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2日）
富人的戏曲活动，不仅仅是文化消费品，它还是社会生活的等级标志和权势的象征。排场最为盛大的堂会，一般都是从早起演到深夜，尤其那些名角荟萃的堂会，戏码多，演出时间自然就长。有的主家或宾客中有人嗜戏，往往也要粉墨登场过戏瘾，那就可能通宵达旦地演下去。负责堂会指挥的后台管事（内行称之为戏提调，相当于现在的剧务），既懂戏，谙熟行规，又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根据堂会的主题确定戏码，如官宦人家，剧目要有《天官赐福》《连升三级》之类；婚嫁堂会，则演《龙凤配》《闺房乐》等剧；寿诞堂会有《百寿图》《满床笏》等剧。若是商贾人家，就要演《黄金满台》《摇钱树》之类招财进宝戏。所演剧目、主角姓名、需演时长，提前写在红帖上，呈送主人审定。剧名和内容绝不能与主家先人名讳犯忌，否则承办人就有可能丢掉饭碗。
除了一般堂会，还有“会馆”堂会。自打清朝中期，旅津的外地商人为联络同乡、同行友谊，攀谈生意，建有同乡会或行帮性质的“会馆”。诸如闽粤会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之类，达十五六处之多。这些会馆大多设置戏台，供集会联欢、年节团拜时演戏用。会馆承办的演戏活动，也归属“堂会”之列。最初是由头面人物发起，下委交游宽广、经验丰富的承办人聘请戏班，大演神怪戏、以新颖砌末取胜的吉祥戏，若图气氛热闹，加演灯彩戏（但须另加“灯彩钱”）。渐后，多数富商不满足于看一般水平的演出，自发增捐经费，邀请名班好角出演。
旧时代戏班的中下层艺人收入微薄，生活拮据。堂会演出负担艺人伙食，戏份（劳务报酬）较之在戏园演出丰厚，甚至还可以分到额外赏钱，所以管事和艺人无不乐于参加。
蓄私班、办堂会、看戏听曲，成为上层人士的精神表达，乃至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侈靡风尚反映出戏曲在彼时已然趋向社会性痴迷，随之造成观众群体迅速膨胀。广阔的演出市场拓宽了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的“第三产业”生存空间，推动了社会经济附属成分的城市消费同步发展。
茶园：城市戏院演艺的雏形期
上层人家私蓄戏班和各种堂会演出，虽然只是满足自家声色之愉的享受，但它所具有的俚俗特色，既包含上层文化的共性，也包含下层文化的个性。受其影响，天津很快出现面向市井百姓的茶园演戏，与中上层社会的家班、堂会娱乐相对应。
从清咸、同年到光绪初年，在天津的公共性演戏场所，名为茶园。茶园有高中低档之分。以北门东的庆芳、鼓楼北的金声、侯家后的协盛、北大关的袭盛轩等四家声名最著。高档茶园经营者为争取看客，不惜投入重金装点内外，如金声园，园内摆设八仙桌若干张，每桌固定6把带靠背的黑漆木椅，有茶役在一旁殷勤招待。每有贵宾光顾，使用上等茶叶，沏出的茶汤香气袭人。这些名园因为服务优质、名角戏好而座价昂贵，贵胄富贾之家陪客伴友或偕妻拥眷，乐于进入消费，而非殷实人家一般则很少光顾。等而下之的另一些茶园，主要接待以谈生意、会朋友为主，听戏消遣为辅的主顾，以及一般好戏的底层群众，进这些茶园只付不菲的茶资，看戏不另加钱。
茶园演戏，是面向社会大众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群众基础相当深厚。观看戏曲演出满足了大众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并且促成一种社会性痴迷。
自清代中叶以来，沿三岔河口的码头周边，陆续出现南来北往的水路客商，以及为水上运输服务的船工、脚行。随之，沿河两岸以这些人为服务对象的茶馆、书场、戏园拔地而起，外地的戏曲艺人纷纷被聚到这里作艺，名曰“跑码头”。原本在农村野台子上唱梆子、皮黄（后来的京剧）、蹦蹦儿（后来的评剧）的班社，接踵进入沿河两岸的茶园书场，演唱形式灵活，不拘一格。低廉的票价贴近大众消费水平，不单吸引了与漕运有关的商人、船工、脚行，在码头周边的商贩和喜听爱唱的百姓，也蜂拥而至。有些以劳苦大众为服务对象的低档茶园，设施简陋，有的是土坯泥墙，甚至是竹桩席棚，观众座位是一排排稳固在木桩上面的半圆树干或厚木板，遇上风雨天气，上下漏水，八面透风。于是，观众一哄而散，人走园空，时人把这种简易茶园笑称为“雨来散”。
不同等级的茶园为争取看客，各施招数，彼此竞争十分激烈。譬如，一般性茶园，初建时并无茶水供应，看客若想润嗓，须自备茶叶，茶园免费提供开水。后来，这类茶园学习四大名园的样子，纷纷备下若干粗瓷饭碗，方便急来快去的看客饮水使用。彼时茶园演戏多从中午12点开锣，一场戏连演五六个小时。新马路上的天桂茶园别出心裁，演戏中间按观众人头每人赠送素馅包子一纸兜。进入茶园的船工、脚行之流边吃饭边看戏，解决了看戏耽误吃饭的难题。因此，社会下层群众很乐意到那里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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