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家族之业缘关系论纲
厉震林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伶人家族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问题，"技同相习，道同相得，相习则相亲焉，相得则相恤焉"。正是由于伶人的"技同"、"道同"等业缘关系，强化了伶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对于中国伶人家族来说，业缘关系早就已经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出发点。
中国伶人的原始出身中，其中一部分是罪臣家属和战俘家属，她们因为家庭和家族成员获罪或者战败而被罚作优伶。这里，包含了一种家族关系的成分，因为家族因素罚为"乐户"。作为单个家族而成为优伶时，家族内部存在一种血缘关系，但是，刚入伶时，绝大多数普通伶人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血缘关系。只有入伶以后，由于伶人的业缘关系，即相同的职业性质、职业内容以及社会等级，伶人之间才逐渐发展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加上中国传业的特殊性质，社会对它采取隔离和孤立政策，又加快了这种发展趋势。
这种业缘对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作用，使中国伶人家族产生了与普通家族颇不相同的特征。
业缘，是中国伶人及其家族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伶人及其家族都格外重视业缘的价值，希望能够使业缘最大化，通过这种业缘关系，能够向社会获得最大的资源，并且在这基础上，逐渐发展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许多伶人家族都与同业的其他伶人家族，有着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
以谭鑫培家族而言，他们与梅兰芳家族有几代深谊。梅兰芳祖父梅巧玲主持四喜班时，谭鑫培曾经兼搭四喜班，梅对谭颇为提携，两人合作无间。梅巧玲去世后，谭鑫培过年时总要到梅家去拜年，平常两家也时有来往。梅兰芳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琴师，为谭鑫培操琴二十余年，加上鼓师李奎林，三个人配合默契，可谓相得益彰。——有关“梅雨田”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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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田病逝后，谭鑫培怀念故交，又主动邀请梅兰芳与他合作。1912年，正乐育化会举行募款义款，原定谭鑫培与陈德霖合演《桑园寄子》，但是，陈德霖因事来不了，谭鑫培就主动提出与梅兰芳合演。两人的首次合作即非常默契，后来也多次合作。一次，谭鑫培在丹桂园演出一个久不露演的老戏，当天，梅兰芳受俞振庭邀请，在吉祥园演戏，无形之中和谭鑫培打了一个对台。由于梅兰芳的戏码，既有新戏又有老戏，上座爆满，而谭鑫培只演老戏，上座率不太好。为此，梅兰芳心里非常内疚。后来，梅兰芳专门向谭鑫培解释吉祥园唱对台戏的事情，使双方消除了误会。
此外，谭鑫培家族与马连良家族关系也非常好。颇有意思的是，谭鑫培家族与余叔岩家族还互为师生，艺术承递颇为紧密。谭鑫培家族和杨月楼家族也具有很深的交谊，谭鑫培和杨月楼是三庆班时的老朋友，杨月楼临终前，还托孤给谭鑫培，谭鑫培收杨月楼之子杨小楼为干儿子，所以，杨小楼有个名字叫"嘉训"，就是按照谭鑫培家族的"嘉"字排行起的。
谭鑫培家族的这种业缘关系，可能正是形成"谭门七代"的内在文化密码之一。由于职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职业同仁之间的关系，继而形成职业家族之间的关系和职业家族之间的感情。如此业缘关系，使伶人家族在没有传统家族作为一个很有效力的"保险公司"的情况下，通过职业的联系，在向社会获取资源时，形成一种互相帮扶和援助的合力作用关系。
伶人家族之间互为婚姻，是伶业的一个独特民俗。一般来说，第一代入伶时，相互之间大多没有血缘关系，兄弟以及堂表亲缘关系者同时入伶毕竟不多。由于职业的联系，特别是伶业的婚姻隔离政策以及后来的互为婚姻对象的习俗，第一代入伶者到了结婚年龄阶段，则开始与其他伶人发生姻亲关系，到了伶人家族的第二代，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了。
以梅兰芳家族为例，第一代入伶者梅巧玲，娶的是老生陈金爵之女，与他成为连襟的还有旦角演员谢宝云，后来又改演老生和老旦，还有演旦角的钱阿四，由此，梅兰芳家族的第一代，由于业缘关系发展到姻亲关系，已经与陈家、谢家和钱家等伶人家族发生了姻亲关系。到了梅兰芳家族的第二代，梅兰芳父亲梅竹芬，娶的是武生演员杨隆寿之女杨采玉，梅兰芳伯父梅雨田娶的是旦角胡喜禄之女，与老生尉迟喜儿、老生陈四儿为连襟关系。因此，梅兰芳家族到了第二代，通过业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亲缘关系，已经扩展到杨隆寿、徐兰沅、胡喜禄、尉迟喜儿、陈四儿等家族，已经形成一种伶人家族网络。
谭鑫培家族，也是从业缘开始，逐渐发展起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从谭志道入伶开始，到第二代谭鑫培达到伶业的巅峰地位，通过业缘关系，也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这时已经不是与几个伶人家族发生血缘联系，而是和众多的伶人家族产生姻亲关系。
