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戏曲极为重要的艺术功用。“每观一剧，便谓昔人真有此事，为之快意，为之不平，于是从而效法之”[1]，观众在接受戏曲审美形态熏陶的同时，也会受到剧中思想内涵的影响，戏曲的社会教育功能便借此得以实现。而上述功能实现的过程，也可看作是一个传播与舆论引导的过程：戏曲创作者将意欲宣扬的思想或观点赋于剧目创作之中，借助演出影响观众，并形成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戏曲具备一定的媒介性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2]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一环，戏曲承担着向广大观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从媒介角度解读戏曲，构建戏曲在引导社会舆论、引领正确价值观时的传播学过程，将更有利于提高戏曲与新时代文艺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一、戏曲作为媒介的基本构成
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为理解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每一种媒介都创造一种自然……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3]作为传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会深刻影响着传播效果的发挥。因此，要明晰戏曲的传播学意义与舆论引导作用，必须首先明确戏曲作为媒介的构成与特点。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代表，京剧承续传统艺术千年的文化积淀，广泛吸收、博采众长，加之清代统治者的支持、干预和改造，最终形成了体制完备、程式严格、艺术严谨且兼具宫廷和民间双重气质的成熟剧种。此后，借助政治推广的影响与自身艺术的魅力，京剧以北京为据点，迅速向河北、天津、上海等地传播，一跃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因此，本节论述将以京剧为例，具体阐述戏曲作为媒介的基本构成。从总体来看，京剧的媒介构成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即物质要素、符号要素与信息要素。
1．物质要素。京剧作为一种以演出为主要存在状态的媒介形式，由诸多物质要素构成，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演员。演员通过表演，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完成某一戏剧情景，将剧目内容呈现于观众面前的过程，也就是京剧作为媒介存在的过程。离开了演员，京剧就无法完成面向观众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丧失了作为媒介存在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要想推进对京剧作为媒介的认知深度，必须首先探究演员群体的特征。
在我国，演员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在西周末年出现了由贵族豢养起来，专供他们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有时也称为‘倡优’或‘俳优’”[4]。诚然，此时出现的“优”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演员”，但可视为后者的雏形，并已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讽谏职能。《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国优孟模仿孙叔敖之言行举止而谏楚庄王一事，便是当时“优”参与政治的典型事例。[5]司马迁用“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概括“优”的这一行为，深刻表达出“优”以自身及表演为中介传递特定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此后，这一特征成为历代演员一直秉持的优良传统。如元代温州乐清县有一恶僧祖杰，肆意聚揽无义之财，尝蓄养美女，并藏于俞生家中，俞生不堪邻人嘲讽，携家眷逃走，谁知竟惹恼祖杰，祖杰勾结官府，陷害俞生，致其全家死亡，“旁观不平，唯恐其（指祖杰）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6]。与“优孟”的故事相比，《祖杰》戏文的影响力已不限于统治阶级，能唤起广大基层民众深切的情感共鸣，并深刻影响民众对特定事件的态度与行动。以演员为主要物质构成的戏曲对舆论的引导作用在此中得到了极大张扬。
到了民国，京剧艺术空前繁荣，优秀演员层出不穷，甚至涌现出像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与京剧艺术繁荣相伴随的是近代中国国力渐衰，内忧外患所致的民不聊生激发起许多京剧演员的爱国斗志，他们以自身所学之艺为武器，编演饱含救亡图存思想的新剧目，成为当时团结社会各阶层以壮大爱国战线的重要力量。延至1949年后，演员的社会地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被传统观念鄙夷的卑贱职业一跃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工作者。新时代的演员，开始以更自觉的行动参与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中来，为引导社会舆论、引领正确价值观做着贡献。这既是对“讽谏”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亦是时代发展所赋予戏曲演员的崇高使命。
