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古来有之。从春秋时期起，圣人孔夫子便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开坛设教，三千弟子云集，涌现出子路、颜回、曾参、冉有等卓有成就、深得衣钵相传的门生。真可谓一人呼应，应者云集——颇有香港电影里黑帮老大的风范。再看三教九流，木匠有木匠师傅，厨师有厨师师傅，就连妓院也有老鸨这样的“师傅”或干娘。中国文化历来尊师重教，所以若有人叫你一声“老师”，你千万要接住了——这是对你的尊称。
放眼当下，特别是在文化系统内部，大家似乎约定俗成：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行当的，都要礼貌地叫一声“老师”。按道理讲，“老师”本应是学校里传道授业解惑之人。但现在这种风气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了。飞机上的乘务员，刚出道的，老空姐你也得喊老师。医院自然不必说，因为医院里多数是医学院附属的医学生或规培生，这样称呼老师无可厚非——很多医生本身就承担着教学岗位。工地上实习的学生跟着工程师下工地勘查，有时喊什么“工”，有时也会喊老师。真可谓无“师”不欢，无“师”不乐。像广西、云南等地，多数人称呼别人时，在姓氏前面也要加一个“师”字。像河南、河北等地，则都称呼为“师傅”。河南有些地方，用方言喊“老师”时前仰后合，这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原大地是礼仪之邦？泱泱大国，无奇不有。古代科举考试中，中举之后对授予你功名的人，你也要自称门生——哪怕他并没有给你授过课，只因为你的文章被他欣赏了，你便也自称门生。可见，“老师”有时就是个称呼代号，也是随便能叫的。
梨园行里拜师学艺，也是情理之中，特别是搞表演的，老师要帮你一点点抠戏。这主要是因为当初戏曲界没有正规的院校来培养，无可厚非。其实现在各行各业——也就是过去说的三教九流——大多都有专门的学校、师资来授课。高端的，有哲学，有研究导弹的；低端的，像美容美发、瓦工电工这些实用型蓝领阶层，也都有专门的学校、专业来进行培养。戏曲这一行倒是留了旧习——当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只能跟团学习，于是盛行拜师，称之为“师父”。年轻的时候，我并不理解“师傅”与“师父”的区别——发音相同。后来年长才明白：师傅，多半是指某个行业掌握某种技能的人。像劳动模范时传祥同志，可以称他为“时师傅”，却不能叫“时师父”。当然，他的徒弟可以称他为“师父”。这就好比孙悟空叫唐僧一样：不仅有知遇救命之恩，还要承担照顾、传授技艺等职责。但我觉得，孙悟空更像是唐僧免费的保镖，是镖师，是护送师父取经修行的，顺便也让自己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动物性、戒断单纯饱暖思淫欲、最终成佛的人。
新世纪以来，落寞的戏曲好像又复活了，迎来了新的春天。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说的戏曲，是指中国传统戏曲。根据文化部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我国现有348个剧种，其中分布区域在两个省区市以上的剧种有48个，分布区域仅限一个省区市的剧种有300个，不包括从西方引入的话剧、音乐剧、歌剧等其他戏剧形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末，特别是国有院团，戏曲几乎濒临死亡。我曾经听一位老师讲，以前的戏曲演员有时会在歌舞厅里陪着跳舞，在KTV里唱歌。那时候，许多人领着低保，甚至停薪留职。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以及地方政府艺术基金与其他项目的扶持，涌现出了一大批戏曲作品。从剧目数量上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像著名戏剧评论家马也曾称赞戏剧编剧大师罗周同志是“成兆才再世”。先前冷门的戏剧戏曲学（后改称戏曲与曲艺学），随着艺术学科的扩招，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人才。但真正从事这一行的，除了少数进入体制内、继续求学或进高校的，还有一大批分流出去，泯然众人矣。按理来说，经受过科班教育之后，从事戏曲剧本创作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但是，环顾当下，还是那一批耳熟能详的名字占据了半壁江山。
因此，基于市场的需要——许多院团要申请项目——著名导演张平曾经说过，在某次戏剧节上，他与张曼君一人有好几个作品出现。当然，一个编剧的作品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像导演张曼君、童薇薇、徐春兰等，其实已经形成了以“导演为中心制”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类似于民国时期以梅兰芳为核心的“梅党”集团。从辩证的角度看，利的方面是：大家在创作阶段同频共振，彼此达成默契，更能顺利地完成项目任务，有时也会灵光一现，排出一个受众人赞赏的剧目。弊的方面则是：近亲繁殖，没有新鲜血液补充，会出现创作同类同质化、重复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畸形的产物。最主要的后果是产生“艺术腐败”——大家彼此心知肚明，如何把甲方的钱移花接木，落入自己的腰包。当地的官员要的是奖项，是所谓的艺术成就带给自己的职业升迁。据闻，某省排演一个舞蹈作品去参加全国群星奖，动辄耗费一千万，最后败北而归，官职也没升上去，可谓鸡飞蛋打一场空。
但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剧目中有几部能留下来？大浪淘沙，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屈指可数。
许多剧团日复一日地炮制各种作品，讨得官老爷们欢心，只为争取项目、获得资金扶持。为了迎合宏大的主题，不惜削尖脑袋，违背初心，向各级政府伸手要钱。排演之初花费数百万，剧目既没有政治效应，也没有审美教育功能——哪怕送票也无人问津。好不容易组织来的观众，在台下睡觉、刷手机、吃零食。说不好听的话，这不过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一场政治秀。
