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格的戏曲剧种

　   前些天看到有人用几句话概括不同剧种：京剧气派，秦腔悲壮，越剧缠绵，川剧泼辣，评剧亲切。这样的说法当然不严谨，一个剧种几百出戏，不可能只有一种性格。但听戏听得多了，又确实会觉得，剧种之间很像人，各有各的脾气。同样是忠臣蒙冤，同样是男女相爱，同样是英雄末路，换一个剧种来唱，事情还是那件事情，味道却完全变了。

      这种差别不只是方言不同。一个剧种从哪里长出来，最初唱给谁听，在哪些地方演，什么样的演员最受欢迎，什么样的故事一唱台下就叫好，时间久了，都会一点点留在它身上。所谓“剧种性格”，其实就是一方水土、一段历史和一代代艺人、观众共同磨出来的。

京剧：见过大场面以后留下来的分寸

       京剧形成在北京，这一点很重要。徽班进京之后，与汉调、昆曲、秦腔等不断碰撞融合，慢慢长成今天的京剧。它成熟的年代，又恰好长期往来于民间戏园、王府和宫廷之间。京剧当然不是宫廷创造出来的，但北京作为帝都，对身份、礼数、场面的敏感，加上宫廷演剧本身极细的规制，确实参与了京剧后来那种严整、克制、讲究分寸的气质。

       所以京剧的“气派”，不只是穿得华丽、场面大。它更像是一种见过大场面以后留下来的秩序感。皇帝出来有皇帝的尺寸，将军升帐有将军的气度，哪怕一个人物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也不能把身上的架子全散掉。锣鼓、身段、衣箱、行当，看起来处处是规矩，但这些规矩最后不是为了把演员捆住，而是让台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站在什么位置。京剧身上的“庙堂气”，真正迷人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不是富贵，而是有分寸。

秦腔：悲声里，总有一股不肯低头的劲儿

       秦腔最容易被一句“高亢激越”说完，其实远远不够。它的音乐本身就有很强的明暗、悲喜之分，尤其苦音一出来，悲不是轻轻往心里落，而是往外顶。生、净行唱到极处，声音里有硬度，也有重量，像是事情已经压到胸口，非得把这一口气送出去不可。

       秦腔为什么会在秦地被这样一代代唱下来，也不能只拿“黄土高坡”“西北风沙”解释。关中曾长期处在中国历史的中心，周秦汉唐留下过极盛的帝国记忆，后来又看过无数次兴亡更替。盛大和苍凉，在这块土地上离得并不远。这样的历史经验未必直接造出一种声腔，却会慢慢影响一个地方的人怎样理解忠臣、英雄、离乱和生死，什么样的故事更容易让他们动心。

       所以秦腔真正打人的地方，不只是悲，而是悲到深处还有一股不服软。忠臣受屈、英雄末路、夫妻生离、家国倾覆，在秦腔里很少只是哀哀地哭过去，它总像有人已经被事情压得够低了，还是要挺着腰把最后一句唱完。那股苍凉里有痛，也有硬气。这大概才是秦腔最难被别的剧种替代的地方。

豫剧：再大的道理，也得落到人情里

       豫剧也能高，也能烈，可它和秦腔听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豫剧从中原民间一路长出来，吸收过不少外来的声腔和曲调，最后留下的，却是一种很强的生活感。它的底子朴实，唱腔能大开大合，也能很细地说人情。

       我觉得豫剧最鲜明的地方，不是“慷慨苍凉”，而是它特别爱把事情说清楚。为什么替父从军，为什么重新挂帅，为什么受了委屈，为什么今天这口气咽不下去，人物往往非得把这个理掰扯明白。河南人日常说话里那种直、实、爱讲理的劲儿，到了豫剧舞台上没有消失。于是再大的忠孝节义，最后也常常落到一家人的日子、一个人的委屈、一口咽不下去的气上。豫剧很少隔着很远给你讲一个英雄，它常常先让这个英雄像个活人。

河北梆子：高腔里有一股冷硬的苦

       河北梆子和秦腔、豫剧都属于梆子系统，如果只用“高亢、激越、豪放”来写，几个剧种很快就会混到一起。河北梆子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高声里常常带着一种冷峭。旦腔可以拔得很高，却不是轻软的高；生腔又直又硬，很多时候听着像一口气悬在高处，落不下来。

       它生长在旧直隶一带，又长期往来于北京、天津、河北之间。这里既近京城，又是大片州县、平原和乡村的生活世界。传统的“燕赵悲歌”只是后人对这一带性情的一种概括，不能拿来直接解释一个剧种，但河北梆子长期偏爱那些受屈、受逼、受苦而又不肯服软的人物，确实让这种地方气质有了舞台上的回声。《秦香莲》《窦娥冤》《杜十娘》一类人物到了河北梆子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哭，而是忍到不能再忍之后，硬把那句话顶出来。

       所以河北梆子的“烈”跟秦腔还不太一样。秦腔的悲常常带着历史兴亡的厚重，河北梆子更像一个人被逼到了墙角，声音越高，心里的苦越清楚。它不是宽阔的豪迈，而是一种硬里带苦、苦里带刚的劲儿。

越剧：它最会唱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越剧最容易被归进“才子佳人、温婉缠绵”，可如果只说江南温柔，也没有真正说到它。越剧最初从浙江嵊县一带的民间说唱长出来，后来进入上海，又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女子越剧。一个原本乡土味很重的小戏，进了当时中国最繁华、最现代的城市，又长期由女演员面对大量城市观众演出，它的审美慢慢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重视人物感情和内心。

