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抗战时期京剧厉家班在贵阳的戏曲活动

京剧作为中华戏曲艺术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精髓，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发展。抗战时期，风云变幻，山河破碎，特殊的历史环境推动着大量文艺团体踏上颠沛的迁徙之路。在这浩荡的文艺迁徙队伍中，京剧厉家班宛如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执着而坚韧，在动荡的时局中辗转漂泊。因缘际会，抗战风云中，厉家班曾先后两次踏上贵阳这片西南热土开展各项戏曲活动，为贵阳抗战文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入探究抗战烽火中京剧厉家班在贵阳的活动点滴，恰似翻开一部尘封的画卷，不仅能全面深入了解民营京剧班社在黔传播京剧艺术的曲折历程，丰富抗战文艺史的资料库，还能从独特的视角勾勒出贵州地方文化史的多元轮廓，带领我们领略抗战时期贵州民众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

一、厉家班两次入黔背景

　　京剧厉家班是20世纪京剧教育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民间班社之一，由资深京剧教育家厉彦芝于1935年在南京正式创立。其诞生正值民国戏曲教育转型期，彼时传统师徒制逐渐向规模化科班教学过渡，厉家班的出现恰好顺应了这一趋势，成为民间力量参与京剧传承的重要代表。班社成立初期，以厉慧斌、厉慧良、厉慧敏、厉慧森、厉慧兰五兄妹为代表的一批童伶便火爆申城，“厉家班”的名号也渐为众人熟知。抗战爆发后，性情刚直的班主厉彦芝秉持民族气节，不愿在沦陷区当日寇顺民，遂携带班社百余人从武汉入川，开始了在西南大后方辗转演出之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侵略战火迅速蔓延至中国大片领土，东部沿海地区众多城市陷入战火纷飞之中，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文艺演出场所也未能幸免于难，沦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之一。其中，众多京剧班社的演出设施被损毁，有些演员生命安全甚至受到严重威胁。1938年，武汉危急，厉家班历经艰难险阻，由汉赴渝，在渝历经短暂的小阳春，厉家班以强大的阵容、严谨的台风，热衷参加抗战义演等活动，赢得山城各界广泛好评。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5月，厉家班在重庆刚站稳脚跟不久，日本在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惨案。在渝各文娱场所被迫相继停业，厉家班在渝苦苦挣扎两月有余，生存一度面临严重困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彼时恰逢蒋伯英来渝邀班赴黔演出，为缓解在渝窘境，班主厉彦芝当即签署赴筑三个月的合同。

　　《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16期对厉家班由渝赴黔有过专题报道。报刊明确刊载“不久就要应聘到贵阳去演唱，包银每月七千元，每日贴菜钱三十元，以后到昆明和香港”。丰沃的待遇和安宁的环境，促使厉家班由山城转战筑城。

　　同应蒋伯英之邀，厉家班于1940年春节前后分批次赴昆明，贺昆明大戏院重张开业之喜，历经合作者几度变更，恰逢一大批“慧”字科学员期满出科，班主取“慧斌”“慧良”名字中的各一字，将厉家班童伶社改易为斌良国剧社，驻昆明西南大戏院演出。其后斌良国剧社经营管理方式日益完善，创排了大量新编戏，参加社会各界义务演出活动，以戏曲演出活动支持抗战大后方。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昆明局势危急。作为省会和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之一，昆明亦为日寇空袭的重点城市之一。与此同时，日军还在昆明发起了臭名昭著的细菌战，从5月12日昆明发现首例霍乱患者，不足一月，市郊均有感染者，同年6月为发病高峰，共发病2910例，死亡1289例。（《夺命细菌弹》，抗日战争纪念网2017年9月14日转载自《云南法制报》）战火并疫情，情势危急，为有效保存斌良国剧社力量，剧社不得已逃离昆明，厉彦芝经多方斡旋，于同年7月初结束在春城的演出活动，剧社成员搭乘车辆，分批次前往贵阳，历经跋涉，于7月中旬抵达贵阳。

二、厉家班在贵阳的戏剧活动

　　厉家班两度赴筑，为贵阳当地民众带来了众多的戏曲剧目。厉家班在贵阳的演出剧目主要分为营业戏与义务戏两大类。营业戏遵循市场规律，正常对外售票，所获票款主要用于剧团日常开销，包括演员薪酬、道具更新、剧目排练等必要支出，确保剧团能够持续稳定地开展艺术创作与演出活动。义务戏则更多地承载了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这类演出往往因应抗战宣传需要、灾害救济形势需要等社会议题而发起。在贵阳期间，厉家班通过义务戏的形式，以戏曲为载体，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意志，为抗战事业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彰显了戏曲艺术工作者的高尚品德与社会担当。