如果说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那我们还要追问：那些被淘汰的作品，其排演意义何在？它们消耗了纳税人的钱，占用了院团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堆进仓库，连一声回响都没有。观众才是戏曲的衣食父母，是走进剧场的老百姓。当创作者眼中只有官老爷的喜好，而忘记了台下的活人，戏曲便不再是艺术，而成了指标、政绩和圈钱的道具。
正是在这种利益集团捆绑下，不甘受穷的编剧老师们也坐立不安了。国内一线的编剧老师们，有的作品都唱到了国外，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去国外宣传交流。我曾知道，某个市级院团排的《牡丹亭》，市委拿出很大一笔钱去英国巡演。在我看来，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就像两个人恋爱，求来的家不配得到尊重。我们应该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下坚定文化自信，而不是花钱像一个卑微的舞女，跳给别人求鼓掌。编剧既然是创作的源头，不应该深入人民群众采风，在书斋里煞费苦心地创作吗？还是也要像周游列国的张仪那样寻找机会？在这种浮躁的背景下，确实有些编剧挣到了钱，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待遇。像盛和煜这样的大家，会毫不掩饰地说自己住在长沙梅溪湖畔的大平层里。当然，不是说编剧必须受穷。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还是吃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不管你这个戏曲剧目有多少受众、卖出多少张票，一个剧本一百万的合同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这种创作在整个生产创作环节中是失去监督的，编剧应该为自己参与的剧目负责。像某个地方演的《忠诚》，外请的编剧、导演费用一分不少，舞美制景演了几场就堆进了仓库。这不是个例。出品方之所以愿意请这些所谓的大腕，是想让这个作品在某个国内戏曲展演上拿个奖，然后就心安理得了。至于戏是否垃圾，也跟他们无关；请几个所谓的专家老师——当然是花钱请的——说几句违心的话，给当地宣传部交代应付一下即可。
在金钱的诱惑下，编剧们也开始磕头拜师了。正常来讲，想掌握某种技能，特别是对戏曲编剧技巧的使用以及戏曲主题的开掘，从老一辈优秀的艺术家身上学习，无可厚非。但这种拜师的背景值得思考——是不是功名心在作祟？是不是想借名师的名声给自己抬轿？我处于这个圈子之外，因跑江湖，难免有时会遇见他们这种人。我不知道谁能给我做出这种解释。按理来说，老一辈人应该算是指导老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编剧拜师之风甚嚣尘上，甚至不拜师就感觉自己在圈子里混不出来。拜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官方认证的。像江苏举办的一些“传帮带”活动——既有演员，也有导演，也有编剧。据我所知，这个肇始源头应该是江苏。接着相邻的省份相继效仿，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由官方出面，文旅厅或文联组织。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倒更像是给名师拜师、利益捆绑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我比较欣赏的是福建省武夷剧作社（简称武夷剧社）、湖南的谷雨剧社这种剧作家坐在一起集思广益的改稿会。当然，著名剧作家郑怀兴收了八位徒弟，王仁杰老师也收了几位。福建梨园戏的谢子丑老师是王仁杰从厦门一个洗车场发现并培养的（据传），这成为戏剧界的美谈。当然，谢老师的创作也深得王仁杰的真传，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王仁杰对后辈的勉励关怀可见一斑。郑怀兴的徒弟赵乐也有相对成熟的作品出现。其实我也是矛盾的：我一方面认可这种编剧师徒制，一方面又极其反对这种“不正之风”。因为编剧一旦捆绑，势必会失去创作的独立性。这就像我年轻时看论文，自始至终认为创作、写文章是一个人的事，而不是集体创作。对于文本，我是这么极端地认为。这些年挂名、署名暴雷事件层出不穷。有些教授与其弟子所谓“联合创作”，不外乎是弟子创作，教授为其修改润色，然后借助自己的名气推弟子一把。现在的戏曲编剧联合创作多数是这种情况。但福建不同，像戴先良老师的《画网巾先生》，其实也倾注了王仁杰、郑怀兴等老师的精心点评及修改意见，可在署名上，还是原作者戴老师一人。这才叫师父。老师们不抢功、不占功，高风亮节，这才是长者风度。
回到开头讲的那样：编剧该不该拜师？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这要结合自己的处境来看。如果想快速获得成功，自己又有天赋和悟性，在创作上能与老师达成共鸣，那就有必要拜师——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谢子丑那样。但如果只是为了抢占资源，为了自己扬名立万，为了成为众多徒子徒孙拥趸的大佬，我看还是算了。毕竟，创作是独立的个体。戏曲虽是综合艺术，但创作从古至今一直是孤独的。要么像南海十三郎
那样落寞而亡，要么像现下某些编剧，跟着项目组在国内不断捞钱——挣钱给自己，挣钱给儿子女儿，挣钱给孙子孙女，要让他们家的江山永传下去！
末了，奉劝那些想挤进去或还在边缘挣扎的“老师”们：如果把灵魂典当给了魔鬼，像浮士德那样，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价值吗？与其磕头拜师，不如埋头打磨文本——真正的师徒，是技艺与人格的相互照亮，而不是圈子里的一纸投名状。更根本的，是整个行业需要从“向上争取资金”转向“向下赢得观众”。当一部戏的成败不再由官员和评委说了算，而由观众用脚投票，那些徒有其表的拜师、圈子和政治秀，自然会失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