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九经升官记》看戏曲剧本创作的“技”与“道”
◎ 邓天乐
摘 要：八十年代可谓是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戏曲剧目，由湖北省京剧院排演，习志淦、郭大宇编剧的《徐九经升官记》就是其中之一。该剧是一部切实的编剧指导手册。本文分析《徐九经升官记》的冲突设置、戏剧结构、人物塑造、剧作语言及作品的思想表达和悲悯情怀，希望提供关于戏曲剧本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路方面的思考，从而引发当代戏曲编剧创作出更为优秀的戏曲剧本。
关键词：《徐九经升官记》；戏曲剧本创作
世间手艺皆有其“技”“道”可循，戏曲剧本创作亦然。“技”指戏曲创作规律，包括谙熟唱念的写法与故事架构、通过语言行动塑造人物、安排冷热场等。对“技”的掌握，随着编剧舞台经验的增长而逐渐成熟。若“技”是剧本的皮相，属技法层面，决定剧本有无硬伤，那“道”则是剧本的血肉，属作者思想层面，决定作品的深度与舞台生命力。
古典戏曲之“道”多强调“高台教化”，如《琵琶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至明清传奇更甚，如《鸣凤记》之忠奸果报、《桃花扇》之兴亡感悟。而当代戏曲之“道”早已超越单纯教化，更多地体现剧作家独特的思想高度与人文关怀。如《成败萧何》展现权力与情义的博弈，《曹操与杨修》突破脸谱化的窠臼，呈现人物的复杂苦衷。
《徐九经升官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演，四十余年长演不衰，成为湖北省京剧院的看家戏，并被潮剧、秦腔、滇剧等多剧种移植，足见其在“技”与“道”上均达高度。本文试析之，以期对当代戏曲编剧有所启发。
一、《徐九经升官记》中的“技”
（一）《徐九经升官记》的冲突设置
冲突，是戏剧的重要特征，是构成戏剧性的重要因素，有道是“无冲突不成戏”。在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不同的冲突说，如意志冲突、性格冲突等。而从表现方式来说，冲突又可以分为内部冲突，即人物内心的冲突；外部冲突，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还有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而一般优秀的戏剧作品，至少需要有两个及以上的冲突样式，否则，冲突形式单一，戏也不会好看。在《徐九经升官记》中，既有外部冲突，即徐九经与两位权贵之间的冲突；也有内部冲突，即徐九经内心深处“良心”与“私心”之间的冲突；还有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即一个小官吏与腐朽的封建社会之间的冲突。三种冲突样式此消彼长，共同推动剧情发展。
在《徐九经升官记》中，戏剧冲突是随着情节的变化而转换形式的，并非以单一的戏剧冲突贯穿始终。在第一场中，冲突的双方是刘钰和尤金，尤金因为刘钰的“大闹花堂”与其发生冲突，故事也由此展开。到第四场“上任”时，主要人物徐九经开始卷入冲突之中，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徐九经和两位权贵之间的冲突及徐九经内心的冲突。到最后一场，徐九经用计“醉审”，冲突得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徐九经升官记》最终冲突的解决是以一种“戏谑而玩笑”的方式。徐九经判决，让倩娘“单月事刘钰”“双月事尤金”，倩娘不愿受辱，饮尽“鹤顶红”倒地。徐九经又下令把倩娘的“尸体”一劈两半，一半给刘钰，一半给尤金，两人必须以正房大礼将其安葬。尤金见倩娘已死，不愿将其安葬，忙急着与倩娘撇清关系。于是，真相被徐九经诈了出来，尤金被处罚，而倩娘所喝也并非毒酒，最终倩娘和刘钰在徐九经的成全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徐九经却是辞官离去。这一场有趣至极，叫人看得忍俊不禁，也为当代戏曲编剧提供了一种冲突解决的思路——并非要以“古希腊悲剧”般的苦大仇深的方式解决冲突，以一种戏谑而看似荒唐的方式解决冲突，并不削减剧作本身的思想内涵。
《徐九经升官记》尤其为人所称道的是在第八场“苦思”中编剧对人物内心冲突的处理。创作者在这一场中将徐九经的“良心”与“私心”外化成两个具体人物——幻影甲和幻影乙，两个幻影相互争执，甚至彼此厮打，将难以直接用舞台方式呈现给观众看的内心活动外化成两个具体人物。这样的处理既丰富了演员的表演又创新了戏曲舞台的表现形式，可谓是别出心裁。
（二）《徐九经升官记》的戏剧结构
戏剧结构又称“布局”，即情节的安排。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结构第一”的主张，颠覆了传统戏曲重词采轻布局的倾向。当代剧作家罗周也曾言：“戏剧即结构”，可见结构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性。
《徐九经升官记》结构的铺排也颇令人赞叹。大幕一拉开，便是高潮先行：倩娘与尤金成婚之时，却遭到刘钰抢亲。在危机之中，人物关系确立——原来刘钰乃是安国侯的义子，尤金的姐夫乃是当朝王爷。同是身居高位之人，却处在矛盾对立面，留下悬念让观众思考，刘钰、尤金和倩娘三人命运会是怎样？
《苦思》这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场中，徐九经夜审倩娘，又有李石磙为人证，他明白了真相——原来刘钰与倩娘的确自幼定亲，尤金才是夺人妻者。在这时，尤金的姐夫并肩王前来，威胁徐九经。徐九经陷入“良心”与“私心”的两难之中，引发出徐九经一番“当官难”的浩叹。而侍童徐茗无意中的一句话“倩娘是个烈性女子，也难免一死”[1]P33，让徐九经“眼睛突然一亮，猛的抓起鹤杯”[1]P33。剧情发展至此，编剧没有交代徐九经到底为何会有如此举动，也没有交代徐九经究竟打算将倩娘判给谁，而是引发观众的好奇，将悬念留给下一场。
