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为背景，所写的真实故事。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是李白通过电波，向延安和西柏坡的战友发出的诀别语。几分钟后，大批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将他按倒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他面色平静，从容地抬起头，望向窗外。在上海解放前夕的那个寒冬之夜，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那个永恒的经典场面，定格了他生命中最壮烈的瞬间。那一年，他39岁。距上海解放，还有整整20天。
第一章 投身革命
一、板溪村的苦孩子1910年5月1日，李白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父亲李沐盛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靠几亩薄田养活着病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
二、投身革命的十五岁少年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从广州席卷全国，也刮进了这个偏僻的湘东小县。年仅十五岁的李白是最早参加农协和儿童团的年轻人。1925年的某一天，在张家坊的一间祠堂里，李白和另外几个年轻人一起，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永不叛党。就这样，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他扛着一支梭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那一年，他才十七岁。
三、结缘电台
1930年8月，李白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
1931年6月，红四军党委选送他去瑞金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也就是后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毕业后，李白被调到红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随部队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李白调任红四军电台台长，继续负责全军最核心的通讯保障任务。
四、奉命南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开赴抗日前线。
党中央有一个重要决定——必须派一名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上过硬的报务员，潜入上海这座日寇和汪伪特务盘踞的“孤岛”，重建被破坏的地下秘密电台，使上海党组织与延安之间的电波联络恢复畅通。
李克农亲自物色合适的人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白。
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从延安辗转千里，秘密潜入上海。
第二章 孤岛电波
一、贝勒路148号，第一个战斗堡垒。
根据组织事先的安排，他被安顿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洋房，主人叫单志伊，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与李克农家有世交之谊，是党组织最坚固的后盾。李白住在第三层的阁楼间里。
二、假夫妻，真伴侣
1939年春，李白的电台工作周围环境不断恶化。国内形势剧烈动荡，谍报活动空前白热化。一个大男人独居在租来的房子里，不工作、不见客，只在深夜里鼓捣机器，难免引起邻居或巡捕的疑心。
地下党领导人马纯古找来了一个年轻人。她叫裘慧英，乳名兰芬，是浦东一位纱厂女工，12岁学徒，16岁入党的优秀共产员。
当她被领到领导面前时，马纯古盯着她看了许久，缓缓开口：“有项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你到苏州河畔和一位延安来的同志接头。今后你们两人共组一个家庭，扮作假夫妻，由你协助他应付环境。”
21岁的裘慧英从未谈过恋爱。一听这话，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在老马的耐心开导下，她终于硬着头皮点了头。当晚，裘慧英带着从工厂偷偷拿出来的换洗衣裳，走进李白那间小阁楼。
他们第一次见面，几乎无话可说。革命工作靠纪律拧在一起。
三、假戏真做，患难夫妻他们渐渐地理解彼此，靠得更近。这样的朝夕相处，渐渐催生出了一份远超同志情谊的依恋。有一次发报到凌晨，李白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裘慧英悄悄给他披上外衣。她看到他耳边长出一缕白发，鼻尖忽然一酸。到这时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恐怕离不开这个人了。
1940年秋，经过组织批准，这对假扮夫妻的年轻人终结连理，成为真正的革命伴侣。裘慧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从假夫妻到真夫妻，感情就是从发报机旁边的这些夜里滋生出来的。”
新婚的李白夫妇没有新房新房，婚后的日子与之前并无二致——白天各自打工挣钱，深夜在同一盏灯光下收发情报，只是身边多了个可以交心的伴侣。几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四、“福声无线电公司”的秘密