20世纪60年代，厉慧良（左）赴贵阳指导贵阳京剧团（贵州京剧院前身）演员张新（右）（张新、陈少云供图）

　　厉家班于1939年底首次来到贵阳，主要在贵阳大戏院和黔阳大舞台（后改为新声大戏院）演出。1942年7月，厉家班再度来到贵阳演出，新声大戏院、位于小十字的贵阳大戏院和位于大十字天桥处的贵州电影院都是厉家班演出的重要场地。这些演出地点均处于贵阳市的繁华地段，人流量较大，为厉家班的演出提供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厉家班在贵州上演了近300个大小剧目，演出场次频繁，极大地丰富了贵州民众的文化生活。

　　1.首次赴黔演出剧目

　　首次抵筑，厉家班主要在贵阳大戏院和黔阳大舞台（新声大戏院前身）演出。彼时，厉家班演员年龄尚幼，出演剧目多为赵春瑞、潘奎祥等师傅教授或整理而成，演出剧目多为传统骨子老戏。整理改编有全本《马超》《三国志》《取南郡》等，其中《马超》一剧为《反西凉》《战渭南》《战冀州》《赚历城》《两将军》等折子汇编整理而成。《三国志》为《蒋干盗书》《华容道》整理改编而成。生行为主角的戏主要有《安天会》《铁龙山》《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林冲夜奔》《杨家将》《连环套》《拿高登》《四进士》《宋十回》等传统剧目。旦行为主角的戏主要有《青石山》《泗州城》《花田错》《荀灌娘》《花木兰》《十三妹》等。

　　1940年1月12日的《社会日报》第二版以“厉家班在贵阳”为标题报道了厉家班初次来贵阳的演出情况。同年，《电声（上海）》第9卷第4期也以同样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显示抗战时期，原本闭塞的贵阳跃升为五省市交通中心，避难人口涌入，市面繁荣，娱乐场所兴起。京剧厉家班于8月1日在筑黔阳舞台开演，原定两月后赴滇返沪，虽票价高却卖座不衰，遂延至年底启程。厉慧良专攻武戏与做功戏，摹演杨（小楼）派名剧；厉慧敏擅花旦武旦，广受好评；厉慧兰能演四五十出戏，堪称神童；厉慧斌、厉慧森等小演员亦技艺不凡。众童伶各展所长，共同造就了风靡筑城的京剧盛事。

　　2.二度赴筑演出剧目 

　　其间，厉家班与杰华国剧社（社长尹汇洲）、剑佩平剧社（旦角小毛剑佩为主角）在贵阳演剧市场呈三足鼎立之势，三社既合作又竞争，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三剧社曾两度合作出演义务戏，戏码均为传统骨子老戏， 一场为《霸王别姬》《八蜡庙》，一场为《甘露寺》（《龙凤呈祥》），两场义务戏演出质量甚高，观者甚众，一时传为贵阳剧界佳话。剧社还与当时的名角合作演出，其中，与著名京剧演员金素琴的合作最为典型，金素琴名噪一时，曾短暂逗留贵阳，剧社曾与名旦金素琴合作剧目《潘金莲》《玉堂春》《梁红玉》，均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剧社新学剧目《雅观楼》《祥梅寺》《珠帘寨》，新创排剧目《取南郡》《嘉兴府》《六国封相》《张果老》《戚继光歼倭记》《木兰从军》，常演剧目《八大锤》《贾家楼》《界牌关》《挑滑车》《拿高登》《卖弓计》《赵家楼》《战蒲关》《鱼藏剑》《九更天》等。昆曲《训子》《刀会》等亦成为剧社传承发展的重要剧目。这些剧目的创排与舞台实践，为剧社定居重庆、排演抗战大戏《岳飞》奠定了良好基础。

　　3.表演特色

　　厉家班的表演以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著称。“厉家五虎”“慧氏三杰”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厉慧良的武生表演技艺高超，他在《林冲夜奔》《马超》等剧中的趟马、开打动作潇洒利落，把子功、毯子功等基本功扎实，枪法刚劲有力，身手矫健，涮腰旋转、拧腿翻身等绝技令人眼花缭乱。厉慧斌的净行表演气势磅礴，嗓音洪亮，在《梁红玉》中饰演金兀术时，将人物的霸气和勇猛诠释得十分到位。厉慧敏、厉慧兰等旦角演员，扮相俊美，唱腔婉转悠扬，表演细腻动人，无论是闺门旦还是刀马旦，都能演绎得恰到好处。他们与擅演南派戏为主的杰华国剧社、剑佩平剧社的交往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南派风格与北派风格的融合，兼收并蓄，使得班社的演出既有南方京剧的细腻柔美，又有北方京剧的大气磅礴，为贵阳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京剧观赏体验。

