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芬顿话剧《赵氏孤儿》的戏曲改编设想

詹姆斯·芬顿话剧《赵氏孤儿》的戏曲改编设想

文丨张大选

初读印象

记得是2024年的中下旬，我的一位好朋友给我发来一个剧本《赵氏孤儿》，上面署名“詹姆斯·芬顿（编剧），陈恬译”。由于剧本偏“话剧”，字符接近两万多字，体量不小。不过《赵氏孤儿》这个题材比较熟悉，自己也很快通读了一遍剧本。一个英国编剧，改编了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赵氏孤儿》，他的用意在哪里？他的创造性发挥又在哪里？我不是学者，尽管之前也读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但凭借着作为编剧的本能，我也很快找到了这个改编本的“点”：针对程婴之子的“幽灵戏剧构作”。

我认为，芬顿的话剧《赵氏孤儿》具有突出的“创造性”与“现代性”，应当有人将之改编为当代戏曲或戏曲音乐剧。我也相信，读过这个剧本的人或者持有类似想法的人并非我一人，只是就目前来看，当代戏曲剧场还没有这样的作品。（除了徐俊导演的音乐剧《赵氏孤儿》）

历史回望

作为一名编剧或戏剧构作，改编或上演任何一个作品/剧目都需要首先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它？它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为了快速回答这个问题，也即阐明它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所在，我想从三个方面去谈：

1）纪君祥撰写的杂剧《赵氏孤儿》被王国维列为“真正的悲剧”，这种说法提振了国人的信心，倒也提醒我们这出戏似乎的确具备某种“元素”或“机制”，或者说是触及了人类的某种“文学母题”，让后人之人得以不断改编、再阐释。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即便是剧本形式），应当具备这种多种（重）解读和探讨的空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赵氏孤儿》同理。因此，作为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之一，《赵氏孤儿》有进行当代再改编的必要与可能。

2）说到改编，我想大家比我更清楚，且不说各地戏曲剧种，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舞蹈剧场、音乐剧场都有该剧搬演的例子。作为当代的戏曲人，我们一方面由衷地称赞其他剧场艺术对这一题材的锐意解读与大胆搬演，另一方面又感慨自身受制于一种结构上的困局。

3）最后，我们聚焦到戏曲剧场（本文主要针对京剧）自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京剧舞台上相当多的文本叙事（尤其其背后的话语、意识形态）无疑是不够的（注意，我没用“落后的”这个形容词）。提到《搜孤救孤》，我们会想到余叔岩的唱片，这是演员在唱腔创造上的成功，是音乐上的成功。提到《赵氏孤儿》，我们会想到马连良先生做出了相关改革与突破，很多人会把重点放在《说破》一场的一段【反二黄散板、原板、垛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环境与马先生彼时所处的环境（即49年后的新中国初期）截然不同了，有人开始思考赵武（即赵氏孤儿）要不要复仇，能不能复仇，为什么复仇。也有人思考程婴（及周围人）的痛苦、无奈与壮烈。这说明一点，我们越来越习惯用一种更具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观察某种历史叙事，也同时或有意或无意中去抵抗、消解另一侧的宏大叙事。

芬顿的话剧《赵氏孤儿》呈现了类似的思考，他不执着于表现所谓的“忠义”，而是试图展现更符合现代人价值趋向的“责任”“本能”“理性”；同时，他又具备某种批判意识与态度，铺陈出必要的场面以展露这种历史叙事背后更复杂的人物心态以及状态。有人开玩笑地发问，“程婴亲儿子和赵氏孤儿，难道二者生命有轻有重吗？被牺牲者的人权为何失去应有的保障？”显然，人权意识与我们的《赵氏孤儿》这出戏联系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当满足于马先生的版本，沉醉于某段唱腔的成功或者程式技巧上的整合，而是我们应当思考：是否可以让《赵氏孤儿》这个题材/剧目通过对叙事的重新调整、对主题的重新解读、对人物动机的重新诠释，从而焕发出新的思想价值呢？当然，这种思考并不意味对戏曲音乐重要性的否定，也不意味着对程式美学的拒绝。遗憾的是，在我国的京剧界，至今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以至于马派《赵氏孤儿》的搬演也仅仅是用于展现流派复制性传承，而非守正性创新。这似乎也透露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京剧界没人敢动《赵氏孤儿》（以大剧场的形态）这出戏。

