明亡后，清王朝建立，踵随明朝旧制，亦设有教司，不过内部已有所变革。例如，明教坊司的艺人以妇女占大多数，男艺人居于次要地位。到了清朝，却一反故常，取消了妇女入宫作承应的旧例，而以太监取代了她们；行政人员则改用旗人。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到雍正七年，就完全把教坊司撤销，合并到和声署内作外廷承应去了。但是，掌管演出事务和负责贯彻政府法令的工作，是不会间断的。很有可能在这时候便已设立了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以代行教坊司的职务。这个衙门，就设在北京东珠市口的精忠庙里边。精忠庙的设立始于明朝。开始修建精忠庙的时候，在祭祀岳飞的大殿左旁，又建筑了一座天喜宫，里边供奉着喜神庙祖师爷的圣像，岁时伏腊，都要祭祀(见“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和“道光七年重修喜神殿碑序”两篇文章，俱载入张次溪先生的《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中)。到明末或清初，梨园会馆已成立(按：梨园会馆这个名称，见李日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选编》),也设在这座喜神庙内。它虽然名字叫梨园会馆，实际就是梨园公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为全梨园行业中人谋福利的。领首人由群众选举出来，还得向管理精忠庙事务堂郎中皇请批准，方可上任。这个领首人本来叫做会首，又俗称庙首。为进一步说明上述情况，现引用当年的一份谕示以为佐证：赏带花翎二品顶戴管理精忠庙事务内务府坐办堂郎中锡为出示晓谕事：现据精忠庙庙首程椿(即程长庚)等禀称，该庙首程椿年近七旬，遇有传办事件，恐难兼顾承应，今选保三庆班徐忻(即徐小香)、杨久昌(即杨月楼),老成谙练，堪以帮办庙首差务等因，禀请前来。除经本司批准外，合行示谕该庙首徐忻等知悉、嗣后遇有传办及讲庙事件（“传办”指上边来的差务；“讲庙”是研究梨园界内部的事务。）,即着会同程椿、刘宝山(即刘赶三)妥协办理。毋得视为具文，致千未便。为此晓谕北京梨园人等一体遵照。倘有不法情事，即惟该庙首是问，毋谓言之不预也。谨之慎之，毋违。特示。由这道谕示，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庙首是由选保而来，主要任务是传办事件和讲庙。现再举一例如下：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为严行晓谕事：现届国服期满，查梨园演戏，润色太平，自应按照定章，于三月初五日后、初六日起，准其照常演唱。其应行禁止各腔及淫靡之词，仍照常禁止，并不准私行立班演唱。如敢故违，即行究治。为此晓谕精忠庙庙首及各戏班并开设园馆人等知悉，各宜凛遵勿违。特示。这条谕示后边，未载明年月，根据排列次序，它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堂交的传精忠庙会首并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掌班程椿、袁双喜、张发祥到圆明园听取交派事件一条的后边，可以证明这大约是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事。从这条谕示可以知道，精忠庙内的梨园公会及全北京城的戏班、戏园，都是归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统一领导。所以，在当初内务府要设立继教坊司之后的机构时，为了和梨园公会在一起办事方便，选择了精忠庙这个地方，其原因就在于此。(一)为纠正有人讹传“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有在广德楼请客点戏”一事，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发一文件，原文如下：光绪五年三月十四日，为宣示事：风闻讹传本月初七日，本司在广德楼请客点戏，殊甚骇异。本司从无在城外请客点戏等事，此必有造言之人，然一时无从查究，若不宣示，恐致惑人闻听，实属不成事体。著传谕该庙会等，如遇有造言之人，即行扭见本司究办，并着将此谕粘贴各戏园后台，以便周知。特示：广德楼、庆和园、三庆园、庆乐园、天乐园、中和园、广兴园、德胜园、阜成园、广和楼、裕兴楼、同乐园、精忠庙。以上文件在讲到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时，均称“本司”,由此也可知，它实际上为内务府所辖司监之一，是教坊司的后身。它的组织机构是设郎中一员主其事，下有笔贴式等辅助人员十余人，规模不算很大。再就上列诸园来说，其中以广和楼建筑最早，其次为裕兴楼、同乐园。