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戏曲、戏剧)》2026年第2期
《舞台艺术(戏曲、戏剧)》2026年第2期
【摘 要】纪实文学既感怀现实又凭吊历史，其“忧思”价值及“存史”功能，为其他创作体裁所难以企及。作为纪实文学的一种，纪实戏剧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正视现实，均提供独特的经验场域及全新的伦理视角。随着今天世界范围内“纪实”“非虚构”文学乃至戏剧的盛行，纪实戏剧的诸多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越发凸显。无论对纪实戏剧进行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体系建构，首先必须对其基本概念与本质内涵进行界定，其次需要全面理解和澄清其本质特征、体裁分类问题，最后还需明确其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判断和明晰分辨纪实戏剧的基本形态，才能准确解读并透彻把握其本质与功能，才能保证其研究的合理性、严谨性及有效性。【关 键 词】纪实戏剧；逐字戏剧；基本形态；社会功能；审美价值【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25.3.31～4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多卷本《俄国戏剧史》编撰与重要资料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9JZD030)”的阶段性成果。【摘 要】戈登·克雷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了“超级傀儡”的理念，人机共演让他的理念不仅成为现实可能，更为未来戏剧开拓出全新的含义。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对超级傀儡理念进行再理解，不仅能让我们对机器人与人的主体性在人机共演戏剧中的存在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能从某种程度揭示机器人与人的主体性的未来状况。日本导演平田织佐的人机共演实践以及国内首部人机共演戏剧《巨物之城》的演出经验，体现了“超级傀儡”理念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这一理念不应被狭义地视为程序化的戏剧表演，真正的“超级傀儡”能在导演意图、象征表达和情感传递之间实现平衡，不追求对人类或机器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人机耦合”中使表演成为具有象征性和关系性的“整体艺术”。【原文出处】《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25.4.113～128【摘 要】戏剧研究中原创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否原创不能只看表面，创作离不开各种原型。中文“原型”这一概念是多义的。在技术层面上，改编与原创的剧目大多来自不同的原型，改编的原型是文学作品，原创的原型来自非虚构材料。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高，古今中外很多大剧作家有大量基于原型又超越原型的改编作品，国际戏剧评奖并不强调二者的区分。关键在于有没有原创精神，如魏明伦说的“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在文化层面上，某些特殊人物在被历代艺术家反复塑造成为社会公认的代表性形象后，成为文化原型。文化原型也可用作戏剧创作的原型素材或重构，或质疑，或与其他人物做对比。具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的最高成就，是其创造的人物经过历史的选择，最终成为文化原型。【关 键 词】原创；改编；原创精神；文化原型；生活原型【原文出处】《中国文艺评论》（京）,2025.9.26～36【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美戏剧剧场资料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68)的阶段性成果。【摘 要】汉唐“戏剧舞台”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戏剧、戏曲、舞台等概念理解的推进，以及大量汉唐戏剧文物的发现，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新旧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可以证明汉唐时期存在“绳索高架型舞台”“流动小平台型舞台”“固定小平台型舞台”“叠案与熊罴案”“勾栏型舞台”等多种样式，它们各有各的形制结构和发展历史，但又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并从不同方面对后世戏曲舞台形制和戏曲表演艺术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勾勒中国早期戏剧舞台的总体情况，有助于推进戏剧舞台史研究的发展，并能为反思戏曲史上一些重要问题提供帮助。【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25.5.88～105【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辑录与研究”(项目编号：20&ZD271)阶段性成果。【摘 要】田汉创作了一系列流浪者群像的作品，其风格迥异于中国戏剧传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前期研究虽注意到其中独特的“波西米亚”风格，却未深入追溯这一风格的外国文学源头。田汉在日本留学期间适逢日本开展新剧运动，大力引进西方戏剧，包括享誉世界的爱尔兰戏剧运动的作家作品。通过日本这一媒介，田汉接触到了爱尔兰戏剧，并敏锐地捕捉到其“流浪性”特征。这种跨文化的接受过程与接受者的生活状态、思想认知及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漂泊在外和家国羸弱让田汉对异域流浪叙事产生了共情。他立足于20世纪早期中国的社会现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漂泊的认知，聚焦于中国流浪者形象的塑造，在中国现代剧坛独树一帜。田汉对外国元素的借鉴和再创造，丰富了中国现代戏剧主题和审美，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原文出处】《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京）,2025.4.68～80【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话剧接受史”(项目编号：18ZDA260)的阶段性成果。【摘 要】京剧形成之后，其美学特征及表现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演剧市场的起伏有着密切关系。1937年，北京进入长达八年的沦陷时期，戏剧从业者面对经济低迷的困境，积极调动市民的观剧意愿，京剧演出一改往日空灵含蓄的意象美学，加入了机械的舞台装置与立体化布景，并运用新型灯光技术，形成各种逼真、炫目的舞台奇观。这种转向冲击了京剧传统戏以意境为美的演出主旨，打破了观众对于京剧艺术基本认知，进而在剧评界引起广泛讨论。讨论内容涉及戏剧美学、观剧心理及行业发展等多个视角，但归根结底指向了京剧应如何演出这一问题：即舞台上应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还是以各类视觉奇观为中心。这场讨论深入了剧评人对于京剧艺术的认识，推动了戏剧理论的进步。【作者简介】杨志永，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戏剧史、戏曲美学。