一个初入伶者，在伶界并不存在业缘和血缘的关系，后来，由于个人的奋斗和伶业的性质，在业缘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乃至形成错综复杂的伶人家族网络。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伶人家族的第一代，也就是一个初入伶者，他如何建立起业缘和血缘的关系。
应该说，一个初入伶者从事伶业，大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传统伶人业伶，大多带有被迫的性质，"原不是伶人，要做伶人，固然不容易；既做了伶人，或伶人家庭的一员，而想改行，想另营别种职业，事实上却要更困难。"只是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入伶的动机复杂化了，虽然大多数入伶者仍然是由于贫困而选择伶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入伶者乃是出于爱好戏曲表演，从票友"下海"成为了伶人，还有的入伶者，是将伶业作为一种商业的谋生手段，获取比其他行业更多的经济收益，甚至有的入伶者，是将戏曲表演作为一种"补偿"的功能。
一个初入伶者业伶以后，由于缺乏一定的业缘关系，不但入伶时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入伶以后，同样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王金璐在《回忆恩师丁永利先生》一文中，曾经记叙丁永利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戏班这行，外界都瞧不起咱们。外行的闺女都不大愿意跟咱们，所以大部分都是本行结亲。慢慢地，根根常常都成了环套环的亲戚了。父一辈、子一辈都干这一行，班唱戏都有照应。你行吗，唱戏你是谁的亲……人家学成出科唱戏，家里是内行，懂得怎么抄近，怎么绕远，出哪门进哪门都错不了，台上唱戏一抿子心。这些都是武生。你家有谁？这些班儿都是亲戚，你进得去吗？就拿我自己说，开头若没有你师爷给打好底，我也不好混哪！
应该说，这种初入伶者的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质。幼年学伶，一般都要进入科班或者拜师学艺成为手把徒弟。这应该是初入伶者建立的第一层业缘关系，但是，如同俗话有云"宁给千金，不施一春"，甚至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一些伶人并不轻易授徒。即使拜师以后，幼年学伶者也要经历严格甚至残酷的训练，"打"是幼年学戏的一种"文化","打"固然是伶人练就一身功夫的途径之一，但是，对于伶人家族的第一代来说，幼年学伶则要比伶业子弟学伶，更多地经受"打"的考验。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建立第一层的业缘关系，都是以"打"作为代价的。
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出科或者出徒以后，如果想在舞台上立住脚甚至出名，还必须扩展自己的业缘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遍求名师，继续拜师学艺。但是，拜师并不容易，而若要拜名伶为师，则是更加困难，而且，即使已经拜上名师，如果自己不珍惜，也会失去缘分。
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在以后的伶业发展中，也会产生不同的业缘效果。"每一个能够站得住的'班主'、'堂主'、'师父'在维护戏班子和'堂子'的正常运转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这些"过人之处"，使一些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已经在伶界打开了业缘局面，梅巧玲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徐慕云在《梨园外纪》一书中写道：
兰芳之祖梅巧玲氏，为程大老板（长庚）同时之旦行祭酒，处世谦和，艺能超群，当时诸旦如时小福、余紫云等皆为其门墙桃李。梅氏生平尤喜参加善事业，积德之厚，恐在古今梨园界中无出其右者。
他晚年时本已谢绝歌坛，不常露演，不过他为慈善心的驱使，每值年终岁尾眼看贫苦同业，无衣无食，实在觉得情景凄惨，因此就自动发起一次或两次窝窝头会戏（北平贫寒人家皆吃棒子面做成的窝窝头，因价廉也），并邀请其他名伶参加，以所得票款，救助贫苦同业。此外他对于穷朋友的搭桌戏或地方公益的义务戏，照例是一概不予拒绝。所以当时称道他的人的确不在少数。
另外，梅巧玲在"国丧"期间，向汇票庄和私人告贷，始终维持戏班全份待遇，还有"焚券"与"赎当"的义举。"处世谦和，艺能超群","积德之厚"，从业形象自然非常优异，也就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业缘关系。这种业缘关系，对于梅巧玲家族的后辈，也带来很大的益处。梅兰芳在谈到向吴菱仙学戏情景时称道：
"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
伶人家族的第一代所建立起来的业缘关系，得以延续到家族的后面几代。
伶人家族的第一代，也有因为没有处理好业缘关系，造成尴尬的从业处境，言菊朋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对于言菊朋的业缘关系，丁秉鐩分析指出：