1940年，为了长期掩护，党组织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扮老板，李白任账房先生。
李白总是选择午夜零点至两点——人们已经熟睡，空中电波干扰和巡逻侦查相对减少。窗外夜风凛冽，空中混着湿气和柴油味。此时那栋不起眼的楼房三层阁楼内，隐隐射出一缕灯光——微弱得如同灯塔的残光。电键的敲击声富有节奏，向千公里外的延安播送着情报。
第三章 两次劫难，两度重生
一、第一次被捕
1942年秋，上海的抗日形势陡然加剧。日本特务机关启用了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设备。他们锁定了一个神秘的信号源。
1942年9月14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裘慧英上街买了两个月饼，两片薄薄的面坯包裹着一点点糖馅——尽管条件艰苦，她还是想和丈夫一起过个团圆节。
当晚，李白照例在阁楼上发报。临近子时，门外突然传来杂乱沉重的脚步声和日语的吆喝声。木门被轰然一脚踹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冲进来，电筒在房间里乱晃。
几分钟后，一名军官踢开地板的活动木板，发现了藏在下方的发报设备。李白和裘慧英同时被捕。
二、严刑逼供
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在四川路桥北侧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大楼里。裘慧英首先被带进了刑讯室。日本宪兵逼问她李白的真实身份、电台的用途、联系人是谁。她坚决不说。
恼羞成怒的敌人搬出一块厚重的铁板，横压在她双腿上，几乎将她的腿骨压碎了。她咬紧牙关，浑身被汗水湿透，却始终不肯喊一声求饶。
见硬的不行，一个女特务走上前来，凑近日军军官：“这么年轻的姑娘，让她去看看她丈夫是怎么受刑的，保准会讲出来。”
裘慧英被拖进了李白受刑的房间。她终身忘不了那一幕——李白被剥去上衣，绑在老虎凳上，胸上一道绳，腿上一道绳。砖头一块一块从脚后跟往上塞。塞到第三块时，绳子开始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塞到第五块时，骨骼发出碎裂声，人便昏死过去。
此后一个月，李白被定为“要犯”，施以各种酷刑。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商业电台”，只为大老板报行情，绝无政治背景。
一个月后，裘慧英被释放。她走时日本兵没有拦，她又返回那座阴森恐怖的监牢大门外等李白。又等了近八个月。
1943年6月，经过党组织多方奔走营救，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李白终于被保释出狱。
三、再次出发：以敌台为我用
出狱后，李白身体极度虚弱，特务仍在暗中跟踪监视他。裘慧英含泪劝他休息一阵再说。他摇了摇头，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朴素话语：“现在我要更好地工作，才能把敌人早日打出去。”
1944年秋天，身体稍有好转，组织上交给李白一项新任务——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传送情报。
夫妻俩秘密抄录敌方电报和作战数据，与延安指定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一份又一份日、美、蒋方面的战略情报，借敌人的电波飞向了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他们奉组织之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
1946年，李白一家三口租下了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三层楼房，再次在敌特心脏扎下根。不久，李白被任命为上海秘密电台的总台长，负责接收各情报站收集的军事情报，统一传送党中央。
第四章 最后一次发报
一、决战前夕
1948年秋，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败局已定，但对江南各大城市的特务管控却空前强化。国民党在上海部署了从美国进口的领先探测技术，除了户外监测车不停地搜索区域内所有的可疑信号外，专测队还辅以分片区停电测试。
李白预感到事态严重，多次向妻子讲：“这回，也许逃不过了。”李白特意加紧了对新的预备电台的建设——如果他的“峰台”被摧毁，备用电台能立刻接上，确保上海与党中央的通联永不中断。
二、最后的时刻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拿到了他作为报务员要发出的最重要的一份情报——国民党军的“长江江防计划”。但危险也前所未有。这几日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追寻力量，把重要信号几乎锁定位置。
李白明白——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1948年12月30日零点，西柏坡。中央情报部电台报务员李康如约守候在接收机前。长期的通联已让她对“峰台”的发报“性格”了如指掌。
零点时分，熟悉的频率上果然传来李白那沉稳的敲击声。随即，李白急促地用“请等一等”信号打断了她的接收。李康将只能在收报机里孤零零地守听着。一段时间后，她听到对方发来的告别信号“‘等一等’——‘再见’”。——这是李白的最后一句话。时间定格在1点50分。
