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麟囊》维权事件,是戏曲版权的拐点吗?

《锁麟囊》维权事件已尘埃落定：甘肃秦腔艺术剧院未经授权移植演出翁偶虹编剧的京剧《锁麟囊》长达十七年，经翁偶虹之子翁武昌及版权执行人交涉，2026年6月10日双方和解，院方补签《著作权授权许可协议》、当面致歉，并一次性支付税后12万元，覆盖十七年历史使用费及至2044年保护期届满前的秦腔改编与演出授权。

这件事看似是秦腔院团与剧作家后人的纠纷，实际上对整个戏曲界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也可以说是个标志性事件，它也许决定了戏曲版权问题的走向。

众所周知，戏曲演出长期以来大多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尤其是一些传统戏，大小剧团拿来就演，殊不知，现在定型的剧目，相当大一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晚，经过戏曲前辈们大幅度整理和再创作的结果，特别是唱腔，大多属于老艺术家原创，今天舞台上常演的许多老戏，剧本结构、场次、唱词系前辈重新修订，唱腔、板式、伴奏等系流派名家新创，无论剧本还是唱腔都有版权。

依照《著作权法》，自然人作品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合作作品则算到最后一名创作者去世50年，其中，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为永久。因此，好多剧目还在版权保护期内，远未进入公有领域。拿评剧为例，笔者不想指出具体剧目，因为有调词架讼之嫌，了解评剧的朋友稍微想想就知道，究竟哪些剧目是五六十年代定稿，唱腔由特定名家设计的整理本？可以说，这些剧目绝大多数都在保护期内。扪心自问，哪个剧团排演这些剧目得到作者授权了？如果人家维权，一告一个准。

然而，这些戏曲前辈本人或后人若都去维权，每个剧团恐怕都要“出点血”了。国有院团本就依赖财政拨款与惠民演出，民营班社靠下乡演出、堂会和短视频打赏维生，一场追溯授权叠加后续许可，可能吃掉一个团半年收入，这对本不景气的戏曲市场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并且还可能导致某些剧目停演。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和版权意识的增强，这个过程是迟早的事儿。当然，肯定有人会高风亮节，你们用就用吧，而也会有人照章办事，未经授权就是不能用，不管怎样，都在把默示许可的旧习惯推到法律台前。因此，戏曲行业必将经历一番阵痛，甚至在版权方面会经过一轮洗牌：哪些戏能零成本演？哪些戏要花真金白银去买？整理者与创腔者能否被署名和计费？都会重新排座次，从而倒逼戏曲版权改革。

这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毕竟戏曲行业有多年的行为惯性，不是一时半会可纠偏的。口传心授、师徒传承、跨剧种互相捋戏，本是存活机制，突然要求每个剧目倒查作者继承人、签许可、分报酬，操作成本极高，甚至会重置戏曲权属的底层代码。所以，笔者在此呼吁，首先，相关版权方要理性维权，适当维权，给戏曲留一些自由生长的土壤，因为戏曲具有特殊性，放宽版权就会促进传播，收紧版权则会限制传播，如何两全，还需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经验，相关方在维护版权的同时，也要考虑戏曲的传承发展事业。其次，在现有条件下，若遇到此类案件，还需要有关部门网开一面，给戏曲剧团一个改正与调整的机会，而不是参照其他文艺作品的版权案件一刀切。对于涉及到戏曲版权的案件来说，纯商演、参赛、版权开发部分按规追责，而送戏下乡、非遗进校园等公益场次则应酌减或免追溯，把“补授权+永久署名”作为底线，比动辄按票房倍数索赔更贴合行业体温。再次，匹配戏曲行业现状的戏曲版权细则也急需出台：明确历代流传本与近现代整理本的边界，建立戏曲剧本、曲谱登记库与集体管理组织，厘清整理、创腔、流派演绎各自权属，这个过程需要多方配合，并任重而道远。

《锁麟囊》这12万和解，不是终点，而是戏曲界交的一笔现代规则学费。它提醒所有改戏的、唱戏的、办团的，一定要绷紧版权这根弦，如果哪天收到律师函或传票，真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瑟瑟发抖，正常解决就好。但笔者想说，相关版权方在发出律师函或起草诉状之前，一定要想想戏曲的历史遗留、艺术规律、弘扬传播、生存状态等现实问题，但凡可以，就放过一马吧，为了戏曲的未来，在顶层设计出来之前，任何版权之争都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