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着屏幕上这组老照片,感觉时光回到了1997年的那个冬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通州杨家洼那个不起眼的928公交车站,还有那些在风雪中奋力蹬车的模糊身影,一下子全回来了。
局办公楼配楼临街一面的窗口,正好斜对着梨园北街。那天,雪下得很大,我站在窗口,把相机对准了楼下928路公交车站,以及旁边那个三岔路口。起初,只是想拍几张风雪街景。可是,当第一个顶风冒雪骑车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身影闯入取景框,我按动快门的手就停不下来了,就有了这组照片。
此刻,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第一张照片上。那辆加了封闭车厢罩子的小三轮,普通的铁皮车斗被主人细心地围成了一个能抵御风雪的“小城堡”。这是《风雪中的“拼车”时光》里那种敞篷小三轮的“豪华升级版”吧,是那个物质还不丰裕的年代里,父母能给予孩子的、关于温暖与安全的顶级“专车”吧。
“高级”小三轮的侧前方,是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上,骑车的父亲前倾着身子,帽子和棉衣前襟上已积了厚厚一层雪,后座上的孩子一身鲜红的校服进和一顶小黄帽,在漫天灰白中鲜艳耀眼。无论是“高级专车”还是这普通“坐骑”,都在风雪中缓慢而坚定地挪动着。
照片右下角,那个写着“928”的公交站牌,孤零零地立在一棵小树旁边,小树的枝桠上也满是积雪。这简单的构图里,是整整一个时代小学生家庭的生活底色。
第二张照片,画面简洁得只剩下漫天的雪幕,和雪幕中那一对父子。父亲正用力蹬着自行车,身体形成一道充满张力的弧线。后座上的孩子,侧着身子回头张望,是在看后面同学的车到了哪里吗?他那红白校服和小黄帽在动态中有些模糊,但那份属于孩子的、似乎与风雪无关的轻松与好奇,却穿透画面,直抵人心。这张照片是我在比较慢的快门设定下,采取“追随拍摄法”拍摄的,背景的雪线拉成了丝,于是,那份顶风前行的“艰难”便化作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动感”。
第三张照片上,虽然主体依然是左下角骑自行车接孩子的人,但是,在画面的右上角,出现了一辆黄色小面包车。这种车曾经“风靡京城”,满大街都是,给北京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曾是在公交车与出租车中间出现的一种价格比较“亲民”的出租车,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亲民的名字——面的。
第四张,第五张和第六张,我的镜头抬高了,推远了。梨园北街空阔的路面成了背景,形成了一个“封闭式”构图。
一个身穿浅色棉上衣的男子骑着车,在三岔路口停下来,右脚点地,似乎在等待横向的车辆通过,后座上的孩子被父亲的身影挡住了大半,只露出一角红色校服。这个静止的瞬间,因那份等待的耐心,在风雪呼啸的动态世界里,显得格外安宁。
真正让我心头一颤的,是第五和第六张照片里,自行车大梁上的小孩子。孩子太小了,小到还不能稳稳地坐在后座上。于是,父亲们就在自行车坚硬的大梁上,为他们开辟了一个专属的“VIP座位”——一个是自制的、带小靠背的儿童座。小孩子规规矩矩地坐着,红裤子、小黄帽,像风雪中一个鲜艳的惊叹号。
另一辆自行车上没有这样的“VIP座位”,孩子直接斜坐在了大梁上,裹着一件厚厚的、几乎遮住眼睛的粉色棉外套,小手紧紧抓着车把,整个身子几乎窝在父亲的怀里。那种坐姿一定是不舒服的,可那又是离父亲的胸膛最近的地方,能感受到体温,是风雪中最踏实的港湾。我记得,郭梦小时候,我从未让他这样坐过自行车。我早早就在自行车大梁上安装好了小孩座位,让还不会走路的他可以稳稳地坐在上面。
最后一张照片,是我对着楼下那段与楼房平行的街道拍摄的,也采用了低速快门追随拍摄手法。主体形象虚化了,整个画面动感却增强了。画面中既有骑自行车接孩子的,也有骑三轮车接孩子的。
骑自行车男子身穿黑色棉衣,红校服小黄帽的小孩坐在自行车大梁上;蹬三轮儿接孩子的女士围着白围巾,身穿大红羽绒服。红色羽绒服和红色校服之间,是孩子的小黄帽,这色彩搭配,显得格外鲜艳。
主体形象被虚化成了红、黄、黑三种色块。这些色块在画面上又被“拖曳
这组照片,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一次简单的摄影记录。它是我在不经意间,为一段正在飞速消逝的日常生活,按下的一次“暂停键”。我拍下了匮乏,更拍下了匮乏中满溢的丰盈;我拍下了艰辛,更拍下了艰辛中勃发的生命力。那些模糊的面孔,那些鲜艳的色彩,那些在风雪中前行的身影,是一个时代的父母们,用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为孩子铺设的、通往温暖的、最坚实的道路。
看着照片,我忽然很想对照片中那些如今已该是父母、甚至祖父母的陌生人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在那个大雪的黄昏,为我,也为所有看到这组照片的人,诠释了“回家”二字最原始、最动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