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中国戏曲典籍逐渐通过朝廷赠送、文人互赠、使臣购买等方式东传至朝鲜半岛。经学者统计，韩国现存戏曲文献有《西厢记》《荆钗记》《拜月亭记》《琵琶记》《萨真人夜断碧桃花杂剧》《伍伦全备记》《四声猿》《牡丹亭》《长生殿》《笠翁传奇十种》《桃花扇》《蒋园九种曲》《红楼梦曲谱》等十余种，无藏本但存在传入记载的有《南柯记》《续灯情》《四梦记》《西楼记》《玉合记》等几种。[1]出使中国时，朝鲜王朝文人也常受邀看戏，并在《燕行录》中留下了相关记载。
《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与解题》书影
因缺乏相应体裁形式，朝鲜王朝文人多将戏曲以“小说”称之，并在接受态度上呈现多元特点。韩国学者吴秀卿论文《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以《西厢记》《荆钗记》《伍伦全备记》为例，指出中国戏曲文学作品在朝鲜王朝传播时，存在缩减或翻译长篇戏曲作品、将其写成小说等风气，反映了朝鲜王朝小说“从口述翻译到原创”等发展规律。[2]赵春宁《朝鲜时代的〈西厢记〉接受与批评》《错位与变异：朝鲜王朝〈伍伦全备记〉接受论》两文考察了《西厢记》与《伍伦全备记》在朝鲜王朝的传播过程与特点，认为朝鲜王朝文人将戏曲作为小说、案头读物来对待，而非作为舞台艺术和“曲”。[3]程芸《龙继栋〈烈女记〉东传朝鲜王朝考述——兼及明清戏曲“死文学”的价值重估》进一步指出明清戏曲领域的某些所谓“平庸之作”或 “死文学”，也可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生动的历史意义。[4]
整体而言，朝鲜王朝文人常在理论上对戏曲持批判态度，认为不宜沉浸阅读；在实践中却敏锐地意识到戏曲所具有的深厚民众基础，希望将戏曲视作风俗教化的媒介。同时，戏曲之“锦章绣句”及情节离奇、如“奇云幻雾”的故事叙述，也吸引了朝鲜王朝文人的关注，悄然改变着其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甚至在同一位文人身上，会出现既贬斥戏曲作品“荒诞”“淫秽”，又自主参与戏曲传播、创作活动之情况。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朝鲜王朝社会环境，分析朝鲜王朝文人对戏曲接受态度背后的文化心理，挖掘中国戏曲作品的跨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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