【原文出处】《戏曲艺术》（京）,2025.4.114～12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戏曲舞台影像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21AZD1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文人与京剧关系研究”(22YJA760074)。【摘 要】抗战时期延安民歌采集运动兼采民歌中的音乐和唱词，体现出文艺工作者对民歌音乐的重视。对民歌音乐的重视引起新民歌艺术形式的革新，出现了新民歌“戏剧音乐化”的文艺改造进路，为新民歌艺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打下重要基础。“戏剧音乐化”之后的新民歌与话剧、舞蹈等艺术形式有机结合，促进了延安秧歌剧艺术形式的历史性生成。延安新民歌由“诗可以歌”到“歌以成剧”的艺术发展进路，不仅呈现出延安文艺生产方式的有机性与整体性，也使群众、文艺工作者和政党之间形成能动的文艺/政治关系。这一能动的文艺/政治关系的形成，促进了根据地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化，进而使得深度的社会改造和广泛的战争动员成为可能。重审延安民歌采集运动对秧歌剧艺术形式的历史影响，对于理解延安文艺乃至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25.8.129～142【摘 要】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影戏历史悠久，流行广泛，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品类之一。20世纪以来，学术界逐渐重视影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多局限于传统层面，当代价值维度关注不足。立足甘肃影戏资源，认为甘肃影戏在中国影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为戏剧史和语言学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视角；同时其本身作为非常成功的戏剧形态，也为新剧种的创立提供素材和表演范式；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生动通俗的艺术形式，将历史记忆、民族精神、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等传导到民众心灵深处，不断强化集体认同，对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影戏作为一条纽带，连接着过去、现代与未来，要想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首先必须发掘其现代价值，完成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继续焕发艺术生命力。【关 键 词】甘肃影戏；戏剧史；新剧种；语言学；社会学；当代价值【作者简介】胡颖(1968- )，女，甘肃静宁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檀德瑶，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24～13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皮影戏史论研究及抄本整理”(19EB197)。【摘 要】20世纪30至40年代，太行根据地的曲艺宣传整合了以盲艺人说唱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形态、知识精英的文艺理想与乡村文化资源，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战时宣传的文艺实践。“组织宣传”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乡村文化、文艺工作者、文艺传统的多重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根据地，“盲人宣传队”组织使说书人这一群体较早进入革命文艺宣传体系；二是文艺工作者通过抗战文艺思想的动员、文艺创作与艺术革新等方式，进行曲艺的革命化改造；三是曲艺宣传的组织性与民间文艺自我调适的平衡。太行根据地曲艺宣传的文化形塑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动员性、革命化与基层组织的实践性特征，这对理解根据地文艺所蕴含的战争、政权、革命、民众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以及重新思考抗日战争时期民间文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关 键 词】太行根据地；曲艺；说书艺人；宣传队；文艺实践【作者简介】卫才华，山西大学文学院；冯晶，山西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民族文学研究》（京）,2025.5.5～18【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行山曲艺宣传七十年的国家话语与文艺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BSH082)阶段性成果。【摘 要】挪威画家蒙克曾于1906年为易卜生的剧作《群鬼》做过舞台设计，其中一个舞台布景与其画作《病孩》有着相似的构图，在主题意义的表达上也与剧作相近，可视为蒙克对易卜生戏剧的跨艺术转换再创作，或称“艺格符换”。国内外学界对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影响关系虽有关注，但对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跨艺术关联并未深入挖掘。一方面，蒙克的舞台设计推动了《群鬼》演出由自然主义风格到节庆戏剧风格的转变，增强了其表演性；另一方面，蒙克之后的艺术创作也受到这段经历的影响：他对《病孩》进行了多次修改，完成了多次心理和身份的转变。从易卜生到蒙克的跨艺术联动，构成了戏剧-绘画史上的“双声绝唱”，是时代之殇的“恶之花”所结出的艺术之果。【关 键 词】《病孩》；《群鬼》；跨艺术研究；艺格符换；表演性【作者简介】欧荣，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王茹慧，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出处】《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京）,2025.5.119～136【摘 要】在德国著名导演奥斯特玛雅的一系列新现实主义戏剧中，易卜生系列非常瞩目，它们以其独特的解读和舞台呈现成为当代的演剧经典。在这几部易卜生戏剧中，奥斯特玛雅再度强调社会经济形态对于家庭和情感关系的深刻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批判贯穿了这几部作品。通过将易卜生戏剧置于当下语境中的“再政治化”，奥斯特玛雅将易卜生从外部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寓言式戏剧变成了一场直指新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内部的自我审判。【关 键 词】奥斯特玛雅；易卜生戏剧；新自由主义；再政治化；中产阶级【原文出处】《戏剧与影视评论》（京）,2025.3.24～37【作者简介】吕宛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戏曲和曲艺学系博士研究生。【原文出处】《戏曲研究》（京）,第135辑.347～366【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代朝鲜半岛中国戏剧接受史研究”(项目编号：22BZW1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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