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文革的高潮时期结束，尘埃落定后，有关方面开始打扫战场，折腾了三年的人们各奔前程，大学生们分配工作，老三届中学生们上山下乡。几乎所有的文章在说起那几年看过的电影时，回忆都是一致的，全国老百姓看的是同样几部电影苏联老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三部革命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陆续拍摄的样板戏。说起来真是难堪，一个大国的几亿电影观众，在几年的时间里只能看几部电影，这在电影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人活着就要看电影，环境再艰苦也要看电影，就是这几部电影，滋养了一代或者两代贫瘠的电影观众，特别是放映《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时，珍宝岛激战正酣，我们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誓不两立，按理不该重映苏联电影，不过话说回来，跟我们作对的是修正主义者，与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因此电影还是可以看的，于是人们翻来覆去地看，看得兴致盎然，据说有人一场接一场的，专门为了看电影中出现的《天鹅湖》片断，看得乐此不疲。同样是芭蕾舞，露大腿的《天鹅湖》显然比我们的白毛女和娘子军有魅力得多。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看电影，肯定会造成特殊的后果。对当时的青少年观众来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对他们的影响空前绝后，绝对大过任何一部外国电影。这两部电影的情节、人物、台词和经典场面深深地烙进了他们的大脑中，流进了他们的血液中，不知不觉演变成为他们灵魂的一部分，在多少年后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打个比方，那一年克拉玛依礼堂失火，危急关头，据说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果断地喊出“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同志先走！”，我想在哪一瞬间，这位同志或许来不及想起《列宁在一九一八》，不会把处于危险中的领导同志幻化为列宁，但记忆深处的“让列宁同志先走”会让他不假思索地做出如此自以为明智的决定。 “让列宁同志先走”只是经典台词之一，其他的还有“耳朵，耳朵就是普通的耳朵”、“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啊?”、“这种书只配垫脚……”、“最要紧的是见到斯大林同志”、“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叛徒”，还有列宁与高尔基的争执“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当然最经典、流传最广的台词莫过于那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几十年了，仍然频繁地出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因为看的次数太多，不要说这些台词经久难忘，电影中的每个场面都记忆犹新。而那些活色生香的人物――高大威猛而又温柔敦厚的瓦西里，小梳子不离手的马特维耶夫，为救列宁奋不顾身的司机，“干嘛老缠着我”的老工人，打听见没见过列宁的青年农民，尖嘴猴腮的密探，还有众多叫不出名字、口音怪怪的反动派们，他们的形象是如此的经典，至今仍鲜活地活在那一代小观众的记忆中。运用这些人物做文章，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分家在十月》，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那帮哥们儿，你们干嘛老缠着我啊? 列宁无疑是这两部电影最成功的形象，他的招牌动作――两支手插在背心里，来回踱步，步履坚定，面容坚毅，透着一股革命领袖的干练与睿智。列宁的演讲慷慨激昂，尖锐锋利，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很多年后仍回荡在观众的耳边： “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它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 “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因为这这两部电影，列宁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成为中国观众叫得最顺口的外国名字。不过严格说起来，斯大林才是这两部电影真正的主角，列宁不过是摆渡斯大林过桥的道具。 在电影中，斯大林是以列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姿态出现的，电影无时无刻不在揭示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以及斯大林的作用和地位。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返回彼得堡，一再强调，“最要紧的是见到斯大林同志”，接着字幕出现“就在第二天，他会见了列宁”；在胜利后的斯莫尔尼宫大会上，斯大林紧紧站在列宁身后，提示观众：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遇刺后，斯大林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看望列宁，在病房里，列宁被小女孩的说话声音惊醒，蓦然见到了斯大林“这是谁在我的屋子里大声命令人呐？斯大林！我亲爱的好朋友！”，在斯大林和列宁谈话后，两人并肩站在一起，联合向前线发报，瓦西里率领红军战士奋勇前进……这个画面的象征意味太强烈了，以至于在以后很多年里，观众对斯大林作为列宁接班人的个人历史和高大形象深信不疑。 很多年后才明白，原来斯大林并不像电影中那么完美。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在缔造红军和率领红军取得内战胜利的过程中，斯大林并不是主导角色，充其量是若干高层领袖中的普通一员。他与列宁的关系也不像电影描写得那样亲密，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洛茨基，还有列宁的其他亲密战友并不是什么叛徒和坏蛋，他们只是斯大林个人的政治对手，斯大林攀登个人权力高峰的障碍物而已。 当历史的真相揭开，我们才发现，当年看得如醉如痴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以及后来重映的《保卫察里津》、《难忘的1919》，原来都是为斯大林营造个人形象、拼凑接班合法性、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工具电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两部苏联老片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它们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插曲，一个影响深远、让人怀念的插曲。