一个补充

记得是更早，也许接近三年前，我听说小琴姐（编剧侯小琴，现供职于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写过一个小剧场戏曲《程婴哭坟》。我没读过这出戏的剧本，也没看过相关的剧照和演出录像，只是凭直觉猜测：剧情是表现年迈的程婴在坟前哭祭自己的亲生子，主要表达愧疚的心理。

其实，《哭坟》作为一种常见的关目，符合传统戏曲的剧作法，即设置“坟前哭诉”的情境，让主人公的复杂心理通过这一行动得以外化、宣泄，可参见越剧《周仁哭妻》。京剧《周仁献嫂》在部分版本中也有《哭坟》（或名《哭妻》）一场。之所以提到这出戏，是因为这两出戏的悲剧逻辑很近似，都是通过让自己破碎从而避免他人的破碎，程婴牺牲的是自己的儿子，周仁牺牲的是自己的妻子。2024年冬，我为郑州豫剧院改编此剧（暂易名为《周仁》）就有此体会。相比较而言，周仁的妻子是成人，具备主观能动性，因而部分场面的戏剧张力/情绪张力更大、更直接；而在《赵氏孤儿》或《程婴救孤》中，程婴儿子是未成年，这种矛盾被转化为了程婴与妻子之间的“冲突”。但就《哭坟》一场而言，周仁和程婴都具备相同的情绪，如委屈（被世人误会）、无奈、愤怒（恶人仍在）、不甘、愧疚等。因此，我认为小琴姐撰写小剧场《程婴哭坟》，就是意在展示彼时情境下程婴的复杂状态（与传统的大剧场叙事在情境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改编策略

那么，如果我改芬顿的《赵氏孤儿》，会怎么改呢？

1）定形态

因为我与李政宽导演有过合作，我们二人都意在探索一种新的当代剧场艺术形态，即戏曲音乐剧。我认为，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创造出的“舞蹈剧场”，不是舞蹈与剧场的简单融合或叠加，而是一种新形态；同理，戏曲音乐剧也是如此，它不是“吸收音乐剧技法的戏曲”，也不是“吸收戏曲元素的音乐剧”，而是对二者的共同超越与再创造。用一句调皮的话来说，戏曲音乐剧不是“戏曲+音乐剧”，而是“戏曲音乐+剧”，它视戏曲音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存在，使其重新回到了剧场创作的主体。

把芬顿的话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一个新编古装京剧或现代戏曲，我们可以做，但无意这么做。或许我们都认为，戏曲音乐剧版的《赵氏孤儿》更具探索价值和美学潜力。

2）定表达

我认为，作为改编编剧，再去读别人剧本的时候，感觉很重要。而芬顿的《赵氏孤儿》扑面而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程婴复仇的幻灭感。

这种感觉也是很重要的表达。

主题不等于表达，尽管绝大部分的创作应当是从主题本身出发。表达是什么呢？我认为，表达不一定是一种明确的文学主题，而很可能是一种朦胧的、可视化的舞台氛围。这种舞台氛围，使得作品的一切输出（包括文本、视听）都服务于一个有机整体。这话听起来表达不可言说，但未必不能实现。

对于戏曲音乐剧《赵氏孤儿》而言，其一要着重表现程婴的幻灭感。在过去的很多文本叙事中，程婴救孤，意在呈现过程的惨烈，叙事的落点也习惯于放在“大仇得报的快感”当中。可是，芬顿的《赵氏孤儿》告诉我，我们可以开辟出另一种感觉或氛围，即程婴对复仇执念的幻灭。这种复仇执念，是支撑程婴活着的根本。但当程婴意识到赵武对复仇一事的犹疑，程婴就出现了自我怀疑，他开始动摇了。

