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晚7时，厦门大学电影学院主办的“戏曲与非遗暑期学校”系列讲座首讲在思明校区南强二206教室顺利开讲。本场讲座题为《〈赵武灵王〉：英雄之死与人性之殇》，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郑宜庸教授主讲，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杨惠玲教授主持。郑宜庸教授以学者和女儿的双重身份，围绕武夷剧作社首倡者及首任社长、著名剧作家郑怀兴先生的作品《赵武灵王》，展开了兼具学术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分享。讲座持续约两个半小时，吸引了现场及线上近四百名学员参与。
郑宜庸教授首先回顾了郑怀兴先生的戏曲剧本创作情况。郑怀兴先生一生共创作了54个戏曲剧本，其中大戏48部、小戏6部，另有两部早期小戏因剧本散佚未能收录在剧作集中。郑先生的历史剧在戏曲界评价尤高，以《新亭泪》《晋宫寒月》《傅山进京》《赵武灵王》等作品为代表。《赵武灵王》创作于2012年，郑怀兴先生对剧本进行了数次修改，该剧2015年由福建省京剧院排演，曾获同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郑宜庸教授指出，郑怀兴先生对《赵武灵王》的创作兴趣，始于梁启超对赵武灵王“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高度评价。深入研读了相关史料之后，郑先生认为，赵武灵王在46岁正值壮年之时，被亲生儿子活活饿死于沙丘行宫，这一命运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极具张力的戏剧情境。郑先生摒弃了改革家与顽固派斗争的传统叙事，认为赵雍的悲剧并非单纯外力所致，而是居功自傲与刚愎自用所导致的自我毁灭。因此，郑先生最终选择不写赵武灵王的丰功伟绩，也不正面描写他与夫人吴娃的梦中情缘，而是紧紧围绕“沙丘之乱”展开剧情，从赵雍禅让幼子赵何写起，直至被围困饿死结束。郑宜庸教授在讲座中引述了郑先生的原话：“写一个改革家与顽固派的斗争而失败，不如写一个人因骄傲自大、欲望膨胀而酿成悲剧更为惊心动魄、更具有普遍意义。”
在具体的情节编排上，郑怀兴先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对史实做了若干调整。他将吴娃的死期推迟，并使这一女性人物贯穿全剧，既丰富了色彩，也增强了可看性；将沙丘之乱与禅让大典的时间跨度缩短，使戏剧冲突更为集中。这些改动让剧中的因果链条更加严密，人物动机更加合理。郑宜庸教授指出，历史剧的创作不是写历史教科书，而是要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人性，推敲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
讲座围绕“英雄之死”与“人性之殇”两个主题展开追问。郑宜庸教授坦言，她每次读《赵武灵王》剧本时都会被打动，尤其是赵雍在沙丘行宫孤独回忆往昔时的悲怆之情令人难以自抑。在人们的一般想象中，英雄理应慷慨从容地战死沙场，而赵武灵王却在饥饿与绝望中孤独死去，这种“非常态”的死亡方式，恰恰是本剧最震撼人心的地方。郑宜庸教授指出，英雄本身也有其无法突破的局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性格缺陷和认知盲区。她剖析了导致赵武灵王悲剧的三步错：第一步，废长立幼埋下祸根；第二步，仓促禅位导致大权旁落；第三步，暗谋分封，最终诱发沙丘之乱。这每一步都不是不可挽回，但正是这种连锁反应，让悲剧不可避免。在君主、丈夫与父亲这三重身份的交织下，赵武灵王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生而为人难以突破的局限，值得反复体味、思考。赵武灵王的悲剧让我们看到命运的无常，也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英雄，也无法掌控自己的死亡，这正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人生真相。
在讲座中，郑宜庸教授专门分析了“大红马”这一意象的精妙运用。郑怀兴先生受京剧传统戏《祥梅寺》的启发，以通人性的大红马将赵雍辞别吴娃时的复杂心理外化呈现。当亲生儿子置父亲生死于不顾时，身为坐骑的大红马却以死相报，这一对比使得人性的凉薄纤毫毕现。
郑宜庸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对英雄主义的重新认识。她年少时偏爱要离、庆忌、项羽、荆轲等人光明磊落、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质，但随着年岁渐长，尤其在经历父亲离世之后，她愈发感到英雄并非高不可及，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艰难抉择的普通人。
在互动环节，现场及线上听众围绕《赵武灵王》与《李尔王》的关联、剧作家的英雄主义信念、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的关系、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大红马”的意象选择等问题与郑宜庸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主持人杨惠玲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文艺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表现人的伟大，更在于写出人的有限性，如此方能让人反思自身、获得成长。随后，现场及线上师生还围绕历史剧中的意象化脚色设计、梦境或幻觉的应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场讲座在思维的碰撞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