据后来整理的李康将填写的值班记录清晰记载：“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的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50，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三、第三度被捕
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了黄渡路107弄15号的小楼。此时李白已镇静地把最后一组信号发送完毕。负责逮捕的国民党军官露出了狰狞的微笑：“李静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李白没有反抗。走下楼时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儿子——孩子才两岁多。
四、狱中诀别
李白被单独关在小牢房里，始终咬紧牙关，没向魔鬼透露半字。没多久，特务把裘慧英和年仅几岁的儿子押进看守所。敌人希望通过母子在场让他精神崩溃。
裘慧英从铁窗缝里看见丈夫时，简直不敢认。李白躺在潮湿的泥地上，浑身上下的衣服被打成了布条状，血迹和污浊混成一片，那只以前敲击电键的手指紫黑肿胀得变了形。他的右眼下因为重击，落下了青黑瞳印，那只眼睛几乎快瞎了。裘慧英浑身剧烈颤抖，扑上去检查他的伤，李白却出奇地平静。他缓缓抬眼看了一眼她怀里的儿子，说出一句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话：“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终于也看到了（指上海即将解放）。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跟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败退中的蒋介石接到毛森的报告。毛森把对李白等被捕“共谍”的记录呈送到蒋介石案头。蒋氏铁青着脸批复了8个字：“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五、戚家庙的黎明
1949年5月7日傍晚。日军投降后改作国民党监狱的原址内突然传出频繁的囚车引擎声。
裘慧英后来回忆那天抱着一丝幻想，认为国共和谈或许能放人。她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心神不宁地在家踱步。一阵剧烈的敲门过后，党支部派人秘密告诉她：“李白同志……今晚很可能被转移。”
她疯了一样跑到监狱围墙外面，一直守到天亮。但那晚的刑车没有往北，而是往东——开到了浦东杨思区的戚家庙。特务们把十几名政治犯推下卡车，架到庙后荒地上。
夜色沉重，没有人见证这场行刑。李白走在了最前面。他一条腿已经根本站不稳，浑身血迹、伤痕累累，但他仍坚持用没有受伤的那只眼直视苍天。
猛然开口高声喊道：“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有人向特务怒吼：“朝我开枪吧！我死了，解放了的上海会有清算你们的血债！”李白身中数弹倒地时，眼睛却一直朝向西北方向——那是他和党中央电波相连的方向。那一刻，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20天。他39岁的生日，也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五天后，上海大街小巷飘满了红旗。陈毅率领部队进入这座伟大城市的时候，秘书匆匆呈上了一份从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在电报中发出一道揪心的命令：一定要找到李静安！如果他活着，请火速送到北京；如果他牺牲了，请务必找到他的尸骨。
这时陈毅才知道那位为上海解放牺牲的烈士。他让人吩咐刚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迅速查找李白下落。
六月的上海，郊外野草长到齐腰高。当法医和公安局人员挖开戚家庙后那片乱坟岗的最后一处浮土时，12具弹痕累累的遗体并排出现在大家面前。
照片发到裘慧英手里的时候，她哭倒在了自己的院子里。她的爱人，倒在距离家门不到二十里的地方。她甚至没有陪他走完最后一晚。
消息传到公安部。二十天后，公安部门顺藤摸瓜，将杀害烈士的元凶毛森以及史致礼等刽子手一一擒获。1951年1月，上海军管会判处史致礼死刑。
李白牺牲后，他的遗骸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李克农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他原本有意向党中央举荐李白担任新中国的首任邮电部部长。
1958年，李克农亲自向党中央提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烈士为原型，拍摄一部反映中共隐蔽战线英雄事迹的电影。于是，孙道临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横空出世。那个叫“李侠”的银幕形象，自此走进了千家万户，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李白烈士故居的展厅里，一枚锈迹斑斑的电键静静躺在玻璃柜里。电键旁架着一部老旧的收报机，机身上有一行小字：“电台重于生命”。
他的爱妻裘慧英，带着李白未竟的心愿，完成了她的使命：挺起腰杆。八十年代编纂了《李白烈士故事》修订本，义务为青少年宣讲革命故事。
2009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如今在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烈士故居里，接待过成千上万前来瞻仰的访客。每年的上海纪念解放日，学校都会组织少先队在那里敬献花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