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沙龙】 线上聆听《“戏曲”与“戏剧”的前世今生》讲座

2026年4月25日上午8:30，“艺管人”及相关老师以线上的形式全程参与了纽约聊斋第147期学术沙龙活动，活动由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的洪朝辉教授全程主持，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仕忠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诗洋担任与谈人。活动以《“戏曲”与“戏剧”的前世今生——一场术语的环球旅行》为主题展开，为同学们呈现了一场富有深度和启发性的学术对话。

黄教授系统地梳理了“戏曲”与“戏剧”这两个术语的跨文化流变。他指出“戏曲”一词早在南宋就已出现，但长期沉寂。19世纪中叶，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将其与“Drama”对译，后在日本明治时期被翻译使用，20世纪初再由日本传回中国，完成跨文化术语旅行。“戏剧”则从特指西方话剧，扩容为全球戏剧表演艺术的统称。对“戏曲”“戏剧”术语的跨文化建构过程的重新梳理，为戏曲戏剧的研究提供了更立体的视角。之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笛庐博士详尽地探讨了近代戏剧观念从日本转向中国的发展脉络。与谈人张诗洋副教授对学术发言作了延伸式补充,并从“折子戏”与“短剧”的PK中，再现中国传统戏曲跨越时空的魅力。整个过程由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的洪朝辉教授主持，其生动风趣的引导，让这场学术活动给参会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与学术滋养。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陈艳林博士听后说：当“戏曲”遇见“戏剧”，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命名之争。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为戏曲立下“以歌舞演故事”的定义时，或许未曾料到，百年之后的学者仍在为“戏曲”与“戏剧”这两个词的纠缠而争论不休。这场讲座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是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权力博弈与学术建构的产物。

“戏曲”一词虽在南宋已出现，但在元明两代到清代中叶，人们很少用“戏曲”这个词。其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统称，实则经历了漫长的概念塑造过程。把“戏曲”用于指称中国戏曲，始于清末民初，而且受到了域外的影响，英国汉学家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将“戏曲”与英文“drama”对应，这个词随后经由日本辗转回流，最终被王国维等人确立为学术术语。而“戏剧”则更多承载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西方写实话剧的向往，一度成为评判传统戏曲的“先进”标准。

这种概念上的分合，从来不只是文字游戏。当高校纷纷设立“戏剧影视”专业，庞大的地方戏曲体系却无安身之所时，它关乎戏曲的学科地位；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去衡量《长生殿》，用悲剧理论去框定中国戏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话语权的压制，它则关乎评价标准。正如黄老师所言，中国戏曲的魅力恰恰在于其“非西方的逻辑”，它追求写意与象征，以曲唱为灵魂，以观众“听戏”而非“看戏”为审美传统。

林语堂曾敏锐地指出，将中国戏曲译为“drama”是一种误导，它更接近歌剧（opera）的范畴。而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经历则提供了另一重启示：当梅剧团坚持原汁原味的传统表演时，反而在百老汇击败了刻意西化的日本同行。这似乎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化自信不在于削足适履地迎合他者，而在于坦然展现自身的独特性。

讲座结尾有学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AI时代，戏曲与戏剧的边界是否会更加模糊？或许，答案并不在于概念的进一步整合，而在于我们能否跳出“命名焦虑”，真正理解戏曲作为“活态遗产”的价值。与其纠结于叫“戏曲”还是“戏剧”，不如回到戏曲本身，回到那方寸舞台上的唱念做打，回到锣鼓声中的悲欢离合。毕竟，文化的力量从来不取决于我们如何称呼它，而在于它能否持续打动人心。

南昌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董诗琪博士说：黄老师的“戏剧戏曲”主题讲座，我之前已经听过几次，但每一次重温，都依然能生出新的感悟。尤其是关于“戏曲”这一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概念——它其实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从日语中引进的“回归词”，并且它又是如何与西方语境中的“drama”相互对译、彼此塑造的——这些历史脉络与文化纠葛，每次都让我听得入迷。而这一次，讲座又加入了诗洋老师、笛庐老师与黄老师的对谈环节。三位学者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出发，畅谈对“戏曲”概念的理解与诠释，令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们的对话不仅拓展了我对戏曲本身的认识，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核心词汇的翻译与传播问题。

由此，我不由得联想到另一个经典案例——“中国龙”与西方“dragon”之间的对译。早在19世纪初，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首次将“龙”译为“dragon”。这一翻译虽然为中西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却也埋下了误解的伏笔。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往往象征着贪婪与邪恶，是一种需要被征服的怪物；而中国的龙，却是祥瑞、权威与民族精神的化身。正因如此，几百年间，西方人对中国这一神圣图腾产生了深深的误读，甚至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形象以及中国人形象的了解。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正积极推动将“中国龙”翻译为“long”，以更直接、更忠实的方式还原其文化本色，避免被西方“dragon”的负面含义所遮蔽。这一做法，恰恰与主张将“中国戏曲”音译为“xiqu”的思路不谋而合。我想，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往往难以用一个现成的西方词汇来简单框定。与其削足适履，不如大胆采用音译，让这些词像“功夫”（kung fu）、“太极”（tai chi）一样，带着自己的声音走向世界。唯有如此，才能恢复中国文化的本真面貌，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播之路。