2．符号要素。不同媒介有不同的编码形式与表达符号，京剧的表达符号则主要由语言、音乐、形体三者构成。语言，指京剧中的唱词和道白，主要分为京白和韵白两种。京白以北京话为基础，韵白则是通过对中州韵和湖广音的长期艺术改造，使其适应观众欣赏习惯而形成的。京剧的语言结构主要为上下整齐句，按照汉语的格律要求安排具体字符，朗朗上口，浅显易懂，与观众有着共同的语言环境。借助共同的语言环境，符号传播时的认知误差被降低；音乐，指京剧中的唱腔和伴奏。京剧音乐主要由西皮和二黄构成，西皮风格高亢激越，二黄则委婉低沉，两者都能宣达丰富的情感。但音乐本身并不能表述明确的事件或阐发确定的议论，只能借助感性的力量来达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因此，京剧音乐是通过协助语言与形体表达的方式存在着；形体，指京剧在交代故事情节、展现人物状态时所使用的一切肢体动作，即所谓的“四功五法”。在日常的交流活动中，语言表达一般需要形体动作的辅助，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中，形体动作会比语言更具有表现力。京剧的形体动作大多来自于生活，经过时代审美的过滤与舞台艺术的抽象形成符号，并与观众的理解体系达成契约。语言、音乐和形体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凝结，共同构成京剧表演的完整符号体系。演员通过使用这些符号，完成演出时的信息编码，最终达到向观众传达特定信息的目的。
1937年，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逐步向华北一带进军时，程砚秋编演了京剧、昆曲两下锅的《费宫人》一剧，故事以明末李自成入关为背景，着力渲染宫女费贞娥为主复仇、刺杀叛军将领的忠君爱国精神。其中一场戏讲述崇祯皇帝死后，费贞娥全身素缟至灵前祭奠，演唱了大段阐发亡国之痛的【反二黄】唱腔[7]。反二黄是京剧的主要声腔板式之一，曲调舒缓，音色悲凉，极具抒情色彩，非常适合烘托悲剧性场面。程砚秋的唱腔，本身就有一种较为强烈的“幽怨之气”，加之凄怨哀婉的【反二黄】唱腔，让剧目所抒发的亡国之痛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度关联，观众在为剧中人物所悲悯、为京剧唱腔艺术所感染的同时，亦对眼前的国家危难与生存危机有切肤之感。这种将京剧艺术表现手法与剧目表达内涵互为表里的传达方式，正体现出戏曲媒介构成中符号要素的特征与优势。
3．信息要素。京剧中的信息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显要信息与潜在信息。显要信息指可直观感受的信息，在京剧中主要表现为剧目情节、人物形象、舞美等。这一部分信息是京剧吸引受众、影响受众、与受众产生交流的基础。潜在信息是指隐藏于显要信息之后，需要深入挖掘才能被受众感知的信息。在京剧中主要表现为故事的思想内涵，以及故事编写的目的、意图等。潜在信息需附于显要信息之下传播，受众也须在接收显要信息之后才能接收潜在信息。理解信息的双层传递模式，是明晰京剧媒介构成的核心环节。
唐韵笙是近代著名的京剧演员，唐派须生创始人，长期在我国东北一带演出，享有盛誉。唐韵笙不仅艺术基底深厚，“文武昆乱不挡”，而且思想进步，注重所演剧目的社会效益和教育功能。抗日战争时期，唐韵笙不甘俯首日寇，积极编演新戏，以鼓舞民众的抗日情绪。其中，在编演的爱国新戏《扫除日害》中，借“后羿射日”这一国人所熟识的传统故事，将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尤其在射日一场戏中，唐韵笙借后裔之口高喊“不除日害国无宁日”，每念一句台词，便射下一个太阳，台下同时爆发一次热烈的掌声。[8]在这一剧目中，显要信息是“后羿射日”的故事情节，以及依附于此的京剧舞台表现手法；潜在信息是由“射日”所暗含的“抗日”指向，也是创作者重点想要表达的部分。而“抗日”指向之所以如此强烈，正得益于对“射日”的生动展示。
从上述三方面要素，我们大致可以构建出京剧以媒介身份引导社会舆论、引领正确价值观时的基本过程：京剧演员通过使用语言、音乐、形体等特定艺术符号编排并演出相应剧目，在展现显要信息的同时向观众传递某些潜在信息，并对受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戏曲作为媒介的主要特征
戏曲作为媒介形式的一种，除具备一般媒介都应具备的特性外，还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分析这些特殊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戏曲在引导社会舆论与引领正确价值观时的特质。
1．实体性。在大众传播中，任何媒介都是一种用于传播的实体中介，都是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物质载体。例如，报纸是通过印刷纸质物来实现自身独立存在的。但是，作为媒介的戏曲则具备着与报纸迥异的实体性。戏曲的主要物质载体是演员，实体存在也必然需要依托于演员。演员通过现场表演直接面向受众开展传播活动，实体性会随着演员演出的开始而存在，随着演员演出的结束而消亡。因此，演员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舆论引导能否顺利开展和预期效果能否准确达成。
2．中介性。作为传播中介的媒介，一头连接着传播者，一头连接着受众。传播者在将某种意图编码为特定的符号信息后，必须通过媒介传向受众，受众也只有通过媒介才会接收到这些信息。媒介就像一根可用来传输的“线”，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两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整体，相互联系，产生交流。在以戏曲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演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媒介的物质载体，两种身份同时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演员是在以自身的艺术表达能力为手段创造媒介，从而进行传播。