言菊朋一生，志高行疏，年轻时嗓子好，咬字准，又有陈彦衡的胡琴陪衬、在票友里是学谭铮佼人物，他便自我陶醉，以谭派传人自居，目无余子，对余叔岩都不大看得起，更不论别人了。但是下海以后，和内行人一比，除了字眼以外，身段、武功都不如人。后来又与陈彦衡闹翻了，声势大落，他还不自觉。假如搭上常班，在舞台上多历练些年，培养火候和基本观众，到了相当时期，实至名归，未尝不可独当一面，成个气候。不想他不此之图，自视甚高，常闹脾气，给人挂二牌都嫌委屈。岂不知梅兰芳唱过倒第六，余叔岩唱过倒第三，只要你剧艺精进，自然会脱颖而出，能挑班挂头牌的。言菊朋却闹个高不成、低不就，第三次挑班虽然挂了头牌瘾，但是阵容不整，营业不振，后来好容易有言慧珠帮了忙了，却又与女儿闹翻，是他最后的最失策。
因此，对于伶人家族的第一代来说，除了表演技艺"实至名归"，业缘关系也相当重要。因为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大多还没有通过业缘关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没有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反作用力，改善和强化自己在伶业的业缘关系，建立一种初步的同业人脉关系，扩大自己在伶业的公共关系资源空间和提升自我从业形象。业缘关系既是无形的，又是非常实在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在建立一种社会资源系统。业缘关系如果运作良好，则可以非常有效地拓展初入伶者及其此后建立起来的伶人家族的社会资源，并由此逐渐发展起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如若不然，则会使这种社会资源日益枯竭。
根据如上所论，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建立业缘关系，确实颇为艰难。由此，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建立业缘关系的感悟和经验，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和珍贵，它往往带有伶人家族一种类似家训的性质，甚至成为一种家风。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到一次祖母曾经对他说话的情景：
"咱们这一行，就是凭自己的能耐挣钱，一样可以成家立业。看着别人有钱有势，吃穿享用，可千万别眼红。常言说得好'勤俭才能兴家'，你爷爷一辈子帮别人的忙，照应同行，给咱们这行争了气。可是自己非常俭朴，从不浪费有用的金钱。你要学你爷爷的会花钱，也要学他省钱的俭德。我们这一行的人成了角儿，钱来得太容易，就胡花乱用，糟蹋身体。等到渐渐衰落下去，难免挨冻挨饿。像上海那种繁华地方，我听见有许多角儿，都毁在那里。你第一次去就唱红了，以后短不了有人来约你，你可得自己有把握，别沾染上一套吃喝嫖赌的习气，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千万要记住我今天的几句话。我老了，仿佛一根蜡烛，剩下一点蜡头儿，知道还能过几年。趁我现在还硬朗，见到的地方就得说给你听。"我听了她老人家的教训，心里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这几句话我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到今天还一直拿它当作立身处世的指南针。
因此，伶人家族的第一代所形成的关于业缘关系的"家训"或者"家风"，也就类似于一种社会性契约，成为一种伶人家族的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且，也使伶人家族后代据此达到自我管理，从而巩固伶人家族的业缘基础，扩大伶人家族的业缘资源系统。这种社会性契约，如同业缘的理念一样，而梅兰芳祖母对他讲述他爷爷的业缘经验，则是类似于一种讲述家族业缘神话的传记。这些家族业缘传记，对于树立伶人家族后代的价值观和目标非常重要。
对于伶人家族来说，伶人家族的第一代关于业缘关系的"传奇经历"，也就成为一种"家族传奇","是将家族中单个成员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这种"家族传记"，让伶人家族第一代的业缘经验，"让每一个成员感受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共享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差别。"
因为业缘关系是伶业发展的始点，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这种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也就决定了"一个家族需要讲述它的历史"，一个伶人家族必然讲它的业缘经验历史，尤其是伶人家族第一代开创业缘关系时期的经验历史，如同梅兰芳说的，"我听了她老人家的教训","到今天还一直拿它当作立身处世的指南针"。
伶人家族的业缘关系中，师徒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一般地说，师终生承认其学生为自己的；学生终生承认师傅为自己长辈，自己是师傅的传人"，值得关注的是，有些伶人并没有直接向某位名伶学习，而是间接学习，甚至是间接又间接学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戏曲流派文化传承，也会形成伶人家族的一种业缘关系。例如谭鑫培"一生靳于收徒"，但是，学习谭派的演员和票友不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伶人家族业缘关系。