南昌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李江月博士说：上周六上午，教研室组织集体学术学习活动，师生共同参与研学，有幸观摩黄仕忠先生以《戏曲与戏剧的前世今生：一场术语的环球旅行》为题开展的专题讲座。整场讲座立意高远、内容扎实深厚，理论逻辑严密清晰，兼顾古典文史底蕴与中西艺术理论视野，兼具学术深度、思辨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让人沉浸其中，收获颇丰，深受启发。

讲座以汉字文化为切入点，从 “戲” 与 “劇” 二字的繁体字形本源缓缓切入，结合古籍文献、历史语境与艺术演变轨迹，层层梳理中国戏曲与传统戏剧的发展脉络。黄仕忠先生学识渊博、引经据典，讲解娓娓道来，依托丰厚的文献积累与严谨扎实的治学视角，细致拆解戏曲艺术的生成语境、形态特征与文化内涵，徐徐铺展一幅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传统戏剧文化长卷。通过字词溯源与历史考证，带领我们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戏曲与戏剧的概念边界、本源关联以及古今演变的完整脉络，深化了对本土传统戏剧体系的理解与认知。在后续交流研讨环节，青年学者围绕讲座主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与学术积累各抒己见，从古典戏曲研究、西方戏剧理论、现当代舞台艺术等多个维度展开补充分享，观点新颖，视角多元，营造出开放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

对戏剧影视专业从业者而言，精准区分戏曲与戏剧二者的内涵，是做好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专业理论教学以及艺术创作研究的重要基础。浓厚纯粹的沉浸式学术氛围，瞬间回溯了我自己深耕戏剧专业的求学岁月，旧日在美国的研学记忆翻涌浮现，结合当下教学科研工作，生出诸多专业共鸣与人生感慨。

南昌大学2025级艺术学研究生沈家科说：今天这场讲座给我带来了一次戏曲的熏陶，让我好似置身于戏曲的知识旅程。黄仕忠教授的讲解让我对“戏曲”与“戏剧”这两个习以为常的词，有了全新的认识。本以为它们是本土固有的分类，没想到“戏曲”一词指代中国古典戏曲竟是近代从日语“引进”的，是作为英文“Drama”的翻译对译词。更让我惊讶的是，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其实用的是西方的悲剧定义，而“戏”与“剧”二字的本源又与祭祀、扮演紧密相关。讲座让我看到，今天我们讨论的“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复杂产物。

另外还非常触动我的是最后关于“戏剧”与“戏曲”分立的现状。一个更“强势”，一个代表“民族化”的艺术。如何让中国戏曲的理论真正进入世界戏剧的场域，这确实还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领域。我既为这种历史的错位与融合感到唏嘘，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不易与必要。

最后黄仕忠教授、张诗洋教授以及其他学者的讨论让我同样受益匪浅，听完大师们精彩绝伦的讨论后，我明白了戏曲要彰显中国自己文化的重要性，戏曲的研究需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集体利益，成就国家利益。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选择性地进行深耕，才能真正地找回戏曲的前世今生，才能精彩地发展戏曲的未来路径。

南昌大学2025级艺术学研究生段遨游说：参加今天上午的这场讲座，让我受益颇丰，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仕忠先生对“戏曲”和“戏剧”的概念流变做了明确而细致的梳理。他指出，“戏曲”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却在长时间内默默无闻，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从中国“出口”到英国，又在明治时期日本人转手引回，然后到20世纪初再由东瀛转回故土中国，从而完成了一段跨文化的术语旅程。而“戏剧”一词，也经历了从特指西方戏剧、话剧到涵盖全球戏剧表演艺术的内涵扩容。这两个词汇背后，概念的变化，含义的扩充，隐藏着的是人类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交流与相互理解。

黄教授进一步指出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为中国戏曲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也引发了学界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戏曲源于先秦的巫觋，几乎与古希腊戏剧同时出现，但按照王国维的说法，中国戏曲形成于宋元，比西方戏剧晚出现了千年；二是王国维论戏曲，重文学而轻舞台，这与当下通行的“戏曲的本质是舞台”是相悖的。而后，他又引入了西方人对于“Drama”这一词含义的解释，英国汉学家罗伯特·马礼逊在1823年出版的第三部《华英字典》中对“Drama”和“戏曲”做了对译，而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对这一对译进行了广泛使用。最后黄教授对“戏”与“剧”二字的衍化做了详尽的阐释。

