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戏曲”正在成为戏曲界的热度关键词。以浙江为例，从2025年初浙江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到同年8月写入省级政策文件，再到2026年初明确“四个层面”的青春内涵，直至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以“百廿正青春，浙里越有戏”为主题启幕——“青春戏曲”已从概念演变为品牌、从行业共识升格为政策导向。当“青春”被反复提及、越来越引起关注，一个问题不得不问：青春，究竟是什么？

在一些场合当中，“青春戏曲”被表述为“创作的青春视角、审美的青春调性、经典的青春致敬和传承的青春接力”。也有观点认为，浙江所倡导的“青春戏曲”，“并非单纯指由年轻人出演，而更侧重于作品气质、表达方式和传播模式的年轻化”。这些表述为“青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客观中肯，也比较立体完整。

在传统戏曲面临新媒介发展传播挑战的过程中，政府出台政策、搭建平台，助力戏曲重返公共视野、更多地被看见。但是院团在执行层面，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时“青春”被窄化成了一个统计学概念——35岁以下观众占比、社交媒体打卡截图、“新生代”“00后”等身份标签。当“青春戏曲”被纳入考核体系、写入工作计划，层层传导下来，有时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标可能被当成唯一指标：年轻演员上了多少、年轻观众来了多少、票房收了多少。“青春”从一个艺术命题，变成了一组报表数字。这都是实践过程中需要警惕的问题。

短视频平台上，戏曲常常被切割成几十秒的片段，配以滤镜与快节奏切换。“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故事是骨架，歌舞是血肉，人物塑造是关键。如今一些传播只取了血肉、抛了骨架，“演故事”退化为“演瞬间”。有时观众为这些演出感到激动，却对唱腔流派知之甚少，无法在演出中感受戏曲的余韵悠长。事实上，“青春戏曲”的舞台上，不能只有青春的面孔，更要有真正的青春的活力、青春的内涵，而不是指望让老演员上台将把自己画年轻，或年轻演员仅凭脸庞就能让台下的观众动容。眼下，有些团队过于依赖营销，有的甚至把越剧演员包装成“偶像剧CP”，期待观众冲着“流量”入场。但这样的入场，无法真正将观众留下来。

“青春不仅是年龄，更是状态”。这句话在今天尤为必要。回望40年前，浙江越剧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时刻”。上世纪80年代初，越剧面临“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牙”的人才窘境。浙江省文化部门从全省60多个剧团、3000多名演员中遴选出40名“小百花”，经一年强化训练后精选28人组成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赴港演出，14天连演15场，一鸣惊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以“求精、求新、求美”的创演意识迅速崛起，首创“诗化越剧”，“小百花”旋风席卷全国。该演出团就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前身，即今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百团）。这股浪潮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绝不只是因为台上是一群年轻人，而是一种艺术状态的青春——敢于打破“名角”模式的勇气，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对越剧美学边界的持续拓展。那种“青春”从艺术内部生长出来，是创作者以生命活力回应时代命题的结果，不是统计学意义的“青春指标”。

更早的1942年，20岁的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开启“新越剧”改革，率先建立起编、导、演、音、美的完整艺术机制。1946年，《祥林嫂》首登越剧舞台，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袁雪芬不是一个人干，大来剧场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戚雅仙14岁、陆锦花15岁、徐天红16岁、吴小楼17岁、张桂凤20岁，编导韩义、南薇、徐进也正值青春。他们敢于闯荡大上海、敢于让女性走上舞台，这在当时都是“离经叛道”之举。越剧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完成了从农村说唱到都市戏剧的蜕变。

这两段历史说明同一个道理：真正让越剧“青春”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没有被规训过的生命活力。曹禺写《雷雨》时23岁，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时24岁，卡夫卡写《变形记》时29岁。不朽之作的诞生，不只关乎年龄数字，更关乎一种共通的特质——不羁、新锐、敏感、本真。反过来，为什么许多人上了年纪就写不出好东西？因为框框太多，经验变成包袱，规矩变成枷锁，“成熟”磨掉了锐气。

20岁的演员如果只会机械地模仿老师的一招一式，他（她）并不“青春”；80岁的艺术家如果还在尝试新东西、还在挑战自己，她比谁都“青春”。这不是年龄问题，而是精神状态问题。青春的本质，正是一种没有被规训过的生命活力和精神状态。

戏曲年轻化，不应是向外的迁就，而应是向内的唤醒。所谓“唤醒”，是激活观众文化基因中的审美记忆，是用戏曲独有的艺术语言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对话。“青春”的真谛正在于此，不是讨好与迎合，而是让古老的艺术形式以自身的生命活力去打动观众。

“青春戏曲”的提出，有其现实意义。它让政策资源向戏曲倾斜，让一批青年演员获得舞台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真正的“青春戏曲”，需要真正的青春状态。真正的青春状态，是“小百花”们以28个人改写越剧历史的无畏，是杨小青、茅威涛等以“诗化越剧”拓展戏曲美学的魄力，是每一代戏曲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突破的自觉。它不需要被贴上标签，不需要被“饭圈”式的流量定义，也没办法被统计。40年前，“小百花”用作品回答了“什么是青春”，今天的“青春戏曲”需要用同样的诚意来回答这个问题：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艺术创造，而不是让“青春”变成一个被过度消费的词汇。作者：沈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舞台艺术专委会副主任、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编审：李承哲     终审：郑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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