《列宁在十月》拍摄于1937年，《列宁在1918》拍摄于1939年，正是苏联肃反的高潮时期，也是斯大林个人权力达到高峰的时期。这两部电影的创作者不会想到，30年后，他们的作品居然是中国允许上映的几部电影之一，影响了几亿观众，影响了很多年。70年后，仍有人对这两部电影念念不忘，津津乐道。这两部电影的奇特命运提示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当你对自己的才能没有信心，或者对创作环境怨声载道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要好好干活，就算你制作出再不怎么样的作品，都有可能在几十年后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观众，甚至从精神上塑造他们的人生。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编剧卡普列尔和导演罗姆都是当时极具盛名的菁英艺术家，有意思的是，1943年，39岁的卡普列尔和17岁的斯维特兰娜陷入情网，差点成了斯大林的女婿，只是斯大林对这位为他树碑立传的犹太人并不感冒，为拆散这对情侣，把卡普列尔关了整整10年，直到斯大林去世才恢复自由。 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儿来说，列宁的电影固然好看，不过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我们太遥远，不如本土的战争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来得精彩、刺激、热闹，这几部硕果仅存的文革前黑白老片是我们心目中的三大战役，看了很多很多遍，也不能说百看不厌，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看得多，这几部电影的每一句台词都熟得不能再熟，说了上句能接上下句，倒背如流，诸如“高！实在是高”“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不见鬼子不拉弦”之类的经典台词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鬼子进村”那段阴森森的音乐，很多人至今仍琅琅上口。据考证鬼子进村这段音乐源自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1941年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战争主题”。电影中的反面角色――刘江饰演的汤司令、王孝忠饰演的山田中队长、项堃饰演的张军长，如同其他国产片的反面角色一样，比正面角色还要受到我们的青睐，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蔚为风行。 《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为我们的军事游戏提供了无尽素材，在60年代度过童年岁月的人，差不多都有同样的游戏经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网吧，连一般的玩具都很少，但那时的游戏生活并不贫乏，以战争电影为模仿对象的军事游戏是小男孩最爱玩的，我们玩打仗通常在晚饭后，趁着天刚蒙蒙黑，大家集合在一起，分成两拨，一拨扮演八路军和游击队，另一拨扮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大街小巷，操场桥洞，哪里都可以当作战场，冲啊杀啊，玩得不亦乐乎。 “你们到了哪里？你们到了哪里？” “我们已到了摩天岭！我们已到了摩天岭！”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你们要沉着！你们要沉着！”……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紧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缴枪不杀！” “别动！举起手来！” 写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回忆那家乡小镇，遥远的童年生活，让我既感甜蜜又感苦涩。离开那个小镇已经快五十年了，不知当年一起玩打仗的伙伴们，如今安在否？或许他们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吧？ 据说在1966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三年里公开放映的电影只有四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一部《平原游击队》，文革前拍摄的革命战争片数以百计，文革中基本上都被打入冷宫，只有这几部独受青睐，估计以江青的挑剔，也挑不出什么这几部的瑕疵，因此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倒台，这“三战”孤独地陪伴了中国电影观众整整六年，成为那一代观众记忆中永远的经典,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样，拥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电影生活中，样板戏是列宁和“三战”之外的另一主角，早在1968年夏天，文革高潮还未落幕，江青就动脑筋要把她的胜利成果 —— 八个样板戏搬上银幕，为此，她解放了北影厂的谢铁骊、钱江，八一厂的成荫、张冬凉等人，让他们筹拍样板戏。在江青事无巨细的“关照”下，鼓捣了两年多，第一部彩色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于1970年十一在全国上映，之后，《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奇袭白虎团》、《海港》等彩色片陆续上映。
样板戏可是文革的“巨大成就”，在电影上映之前，全国老百姓只能从广播里收听，或者观看各地文工团宣传队的演出，到底不如电影里的样板团原汁原味，可以一睹童祥麟、浩亮、刘长瑜、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刘庆棠、薛菁华等名伶的演技。 关于样板戏电影，有很多轶闻流传于世，比方说，江青偏爱绿色，严格要求每部样板戏电影都要“出绿”，实在出不了绿怎么办，就在人物的衣服上补一块绿补丁，或在门帘上钉一块绿布，江青甚至建议八一厂的《红灯记》剧组，在李奶奶家里摆上一盆蒜苗，或者白菜，菊花，总之，一定要拍出绿色，创作人员只好千方百计“出绿”，满足江青的古怪嗜好。 样板戏电影也是所谓三突出原则的样板，为按要求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人员总结出独到的经验――“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一说“敌侧我正”），敌俯我仰”，也就是“英雄人物近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把英雄人物无限夸大，把反面人物无限丑化，以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可惜，那些被丑化的反面人物反而更受青睐，“智斗”一折风靡天下，“打虎上山”敌不过“防冷涂的蜡”，不管电影怎么“远小黑”，老百姓就是不买帐。 说起样板戏，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总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的文艺就是八个样板戏，电影、电视、广播，连地方戏的演出都被样板戏笼罩，报纸杂志也由样板戏演员的伟岸照片所控制，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谢谢妈”“我家的表叔”的腔调，谁会受得了这种单调的日子？不过，时光流转后，当已步入中老年的那一代人再度听到或看到样板戏，又忍不住心潮起伏，缅怀起生活在样板戏氛围中的青春岁月。时至今日，样板戏已成为一门学问，坊间有不少专门的书籍，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