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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自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便以 “科学考察” 为名对中国乌利雅苏台、科布多开展地理与军事探测，为后续扩张铺垫，1870—1911 年进一步通过地理学会探险、军事与商业并行的方式系统性渗透，波塔宁、普尔热瓦尔斯基等率队测绘沿线地形并评估清军布防与蒙古社会矛盾。
清政府在乌利雅苏台、科布多的军事布置以 “军政结合、旗兵为主、绿营为辅” 为核心，乌利雅苏台设定边左副将军府，由正一品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喀尔喀四部、唐努乌梁海，主力为约 1400 人的满蒙八旗与约 1000 人的宣化、大同镇绿营换防兵，科布多则设参赞大臣衙门，由隶乌里雅苏台将军的科布多参赞大臣负责，兵力仅 100—200 人的绿营换防兵与若干蒙古兵，结合边境卡伦形成防御网，却因光绪朝后财政紧张出现绿营士兵长期滞留、士气低落的问题，19 世纪末更是卡伦废弛、城防松弛，1900 年后驻军不足、装备落后，无力阻止俄人越界。
外蒙的汉人多来自山西、直隶，分为商帮、绿营兵与屯田民、手工业及矿业劳工三类，1911 年前约有 10 万人，集中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地，在当地建有关帝庙、先农坛等汉文化建筑，1911 年外蒙独立后，这些汉人遭驱逐、财产被没收，部分经恰克图逃往俄国或经戈壁返内地，人口锐减，这一系列情况共同反映了近代沙俄对外蒙北部边疆的侵蚀过程、清政府边疆布防的制度僵化与最终失效，以及外蒙汉人在清末变局中的艰难处境与边疆治理的复杂困境。
图为沙俄探险队进入外蒙乌利雅苏台和科布多，一路清军都有跟随，乌利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汉人比较多，中式建筑相对外蒙其他地方也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