之后，张诗洋副教授和其他的研究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补充讨论，碰撞出了精彩的思维花火，让我着实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

南昌大学2025级艺术学研究生董琪说：今天上午《“戏曲”与”戏剧“的前世今生：一场术语的环球旅行》学术讲座让我收获颇丰，黄仕忠教授深入讲授了“戏曲”和“戏剧”的区别，并带我们进入了一场戏曲和戏剧的历史环游，让我对戏曲和戏剧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其中黄仕忠教授说的，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在悲剧故事结局表现上的区别引发了我深入的思考，黄教授说中国悲剧普遍以“和”的大团圆为结局，这与西方悲剧的反抗和牺牲结局有很大的区别。我发现中国不管是戏曲如《孽海记》《西厢记》等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太太万岁》《小城之春》等，很大一部分作品都以反抗为起点，以和谐的大团圆为结局。

儒家讲求“哀而不淫，乐而不伤”的节制，不追求在艺术情绪上的极端狂欢或毁灭，这与西方悲剧美学所强调的“卡塔西斯”式的情绪宣泄形成鲜明对比。不同于《哈姆雷特》中以公主人和仇人同归于尽的震撼抗争为结局，《赵氏孤儿》以快意杀敌，沉冤昭雪的大团圆为大结局。可见中国在艺术创作中即使是悲、离的矛盾最后也会回到秩序平衡的状态。这种故事结局也满足了中国人在漫长封建社会的情感需求，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感觉，在艺术创作中得到了满足和安慰。

在会议中除了对戏剧悲剧的思考，同时还让我见到了许多学者们对于“戏曲”和“戏剧”的热情。大家围绕术语的流变、文化的差异等问题各抒己见，正是这种在差异中寻找共鸣，才让古老的戏曲与戏剧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南昌大学艺术学院喻琴老师说：当看到《“戏曲”与“戏剧”的前世今生——一场术语的环球旅行》学术沙龙信息时，就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听完讲座后，更是深受启发，收获颇丰。主要可以从重写戏曲史、中国戏曲的世界意义、戏曲研究的大众化三大方面来谈：

著名的戏曲研究学者黄仕忠教授对“戏曲”与“戏剧”术语的环球旅行进行语词溯源，揭示了这一概念并非天然自明，而是在跨文化流转中被不断建构。他揭示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背后的逻辑是以西方戏剧标尺判定“戏曲晚熟千年”、“重文学轻舞台”的基本特性，其本质上是特定知识形态的学术产物。黄教授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让我们跳出既定结论，追问术语如何生成、标准如何确立、权力如何介入，从而打破以西方drama为中心的评判框架，回归戏曲以舞台为本、以歌舞演故事的本体特质，推动戏曲史从“文学本位”向“表演本位”“民间本位”转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可以说，本讲座以小见大，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回望戏曲、戏剧这一基本概念，为重写戏曲史提供了方法论。

讲座中黄教授、洪教授、张教授、孙博士等学者都有域外研究的比较的、多维视角，他们提出中国戏曲的世界意义远超艺术本身这一观点，非常新颖、独特。“戏曲”与“戏剧”的概念分合，背后是知识生产、学科建制与文化话语权的博弈。戏曲不是西方戏剧的附庸，而是世界戏剧体系中独立完整的文明形态，其写意美学、程式体系等构成东方独特审美范式。这似乎启示我们：文化传播的核心是重建话语主体，不必强行套译drama，而应像功夫、太极一样，以xiqu走向世界，让中国戏曲的知识体系被国际学界看见、理解与尊重，在文明互鉴中确立自身位置，为世界戏剧提供多元参照与理论资源。

最后，黄教授从戏曲与社会的互动关联出发，提出戏曲研究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戏曲生于民间、活在舞台，其价值不仅在学术殿堂，更在社会生活与大众审美之中。当前戏曲研究受制于专业壁垒，远离大众实践。我们应该关注戏曲与社会结构、观众心理、文化传承的关系，推动学术走出象牙塔，用通俗语言拆解术语迷思，用鲜活案例讲好戏曲故事，让戏曲的专业研究转化为大众可感的文化滋养。可以说，此讲座的创意论题、丰富内容与鲜活氛围正是一次有益而成功的尝试，正如《黄仕忠：南戏的形成与演进》等随笔文章，将深奥的戏曲问题变得更加通俗、有趣。这是“新大众文艺”在戏曲研究上的具体表现，实现戏曲从“被研究的古董”变回“被热爱的生活”，从而在当代社会重获生命力。

对于参与这场论坛的师生来说，此次线上沙龙不仅可以丰富大家的跨文化视野与多维理论视角，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匠心教研、云堂问道的一种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