阜成园建成也比较早，因为在道光七年重修喜神殿的碑序中，早已列有阜成园了。阜成园是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新设立的戏园。曾有阜成园被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收买为官营之说，这应属事实(此事发生在咸丰末年),但是不能说是被升平署收买的，因为升平署的职责只管演戏，不负有其它如购买戏园的责任。(二)按照梨园公会的管理章程，会首更应顾全大局，有公无我，如会首犯了禁令，也要给予适当的处分。当时京师盛行堂会，戏班演堂会的收人胜过在戏园中演出收入许多倍，一般都能得数十两或几百两的赏银。演堂会戏多是以一个戏班为主，外邀一些著名艺人加入，因此艺人们都喜欢参加堂会戏的演出。同治六年(丁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丑行刘赶三(当时是会首)私自在三月十七、十八日，应地安门内黄化门东口路北、内务府堂郎中马子修(名嵩林)宅无名班堂会两日。按照梨园行的规矩，每年的三月十八日为梨园行祭神的日子，到这一天，演出活动都要停止，违者必究。刘赶三在三月十八日私应堂会的事，被庙首张子久(同治年间任庙首。系张二奎一派著名老生，这时是久和班班主)、王兰凤(同治年间任庙首。著名小生，这时是全庆和班主)、程长庚、徐小香(按：在这一年徐小香还没有当上会首)等查知，要将刘赶三革出梨园，并注销保身堂名号。后经刘的徒弟张福宫(张彩林，宝昆之父)、王顺福(梅兰芳之岳父)托求马子修谕庙首等，罚赶三银五百两，重修大市街精忠庙旗杆二座(有刻字为证：“同治岁次丁卯夏季津门弟子刘宝山敬献重修”),以此为戒。这件事说明梨园公会办事是认真、公道的，即使是会首犯了错误，也一定要秉公处理，不徇私情。上面叙述了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的系统，再把清宫内廷一个庞大的演戏机构升平署介绍一下。明朝的教坊司原属礼部管辖，到了清朝则基本上属管理内务府的大臣领导，等于内务府的一个司(上面引文中，有许多地方都自称“本司”,可以为证)。以后改为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它与升平署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是行政领导部门，一个是演出单位，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最能说明其关系的例子，是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一个文件，内述：堂交堂郎中谕：著传升平署狄达，传精忠庙会首，并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掌班程椿、袁双喜、张发祥，务于本月二十五日准卯刻到园，各堂有紧要交派事件，万勿迟误。此交。这个文件只有月日而没有朝代年号。经查升平署档案，咸丰十年六月文宗服万寿，曾于六月初传三庆、四喜、双奎三班进宫演唱。由此可以证明，这个文件是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由内务府堂经升平署狄达的手传达给程椿、袁双喜、张发祥去听上边的谕示的，谕示内容就是传三班到宫内演唱。这样就可以知道：升平署虽是演唱单位，但有时也暂行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的行政事项，这两个机构既有明确分工，又互为补充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一、升平署是从南府改制而成立的，这就得首先把南府作一交待。南府的设立开始于乾隆五年。在这之前，清内廷本有习艺太监承应演戏的事。乾隆五年时为了第二年的皇太后五旬大庆，增加了演戏太监的数目，在南府内(康熙时已有南府之称，府址在今南长街南口路西第六中学内)进行准备工作，并把南府这一名称肯定下来。乾隆十六年，又下谕选苏州籍艺人进宫内当差，命名为外学，居住在景山里边、把太监习艺者命名为内学。乾隆时，内、外学人数各自都在千人以上，都唱昆腔；所承应的差事，可分四项：(一)为九九大庆，就是指演戏祝寿事。宫中把这看做大事，铺张浪费，备极奢侈。(二)为法宫雅奏(见王芷章著《清升平署志略》上册第八十九页，一九三七年四月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用于各种喜庆事情。(三)为月令承应，取每个月份内的故事，去扮演。(四)为朔望承应，即每逢初一、十五做一般性演出。前三项多属小戏，在朔望承应中，则多为自编的大本戏，最有名的为《升平宝筏》(全部《西游记》)、《鼎峙春秋》(《三国演义》)、《忠义璇图》(全部《水浒》)、《劝善金科》(演目莲救母事)、《昭代箫韶》(演杨家将事)、《征西异传》(薛丁山征西事)等。