       所以越剧真正擅长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那些不好一下说破的心思。《红楼梦》为什么特别适合越剧？因为宝玉和黛玉之间最有戏的，恰恰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试探、误会、赌气、舍不得，是一句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越剧愿意在这些很细的地方停留。别的剧种也许已经把事情推过去了，它还愿意等等，看这个人心里刚才究竟动了一下什么。

川剧：最厉害的不是“奇”，而是把什么都化成自己的

       川剧总被几个绝技抢了风头。提起川剧，很多人先想到变脸、吐火，仿佛它最大的本事只是“奇”。其实真正理解川剧，反而要先看它是怎么长成的。高腔、昆曲、胡琴、弹戏、灯调，五种来源和性格并不相同的声腔，最后竟然能在一个剧种里并存；不少外来的东西到了四川以后，又和当地山歌、小调、川江号子以及民间音乐重新揉在一起，慢慢变成了自己的味道。

       四川的文化本身也有很强的重组能力。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这块地方不断接纳外来人、外来语言和外来习惯；茶馆、码头、场镇又让戏长期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挨得很近。川剧因此特别会“化”：别人家的东西来了，不急着排斥，拿过来，改一改，最后让你听不出它原来从哪儿来，只觉得这就是四川的。

       这种性格也不只在音乐里。高腔的帮腔可以在人物唱到紧处时从旁边接上，小丑能从正经戏里突然钻出来，说一句别人不方便说的话。事情明明很严重，它偏能找到一点活气；人物明明已经很苦，台上还可能冒出一点机锋。川剧的嬉笑怒骂，并不是“不庄重”，而是一种很强的消化能力：世道再难，也得把它嚼碎了，用自己的办法说出来。

评剧：普通人的日子，本身就值得唱

       评剧比前面这些剧种年轻，它从冀东民间说唱和小戏里长出来，真正形成的时候，唐山已经是一座近代工业城市，工人、市民、妇女都是它最早面对的观众。于是它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么执着于帝王将相，反而很愿意把身边刚发生的事情搬上台。

       这也决定了评剧身上有一种别的戏不一定有的亲近感。姑娘能不能自己做主婚事，寡妇能不能重新过日子，普通人受了欺负有没有地方说理，这些事情在评剧里从来不嫌“小”。它不需要先把人物变成英雄，才觉得值得写。一个普通人的一口气、一桩婚事、一场官司，本身就可以是一台戏。所谓“市井烟火”，真正重要的不是热闹，而是它愿意相信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值得被看见。

粤剧：传统里，本来就有一股不怕变的劲儿

       粤剧的性格不能只说“南国”“侠骨柔肠”。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路都在变。外来的声腔进广东，它吸收；原来唱戏棚官话，后来改用粤语；民间小调可以拿来用，到了近现代，新的乐器、新的舞台办法、新的城市趣味，也都敢往里装。粤剧没有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就一概拒绝。

       这种开放，和岭南长期的商埠生活、红船跑码头以及粤人向海外流动的经历很难完全分开。戏班要走，要见不同地方的人，要面对新的观众，就必须有本事变化。所以粤剧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气质：它可以很传统，也可以突然很时髦；可以在神功戏里酬神，也可以走进现代城市剧场。它并不是不守传统，而是更习惯把传统当成一种活东西。办法可以换，东西可以添，只要那股粤剧的味道还在。

昆曲：它愿意花很长时间，只为一个人心里动了一下

       昆曲的“雅”不是后来硬贴上去的。水磨腔本来就追求委婉、细腻、流丽悠长，后来昆曲又长期进入江南文人的厅堂、园林和家班，唱词、音乐、身段越磨越细。它面对的观众离得近，听得细，也愿意为一个字、一口气、一个转身停下来。

       所以昆曲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对时间有一种近乎奢侈的态度。《牡丹亭·游园》如果只看故事，其实没发生多少事：一个姑娘走进园子，看见春天，心里忽然起了变化。可昆曲愿意在这点变化上花很长时间。花怎么开，风怎么来，她怎么走，怎么回头，心里的那一点东西怎样慢慢起来，都值得唱。它不是不知道故事要往前走，而是相信有些东西一旦走得太快，就再也看不见了。

剧种真正留下来的，是不同地方的人怎样表达自己

       这样看下来，不同剧种之间真正的差别，就不只是声调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锣鼓响一点还是轻一点。京剧长期在帝都里磨出了分寸；秦腔把悲唱得沉重，却始终留着一股硬气；豫剧喜欢把大道理落到人情上；河北梆子的高腔里裹着一种冷硬的苦；越剧愿意往人的心里面钻；川剧最会把外来的、复杂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评剧相信普通人的小日子也值得登台；粤剧不怕变化；昆曲则愿意为了一个很细的念头，把时间慢下来。

       当然，没有一种性格是土地天生写好的。真正把一个剧种磨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还是一代代演员和一代代观众。什么东西没人爱听，慢慢就淡了；什么人物一上场台下就有反应，艺人便会不断往深里磨。几百年以后，一个地方的人喜欢怎样哭、怎样笑，怎样说委屈，怎样说爱情，怎样看一个英雄，又怎样看一个普通人的日子，最后都留在了戏里。

中国戏曲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剧种多。是同样一件人间事，中国人曾经用过这么多不同的办法，把它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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