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戏曲从本土经验中生长出来” | 赵倩《夹缝中的舞台:县级剧团的生存与韧性》

赵倩，音乐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曲艺史论，曲唱音乐，艺术评论等。出版专著有《戏里戏外——内乡县宛梆剧团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品乐集——音乐文论选》《两汉鼓吹乐研究》《宛梆》。在《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等报刊发表艺术史论、艺术评论文章60余篇。

本次课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倩老师主讲，聚焦中国戏曲生态中的基层组织——县级剧团。课程以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内乡宛梆剧团、涟水淮剧团、瑞安越剧团、怀宁黄梅戏剧团和太康道情等案例，讨论县级剧团的结构性困境、生存韧性及数字化转型。县级剧团连接专业院团与乡土受众，同时长期处于传统与现代、事业体制与市场经营、艺术追求与生存压力之间的多重张力之中。课程按照基层组织、结构性困境、生存智慧、网络路径等四个逻辑步步深入。

县级剧团构成中国戏曲生态的基层“底盘”，承担送戏下乡、节庆演出和地方文化传播等公共职能，也维系着地方剧种的日常传承。赵倩老师对河南内乡宛梆剧团持续十余年的跟踪调查，为理解基层戏曲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具体样本。下乡巡演的大篷车、简陋后台、有限补贴和高强度演出，共同构成县级剧团的日常现实。课程由此聚焦三个问题：结构性困境如何形成，基层剧团依靠何种机制保持韧性，网络时代又带来了怎样的新路径。

县级剧团面临“人、戏、场”三个层面的复合型困境。

“人”的困境表现为人才链条断裂。戏曲演员培养周期长，训练成本高，基层剧团待遇偏低，青年从业者难以进入并长期留任。人员流失会破坏行当配置，一个核心演员的离开可能导致整出传统剧目停演。老艺人掌握的大量剧目和表演经验又缺少稳定的代际传承渠道，传统技艺由此面临断层风险。

“戏”的困境集中体现为创作乏力和审美时差。县级剧团常年承担高频次演出任务，时间、经费和创作力量有限，容易陷入“老戏老演”的循环。传统戏曲的叙事节奏与短视频时代的注意力机制存在错位。部分剧团通过嫁接流行元素寻求创新，却因缺乏对戏曲本体规律的深入理解，造成剧种风格弱化。

“场”的困境涵盖物理空间与制度生态。排练场地老化、服装道具陈旧和临时戏台条件简陋，会影响演出质量，也削弱了演员的职业尊严。管理层面存在行政逻辑与艺术规律不协调的问题，资源配置更多向省市级院团集中，县级剧团在项目申报和资金获取方面处于弱势。

县级剧团的韧性源于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度连接，主要体现为乡土嵌入、草根智慧和艺术坚守。

涟水淮剧团的《鸡村蛋事》体现了“到生活中捞活鱼”的创作方法。编剧跟随大学生村官开展长期采访，剧本经过多轮修改，排演后又进入乡村接受观众检验。剧团从苏北新农村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使作品获得真实感与地方性，并形成“涟水现象”，说明县级剧团的创作优势来自对地方经验的长期积累，以及对基层受众审美结构的准确把握。

宛梆剧团形成了“向内抓传统、向外找出路”的双轨机制。一方面维持传统剧目和行当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歌舞演出及文旅融合补充收入。瑞安越剧团依托高则诚与《琵琶记》这一地方文化资源，经过多轮剧本打磨和表演训练，突破县级院团的发展边界。基层剧团可以依靠地方文化资源、朴素情感和长期磨合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数字媒介为县级剧团打开了新的传播空间。宛梆演员白天下乡演出，晚上进入直播间，同一批演员和传统剧目由此覆盖不同受众。地方剧种的乡土性也转化为网络传播中的内容辨识度。

怀宁黄梅戏剧团通过短视频账号和直播形成较强的线上影响力，线上流量进一步带动线下演出。太康道情通过幕后花絮、演员故事和排练日常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使小剧种获得跨地域传播机会。直播打赏、文创销售和“戏曲+助农”等形式，也为基层剧团提供了新的造血机制。

课程最终提出“线上拓展、线下扎根”的发展格局。线下演出继续服务本地受众，维持地方文化关系；线上传播扩大受众范围，增强剧种可见度，并反向促进线下消费。县级剧团需要保持乡土根基，同时运用数字平台重构传播链条与经营方式。

 课程结尾强调，对县级剧团的研究与评论应避免单一的精英化尺度，关注其经济逻辑、文化生态和组织机制。评论者还应承担建设性责任，从田野案例中提炼可复制经验，为基层院团的艺术生产、人才培养和数字转型提供专业支持。

项目负责人简贵灯教授向赵倩研究员颁发聘书

赵倩研究员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学员代表 马恒怡

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硕士。获陕西省大学生影评大赛二等奖、陕西省大学生戏剧节优秀组织奖等奖项；文章发表期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赵倩老师这次的课程延续了上一节课的田野调查主题，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田野工作不仅关系到研究方法，也考验着研究者的态度与伦理。赵倩老师的讲述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学者仁心”的含义。做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怀有善意，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与戏曲艺人、老戏迷和地方民众交流。

“人亡艺绝”是民间戏曲研究中令人沉重的现实。许多技艺依靠艺人的身体记忆和口传心授得以延续，一旦老艺人离世，又没有及时记录，某些表演方式、音乐形态和地方知识就可能随之消失。因此，田野记录既是对历史变化的保存，也是研究者与具体生命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线索，可能就隐藏在老艺人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里。这要求研究者真正进入现场，保持耐心，在持续对话中理解话语背后的经验。

戏曲本就生长于民间。它在田野中产生，在田野中传承，有时也在田野中逐渐衰落。研究者面对这些正在变化甚至濒临消失的剧种时，既需要专业判断，也需要温度与责任感。艺人和老戏迷不能只被当作提供材料的“研究对象”，他们是戏曲文化最直接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研究者不应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他们，更不能为了证明预设观点而随意剪裁他们的讲述。真正有效的田野交流，应当以平等之心建立共情之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理解对方的生活经验和文化选择。

这堂课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保护稀有剧种的意义。保护并不只意味着保存几份剧本、录制几段影像，还包括理解剧种赖以生存的表演语境、民俗传统、艺人群体和地方社会关系。当这些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时，剧种的活态传承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本土性和地方性的戏曲经验，从真实的演出现场出发，积累具有生命感和解释力的研究个案。经过这堂课，我认识到，好的田野研究首先应当尊重人，然后才能理解艺术。研究者只有以真诚换取真诚，以善意回应善意，所记录下来的材料才可能接近戏曲文化的真实状态。这份对人的关怀，也应当成为戏曲研究始终不能缺少的学术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