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曲缘

我是听样板戏长大的，小学中学都学唱样板戏。那时的京剧，于我而言是广播里的旋律、课堂上的唱段，是时代塞进每个人行囊里的东西。但是，我真正对戏曲有所了解并渐渐生出喜爱，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在那些不经意的日常里，悄悄埋下了种子。小时候，常听父亲哼唱山西梆子。他嗓子不算好，却唱得投入，什么《打金枝》，什么《走雪山》，一段一段的，在昏黄的灯下，在院里的槐树下，悠悠地飘着。可那时，这些戏是看不上、也听不到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广播里也只有样板戏。父亲的哼唱，像是从另一个时代漏下来的声音，模模糊糊，似懂非懂。我只觉得那调子古老而遥远，却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我家附近的剧团招了一批晋剧新学员。我常常跑到那个大院里，看他们排练。那些年轻的孩子，和我年纪相仿，每天在院子里踢腿、下腰、吊嗓子。起初只是看热闹，可看着看着，竟慢慢看出些滋味来。一个身段，一句拖腔，一个眼神的流转，竟能把人的心绪勾住。我开始觉得，戏曲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美，像水一样，不知不觉地漫过来，润湿了心。

我真正对戏曲有所了解并渐渐生出喜爱，是在1979年到保定上大学之后。

保定这座古城文化底蕴深厚，街巷里仿佛都藏着旧戏文里的余韵。我们上学的年代，常有戏曲演出。我囊中羞涩，却还是省下饭钱，跑到剧场买最后面的票。有时连座票也买不起，便买一张站票，站在后排的暗影里，远远地望着台上。那几年，我先后看过李万春、袁世海、吴素秋、厉慧良、马最良、李崇善、齐啸云、郑子茹等老中青名家的京剧演出，还看了王玉磬、王伯华的河北梆子《斩子》，王贯英的老调《潘杨讼》，王清芬的豫剧《大祭桩》等等。锣鼓一响，胡琴一拉，台上的人便像从历史深处走来，水袖一甩，便是千军万马，一个眼神，便是半生悲欢。有一次看完戏，已经没了公交车，我从新市区走回学校，用了两个多小时。到宿舍时已是半夜，可爬上二层的床铺，心里还是兴奋异常，竟没有一点儿累的感觉。那一夜，我躺在黑暗里，耳边仍是锣鼓与唱腔，仿佛整座保定城都还在戏里。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天津的戏曲、小说研究家张赣生先生来河北大学讲戏曲美学。先生对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口才也极好。他娓娓道来，如唱戏般令人如醉如痴。那一场讲座，我听得入了迷，恍然大悟：原来戏曲中还有这么多学问。于是，我也下决心钻研戏曲理论。下课后，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给张先生写了求教信。先生以提掖后生之心，很快回了信，同时寄来他的著作《中国戏曲艺术》见赠。之后几年，我多次和张先生书信往来。先生的每封信，都使我深受教益。那些信，我至今想来，仍觉得纸页间有余温。

大学三年级时，教我们元曲的李离先生，既是一位京剧迷，又是一位京剧通。他脑子里装着许多京剧掌故，几乎说起任何一段戏来都头头是道。年轻时，先生作为人民日报的副刊记者，在京津两地看过许多京剧大师级人物的演出，以记者身份领略过他们的风采。夜半时分，我时常跑到老师住的小楼，师生一起品茗听戏，好不惬意。茶香袅袅，唱腔悠悠，窗外是夜色沉沉，屋里却仿佛另有一个世界。那样的夜晚，如今想来，仍觉得是青春里最温润的一段光阴。

有以上种种机缘，我也就和戏曲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也就读了许多戏曲的书，《元曲选》《六十种曲》《中国戏曲理论集成》都从图书馆搬出来一一翻阅。大学毕业时，我干脆写了戏曲方面的论文，谈的不是我们中文系学生熟悉的戏曲文学，而是戏曲艺术，名曰《戏曲艺术的时空观》，指导教师便是李离先生。那篇论文，像是我与戏曲缘分的一次小结，也是我青春岁月里一段难忘的注脚。

工作后，我也多次走上讲台，为大学中学的学子们讲戏曲欣赏，传播戏曲文化。每当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我便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在保定剧场后排踮着脚看戏的少年，那个在夜里走回学校却毫无倦意的学生。戏曲给了我太多，我也想把它给我的，再递给更多的人。

如今，京张高铁通了，到北京方便了。一有好戏，我便背上行囊，像赴一场老友的约，去看上一场。有了闲暇，不只是京剧，我还每天听昆曲、晋剧、豫剧、河北梆子。清晨或黄昏，冲一杯咖啡，打开留声机，任那梆子声在屋里回荡。各有各的滋味，各有各的动人处。听得多了，便越发觉得，戏曲这东西，真是深不见底，每一段唱腔里，都藏着说不尽的人生况味。

从父亲的山西梆子，到剧团的晋剧排练，从保定的站票，到北京的剧场，再到如今每日与戏曲相伴，几十年过去了，戏曲于我，早已不是年少时那一场新鲜的邂逅，而成了生命里一段绵长的缘分。那些年追过的角儿，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也已封箱；只要那锣鼓经一响，我便觉得，他们都还在——在台上，在台下，在戏里，在戏外，在那一束永不熄灭的光里。

    与戏曲结缘一生，我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