1992年，首届“新苗杯”全国少儿京剧大奖赛在天津市举办，厉慧良（中）看望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师生合影（左一为在校学生徐天霞；右一为学校教师黄志能）（图片来源于贵州大学档案馆）

三、社会影响

　　厉家班两次抵筑，尽管停留总体时间不长，却似一颗投入贵阳文化艺术界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其精湛技艺、多元剧目，不仅丰富了民众文化生活，更在艺术传承、风格融合等方面留下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1.培养戏曲人才

　　提升专业演员实力。在贵州演出期间，厉家班积极招收本地学员，将京剧技艺传授给贵州本土的从业人员。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从基本功如唱、念、做、打等方面对学员进行系统培养。许多本地学员在厉家班的教导下，逐渐掌握了京剧表演技巧，成为贵州京剧发展的新生力量。这些学员后来在贵州各地的京剧演出团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和发展了京剧艺术。

　　培养戏迷群体。厉家班与贵阳的票界互动频繁，进一步加深了专业演员与戏曲爱好者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班社与侯寒雁的往来，坚定了侯寒雁从事京剧事业的决心，提高了侯寒雁的业务水平，扩宽了戏路。侯寒雁是侯剑光、曹剑文、侯剑敏的父亲，当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侯丹梅的祖父，侯寒雁与厉家班演员的交流，为贵阳的京剧教育事业和京剧艺术传人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扩大京剧影响力

　　拓展群众基础。厉家班的精彩演出吸引了大量原本对京剧不了解的贵州民众走进剧场，使京剧受众群体从最初的少数票友和爱好者，逐渐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其演出不仅吸引了城市中的市民阶层，还包括众多知识分子、军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厉家班在贵阳的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常常爆满，一票难求，观众们对厉家班的演出赞誉有加，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

　　强化与本地戏曲交流。在贵州期间，厉家班与贵州本地的戏曲团体和艺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互动。虽然京剧与贵州本地戏曲在艺术风格、表演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也为双方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厉家班从贵阳本地戏曲中汲取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融入到京剧表演中，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形式。同时，其先进的表演理念和技术也对贵州本地戏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贵州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3.社会文化影响

　　推动戏曲艺术传承。厉家班独特的教学方法和艺术风格对贵州京剧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严格的教学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专业素质，为贵州京剧教育提供了借鉴。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京剧科、地方戏科的师资力量，多借鉴厉家班教学模式，为贵州黔剧、花灯戏、京剧的传承埋下了火种。厉家班融合南北派京剧的艺术风格，也让贵州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元的艺术元素，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推动了贵州京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厉慧良多次受邀到贵州演出、教戏，贵阳京剧团（现贵州京剧院）古大勇、张新等演员在贵阳多次接受厉慧良先生的指导。1985年至1986年，贵州省京剧团邀请厉慧良等前辈大师来团示范教学并作短期领衔演出，又赴武汉、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巡演，进一步提升了贵州京剧在剧界地位。

　　促进文化艺术交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厉家班的小演员与徐悲鸿的交集。抗战期间，徐悲鸿先生曾先后多次来贵阳，特别是1942年，徐悲鸿在贵阳举办画展，多次观看厉家班的演出，对厉家班的艺术大为赞赏，并为厉家班的小演员赠画，极大促进了书画界与戏曲界的交流。

提升民众士气。厉家班在贵阳演出的剧目成为之后贵州京剧界演出、传承最多的剧目，这些剧目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等文化精神内涵，与贵州本土文化中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相互融合。这种融合进一步丰富了贵州文化的精神内涵，激励着贵州民众在抗战时期以及日后的发展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贵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抗战时期，京剧厉家班两度入筑开展戏曲活动，于贵州文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技艺精湛、剧目丰富、风格独特，为贵阳民众呈上高质量京剧演出，极大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厉家班培养了众多贵州本土戏曲人才，革新了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了贵州京剧形成特色、创新发展，还促进了南北派京剧融合发展。演出还激发了民众爱国热情，提升了士气，其文化精神融入本土，丰富内涵。厉家班以戏曲为刃，为抗战贡献文化力量，在贵州文艺发展中地位独特，值得铭记研究。

　　〔本文系2024年度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贵州戏剧活动与爱国宣传研究”（编号：24BB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4期」

「许勃潮，贵州大学讲师；刘岩，贵州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