没错，就是写这种情绪。赵武对复仇（杀屠岸贾）一事越犹疑、徘徊、无力、不肯定，程婴则越自我怀疑、幻灭。似乎在一瞬间，程婴突然意识到，自己所执着追求的一个“理想”，是多么的虚无，它所带来的理想破灭又是多么的不可言说。而正是这种对自我理想的否定，自我幻灭的发现，促使程婴对内心良知的反省，即他对亲生子的愧疚之情。

试问：当程婴幻灭时，他是否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妻子、老友（公孙）呢？他又该如何面对他们？我的意思是，如果程婴发现自己的复仇大任落空了，应该是怎么的戏曲场面去表现？（并非模仿话剧的思路）

3）定结构

结构即场次结构，也包含核心的人物关系。譬如两对父子关系：赵武和屠岸贾，以及程婴和鬼魂。

芬顿的话剧《赵氏孤儿》分为两部，一共26场。这种场次划分，未必适合戏曲或戏曲音乐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时间线拉的过长，反而不聚焦。一言以蔽之，两部戏的叙事体量，必须压缩为2小时内的戏曲叙事体量。那么，故事的切入点在哪里就很关键了。

所有的音乐剧场，最重要的不是情节的完整性，而是情绪的完整与集中。因此，我认为，这出戏，主角是赵武（小生）和程婴（老生），场面的铺陈要尽可能的从这二者出发。

譬如：

程婴与魏绛的戏

程婴与赵武的戏

赵武与母亲（即庄姬公主）的戏

赵武与屠岸贾的戏

程婴与鬼魂的戏

（当然，如果还保留了程妻，如已变为疯癫角色，可考虑这部分的场面戏份）

即：

第一场 回朝打婴 

第二场 射雁遇母 

第三场 深宫讨旨

第四场 画影说破 

第五场 夜宴擒奸

第六场 诘父认母

第七场 哭坟自刎

因此，很可惜芬顿的前面十六场戏，我直接不要。直接从第十七场戏《魏绛回朝》开始。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原因很简单，程婴要计划复仇了，他要倚仗魏绛，但后者对前者抱有误会，这就有了态度上的反差。即魏绛回朝撞见程婴，是个引子，是头场戏，引出我们的叙事重点。传统上习惯把《打程婴》这场戏放在整体偏后面的部分，我则反之，第一场即是《回朝打婴》。

故事从哪里开始、切入，如何把握全剧的叙事节奏，实在是个关键的考量，对于编剧而言。

传统京剧有赵武寻雁，偶遇庄姬的戏份，芬顿也有所保留。不过，我认为传统京剧写这一场戏有点简单了。此外，芬顿给赵武添写了母子相认的场面，我认为可以处理的更感人。

解决了开头，还要解决结尾，这是我的编剧习惯。芬顿的最后一场，是《墓地》，即我们认知的《哭坟》。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因此我予以保留。这场戏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程婴，一个是鬼魂（即死掉的程婴亲生子），核心的动作是程婴在鬼魂面前自杀。我想把这出戏设计为程婴的独白剧场，类似于独角戏（但不同于传统的《哭坟》），可以采取多种剧场手段，来尽可能地揭露此刻程婴的心理层次。

戏，如果这样结束了，我总感觉意犹未尽，即赵武的戏还在哪里可以找？因为此刻的赵武有个微妙的处境：从“多父”到“无父”。

如果父亲或父权意味着某种信念、信仰或意识形态，那么“无父”状态下的赵武（隐喻我们新世纪年轻人，即你我都是赵氏孤儿）该如何面对现实和未来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最后，我想说的是，赵武的矛盾复仇与程婴的陡然幻灭，本质上是两代中国人（我和我们的父辈）的命运与认知困境。

两年前初读剧本时改写的一段游戏之笔，附下👇：

程婴 ：【反西皮碰板二六】不忍看他赵家残遭灭种，报知己也当念国之股肱。今一死我何惜把残生断送，怕的是救孤事就尽弃前功。国君他数年来由我侍奉，病榻上久觑他老态龙钟。翻旧案谁堪此弥天大勇，【西皮快板】十六年当教孤认祖归宗。盼将军回朝日重启冤讼，有道是人心深处知敬崇。非是我用言语将你激动，国有贼岂任他遗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