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戏曲界便滋生出一股令人费解的跟风之气，且绵延至今未绝。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只要浙江越剧推出什么“新花样”，用不了几年，全国各地的剧种便会争相效仿，一片趋之若鹜。这种罔顾自身根基、一味照搬的怪象，不禁让人追问：那些传承数百年的古老剧种，自己的定力和思维究竟去了哪里？
第一波风潮，是服装的话剧化。越剧向话剧服化道靠拢，本有其无奈。越剧成形不过百余年，底蕴尚浅，行当不全。据说当年其行当体制，还是由越剧界前辈向京剧大师求教后才划分的，远不如京昆等剧种那样严谨完备。在服装上，它既没有代代相传的刺绣章法，也缺少与各行当深度绑定的符号体系，因此借鉴话剧服装，情有可原。然而，许多历史悠久的剧种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衣箱里的锦绣乾坤——京剧的蟒、靠、褶、帔，昆曲的文雅清丽，各地方戏独具的地域纹样，都蕴藏着深厚的写意美学与刺绣功夫。它们竟将这些一并抛下，换上接近生活化、写实化的话剧式服装。这哪里是创新，简直是以浅薄替代深厚，令戏曲服饰“可舞性”与“程式美”黯然褪色。
第二波风潮，则是近几年兴起的头戴话筒。越剧率先普及嘴边微型麦克风之后，京剧、各地方剧种，甚至像上海京剧院这样的老牌重镇，也竞相用了起来。乍看是拥抱科技，细想却是替艺术上的怠惰大开方便之门。戏曲演员的基本功，讲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那一条嗓子，必须日复一日吊出穿透力，练就“响堂”的功夫，在最远的角落也能字字入耳。这远非单纯的声音大，更是一种丹田气与声腔共鸣凝结而成的艺术质感。而今，话筒伸到唇边，音量靠推子，音色靠调音台，那股源自脏腑、破空而来的真力，还有多少人愿下苦功去磨？当穿透力与高音都可以依赖设备填补，所谓“基本功”便被悄悄架空。技术成了“遮羞布”，艺术便在温柔乡里无声退化。
怪象的核心，并不在越剧本身。一个年轻剧种的探索，即便不够成熟，也属成长中的必然。真正堪忧的，是那些沉淀了几百年的剧种，竟也丧失了审美上的自信与判断上的自觉。从话剧服装到头戴话筒，每次都跟得毫不犹豫。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深层的惶恐：或是急于“现代化”以争取市场，却误把手段当目的；或是在传统根基上早已不够扎实，只好人云亦云，求个心理安慰。只是，当京昆等剧种的韵味、规制、风骨，逐渐让位于没有灵魂的“趋同”，戏曲百花园最为宝贵的多样性，也就一步步塌陷了。
艺术的出路，从来不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齐白石有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跟风模仿，看似安全，实则最危险。越剧的探索固然值得尊重，但对于京昆等众多剧种而言，创新的底气，理应来自对自身深厚传统更彻底的回溯与再发现。话剧服装也好，头戴话筒也罢，如果在“拿来”之前先问一问：这适合我吗？这会消解我安身立命的根本吗？或许，便能少掉几分盲从，多出几分清醒。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更是“功夫”的艺术。那把伸到嘴边的话筒，撑不起一句响遏行云的唱腔；那套丢弃了刺绣与程式的服装，也托不起戏曲舞台上的气象万千。愿所有戏曲人，都能在喧嚣中重拾对自身剧种的敬畏与深情，莫让一时的跟风，弄丢了那个本该独一无二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