这些直接、间接或者间接又间接学习名伶的演员和票友，虽然没有生理血缘关系，但是，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文化血缘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论，也形成了一个文化家族，它也是伶人家族业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伶人家族的业缘关系中，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一些伶人家族长期生活着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伶人。在中国传统家族中，也存在着一种所谓"寄口"的现象，这些"寄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养在本家族内的成员，一般多为亲友；二是雇佣的乳娘、仆人、管家等，后者许多为雇佣世袭奴仆。一般来说，这些"寄口"只能是家族的从属人员，或者是一种社会往来关系，不能算作"家口"。但是，一些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相依关系较为密切的"寄口"，例如奶娘或寄养的至亲好友，与家族成员具有相近相似的性质。
对于伶人家族来说，这些"寄口"主要是随伶人学艺的弟子。例如王吟秋长期居住在程砚秋家中，李慕良长期生活在马连良家里。
《李慕良演奏艺术漫谈》孟兆祯
《裘盛戎的唱腔艺术》｜李慕良 方荣翔〔80年代文章〕
还有一种情形是，一些伶人家族收一些伶人为义子，这些义子虽然不住在伶人家里，但是，却是按照伶人家族的辈份排行取名。它的原因，大多是由于业缘关系，受同业好友之托，将好友后辈收为义子。如前所述，杨小楼即是一个例子，在家族身份上，杨小楼似乎也是一种"寄口"现象。另外，伶人家族雇佣的仆人、管家等佣人，也长期生活在伶人家里，甚至也有世袭现象。例如顾桂春，他的母亲杨二娘在马连良家照顾他的母亲，顾桂春成年后，也被马连良收留。他与马连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马连良时辰早一点，因此，马连良管他叫"春儿"，视如自己兄弟一般。
上述三种"寄口"现象，虽然情形不一，有的长期住在伶人家中，有的并不居住，而且，身份也不相同，或者属于随师学艺，或者作为伶人家族佣人，或者作为伶人家族"义子",但是，都与伶人家族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关系，甚至已经成为伶人家族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与伶人家族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已经产生一种拟家族倾向的依附关系，可以说属于"家口"性质。
上述"寄口"现象，是伶人家族在业缘关系发展中所产生的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和友情联系，但是，在共同的生活和相处中，也必然产生一种"感情的联系"。从此意义而论，这些"寄口"也可以归人家族的范畴。
在中国传统家族形态中，大多是地缘和血缘相互结合，形成一种族居的现象，但是，由于业缘的出现，它的形成和发展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相互结合的格局，故而从长远来看，业缘关系也就成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否定力量。由于中国伶人职业的特殊性质，伶人被传统家族所驱逐，已经无法与传统家族保持正常关系，因此，伶人只能从从事伶业开始，重新组织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交往关系，具体而言，也就是从业缘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在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相互关系中，伶人家族表现出了自己特殊的性质，业缘关系是伶人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而与典型的传统家族的纯血缘关系→半血缘半业缘关系→纯业缘关系的内在发展逻辑不同，业缘关系在伶人家族中处于一种基础地位。中国社会其他职业系统，也有由于业缘关系而发展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但是，它只是个案或者局部性质的，伶业由于伶人家族职业世袭制度和社会隔离政策，其业缘关系对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作用是具有全局性和阶级性的，是伶人家族的一种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中国伶人家族业缘关系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由于中国伶人已经被传统家族所隔离，由此，传统家族的亲属关系已经无法成为他们的"社会支持网"，中国伶人必须要在伶业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在传统家族开除族籍以及传统家族亲属关系已经不可能形成一种"资源支持"的处境下，只能获取社会"资源支持"，通过一种业缘关系，"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并且，从业缘关系出发，建立一种个人的"社会支持网","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论，业缘关系对于中国伶人及其家族，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成为"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并由此逐渐发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