内容多取材于各种历史小说、演义，共计二三十种之多(详目载入《清升平署志略》一书)。另外，南府还设有钱粮处，管理后台的事务；有档案房，专管所有的档案；有中和乐，专司内廷行礼奏乐之事；有十番学，是专奏十番鼓的一支乐队。到了道光七年，紧缩改编，把外学全部撤销，叫苏州艺人俱回原籍。随又把十番学并入中和乐内，并改易南府之名叫做升平署。此后，直到宜统三年，始随着清室俱亡，前后共计有一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二、升平署曾挑选外边艺人进宫当差。咸丰十年，为六月间的万寿演戏，挑选了外边戏班艺人四十三名进内承差；十一年上，又选了艺人二十名。直到同治二年始将他们一并裁退九年后又陆续选了谭鑫培等多人进内演戏，名为教习。直到宣统年间才又把他们一齐散去。三、南府、升平署对京剧发展所起的作用。南府散后，有的艺人留在北京，以教戏为生，把自身的艺术传给了后人；他们还从宫内带出了许多剧本，流传于社会上，这些剧本大部分都保留至今日、另一方面，南府、升平署广收民间艺术之精华，选入宫内的艺人，经过在宫内长期的演唱实践，对一些来自民间的旧剧本进行了整理，把不通的句子改得流畅明快，在艺术上也更为严谨了。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南府和升平署对京剧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清廷挑选各戏班的艺人进内廷当差时，办理手续的事自然是属于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但对演员艺术水平的审定，则是由升平署的首领人主持的。因此，旧式戏园楼上包厢靠近下场门的一个厢，一般是不敢卖座的，这个厢是专候升平署首领来看戏的、他们一旦选中了哪个演员，就由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办理入宫手续。上述规矩，大致从咸丰十年、十一年就开始了；后来，直到光绪九年挑选教习时，还是按旧规矩办事。由此也可进一步说明升平署与精忠庙事务衙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王芷章先生(一九○三——一九八二年),字伯生，号二渠，河北平山人，著名戏曲史家、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京孔教大学。一九三三年在北平图书馆从事戏曲研究工作，广泛查阅清代升平署档案及有关资料，一九三四年著作出版《腔调考原》,一九三六年著作出版《清代伶官传》、《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一九三七年著作出版《清升平署志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副教授、教授。解放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专门从事戏曲研究工作。近年来又发表了《明杂剧的演唱及影响》、《昆山腔分布概况》等。他晚年写成的《中国京剧编年史》、《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中国戏曲声腔丛考》等著作，均在整理筹备出版中、王老的著作资料翔实，其中有许多是他亲自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王老一生治学严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从事戏曲史研究五十多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是研究昆剧、京剧史的重要参考书，在国内、国外均有较大的影响，为我国戏曲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老为人质朴敦厚，平易近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年已八十高龄，更是奋力著述，积极热情地培养新生力量，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们讲课、辅导、评阅论文；直到住医院前不久，还身带重病参加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评审工作。王老为党的事业献身的精神，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去年，王芷章先生为我会撰写了《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一文，此文刚刚脱稿，王老即因肝病逝世。现经王老的亲属整理誊清发表于此，作为对王先生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