追寻在古今戏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诸多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可谓是戏曲媒介性质与舆论引导作用的主动追求者和积极缔造者。周信芳在登上舞台之初，便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十分关切政治问题，并在此后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所创编的新剧目，大多紧跟时事，折射出一位表演艺术家对社会积弊的体认与反思。一方面，周信芳“敏于感应时代的脉搏、善于捕捉民众的情绪，他的喜怒哀乐总是和广大的市民群众的爱恨情仇联系在一起”，因而他的演出总能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思想主题，带来轰动效果与传播效应；另一方面，周信芳又能“把自己对人生与时代的思考传达给观众，进而达到影响观众的目的”[9]，并会让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深度性，而非流于浅层的触动。由此可观，培育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具备生动艺术表现力、可以与观众有深度交融的演员，对于发挥戏曲媒介效果至为重要。
3．还原性。还原性是指媒介能有效还原传播者意欲向受众传递的信息。媒介作为传播的中介，必须真实再现而不是夸张或歪曲传播信息。戏曲在作为媒介时所体现出的还原性，则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殊之处。戏曲演出的信息还原是一种隐性还原，需要受众拨开戏曲艺术形式的外壳才能被识别。但这种隐性并不等同于不确定性。一般的戏曲剧目都有特定的思想指向，传播者会使用戏曲丰富的艺术手法来向这一特定思想指向靠拢。因此，戏曲在引导社会舆论时，会借助于这些艺术形式而形成独特的传达路径。
三、戏曲作为媒介的传播过程
媒介并非独立个体，而存在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只有对完整传播过程予以观察，才能明确媒介的意义与价值。本小节从戏曲演出与观众的接触出发，构建戏曲影响受众态度的完整传播过程。
1．演出是消息传播的开端。面向观众的演出，是戏曲作为媒介与受众进行接触，并将负载信息传播给受众的主要步骤，是戏曲引导社会舆论的开端。而受众对戏曲及相关剧目的接受程度、范围与要求，是影响舆论引导效果的一个前提。因此，在将戏曲作为媒介使用时，注重并靠近老观众的观剧习惯及新观众的审美需求，才会让媒介所包含的信息得到最大限度地传播。
2．演出内容引起观众注意。观众所注意的消息是以剧目的形式出现的。剧目是这一媒介的内容主体，并以表演为外形，思想为内核，传播着用来影响舆论的信息。观众只有先注视到这个剧目，才有被影响的可能。而“注意”又可以分为剧场外的注意和剧场内的注意。剧场外的注意，是指观众注意到某一剧目的演出消息后，产生兴趣，并决定观看演出。促使观众决定观看演出的原因有很多，如价格是否合适、时间是否适宜、演员是否喜欢、对剧情是否感兴趣、对创作形式是否满意等。而剧场内的注意，是指观众在观看演出时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顺利接受舞台所呈现出的内容。影响该类注意的因素亦有多种，如演员的舞台呈现是否精彩、剧情推进是否有吸引力、剧目艺术表达是否符合观众的接受习惯以及剧场的环境、观众的欣赏状态等。因此，如何宣传特定的剧目演出，如何根据每场演出的具体情况调整“观—演”模式，就必须得到重视。
3．观众能够理解剧目内涵。理解是传播意义得以实现的基础，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对戏曲媒介要素的理解，二是对戏曲媒介所负载信息的理解。前者主要指受众对戏曲艺术形态的理解，并以此为路径，实现对后者的准确把握。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如下两点：一是文化期待对于理解的影响。观众在观演之前，总会基于已有观演经验对将要进行的观演活动产生预判或设想，从而形成一种期待心理。因此，如果传播者能将剧目演出与观众的期待心理建立关联，将会极大促进观众对传播消息的理解；二是动机对于理解的影响。观众带有某种动机前来观看演出，必然会更易理解与他们动机相关的部分。因此，戏曲对舆论的引导工作，并非孤立推进，而是需在其他媒介与手段的配合下，共同塑造受众的理解动机。
4．观众接纳剧目的思想传递。能够对观众接受信息的效果产生影响的，既有戏曲媒介特征的因素，亦有戏曲特殊传播环境的因素。戏曲通过艺术手段来感染观众，观众在情感的支配下，更容易对剧中思想产生认同。而且，剧场中的观众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群体内部各成员必然会相互影响，并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对统一的核心趋向，使多数观众能通过与整体的互动，不断确认、理解和服膺于被群体所接纳的主要观点。
5．观众新接受的立场得到巩固。观众通过接受、理解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态度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需要继续对新态度加以巩固。也就是说，需要考虑戏曲对于传播效果的持续作用。精彩的戏曲演出，往往会在观众脑海中留下相对持久的记忆，而在这些被记忆的精彩瞬间中，往往就会包含许多所要引导的思想与价值理念。尤其当一出戏诞生脍炙人口的唱段时，唱段往往会脱离于剧目整体、超脱于剧场环境，在戏迷群体中广泛传播，从而使得剧目对受众的刺激反复出现，达到巩固引导作用的效果。这是戏曲引导社会舆论时优于报纸、广播等媒介的地方，也是戏曲创作者在创作新作品时所要刻意为之的地方。
综上所述，当观众的态度最终产生预想之内的改变，并得以维持与固定，最终做出符合舆论导向的行动时，戏曲也就完成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
结语
将戏曲作为一种媒介使用的行为与实践，其实早已有之，只是鲜有理论的关照与总结。本文从媒介视角阐述京剧的创作演出，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对这一过程加以更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使剧目所宣扬的意图、思想和观点正确影响受众的态度，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利用戏曲这一媒介对社会舆论实行引导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戏曲在开拓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的深度与广度。
论文发表时，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