第九场《醉审》是本剧的结局。徐九经施计谋成全了倩娘和刘钰，惩罚了夺人妻的尤金，最后辞官而去。在这一场中，编剧给了徐九经合理的归宿，也给了“夺妻案”一个结局，最终徐九经辞官归隐的结局可谓是喜中含悲，引人深思。
纵观全剧，结构紧凑、高潮迭起、详略得当，值得我们当代戏曲编剧学习。
（三）《徐九经升官记》的人物塑造
写戏即写人，看戏即看人。优秀的编剧懂得如何通过语言和行动写好一个人，《徐九经升官记》便是如此。在剧中，编剧成功地塑造了徐九经这一人物形象，他身上具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共性——希望在官场能有一番作为。在终于实现了“当大官”的梦想后，他一心想要报答提拔自己的并肩王的恩情，他曾言道：“此番进京，别忘了拜谢王爷提携之恩。”[1]P9然而在“抢亲案”中，于他有提携之恩的并肩王及其内弟尤金仗势欺人，曾经因为他长相难看不给他当官机会的安国侯一方则是占理的。出于情，徐九经想要报答并肩王的提携之恩；出于理，他又应当秉公断案，将倩娘判给安国侯的义子刘钰。在得知真相后，他陷入情与理的犹豫之中，最终仍是“理”战胜了“情”，“良心”战胜了“私心”，秉公将倩娘判给了刘钰。
徐九经在此剧中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他也曾在“良心”与“私心”之间徘徊犹豫、摇摆不定，但最终选择了秉公处理，哪怕会得罪权贵，却也在所不惜。反观当下戏曲编剧写的所谓“为主旋律而主旋律”的戏，把人物塑造得“高大全”，一个个坚持真理舍我其谁，面对两难，没有一丝犹豫和迷茫，这样去写人物，注定是苍白无力不可爱的。
纵观中国戏曲史，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戏曲舞台上都曾出现过许多“包公戏”“清官戏”，但却鲜少有剧作像《徐九经升官记》一样把“青天大老爷”的行当设置成丑角的。这样的设置，无疑拉近了观众和角色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爱喝酒的、喜欢插科打诨的徐九经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人一样，从而对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产生共鸣。
（四）《徐九经升官记》的剧作语言
戏剧离不开戏剧语言，戏剧语言是阐明主旨、描绘冲突、勾勒人物的主要手段。身为一个戏曲编剧我们需要明白，人物在台上的唱词与念白需要根据他的性格性情、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身份职业来写，“作者不能让许多人物说同样的话，也不能让他们做作者的传声筒”[2]P376。
老舍曾说过：“须在人物头一次开口，便显出他的性格来。……闻其声，知其人。”[2]P377《徐九经升官记》中倩娘的出场便是如此，她一身孝服、捧着刘钰的灵牌，上场便叱骂尤金：“开口大骂贼尤金！依权仗势忒凶狠。”“倩娘我死是刘家鬼，生是刘家人。”[1]P2短短几句唱词便勾勒出倩娘坚贞不渝的品格，她大骂尤金依权仗势抢亲，弱女子慷慨陈词、毫不畏惧，也为她后来敢于服毒殉情埋下伏笔。
全剧语言的最大特点便是口语化、生活化，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及角色行当，最令人赞叹的则是徐九经一大段“官”字韵的唱词，虽不符合京剧唱词“上仄下平”的一般规律，却极具灵活性，符合徐九经的角色设定，也写出了徐九经的两难处境。这段破格唱腔恰似歪脖树般“长歪了”却自成风景，用市井语言的鲜活筋骨撑起文人的精神困局，让程式化的京剧皮黄里跳动着现实主义的脉搏。
二、《徐九经升官记》中的“道”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用“流星”“行星”和“恒星”来描述三类作家。流星转瞬即逝，好比作品几乎没有生命力的作家，而恒星始终高悬于天空，闪耀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作家如是，剧作家亦如是。优秀的剧作家便如同恒星一般闪耀在天际，他们的光芒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褪色，等到千年之后，剧场里仍在上演着他们的戏，比如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而要做到莎汤二人的高度，单纯靠技巧是不够的，作为剧作者还应当有独特的思想表达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徐九经升官记》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表达的佳作，尽管完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且描写的是古代的故事，但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觉剧中所描绘的官场和当代的官场极为相似——今日中国官场的官员也同样会有徐九经关于“私心”和“良心”的困惑，面临着官途上的种种抉择。剧中所涉及的“当官难”的主要矛盾，并非一朝一代之矛盾，而是每朝每代之矛盾。因此，《徐九经升官记》不仅有独特的思想表达，而且这思想不囿于某朝某代，非常具有普适性，反映了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和在困境中的抉择。
同样，《徐九经升官记》也是一部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佳作。徐九经在剧中无论是和并肩王比较还是和安国侯比较，都是一个小角色，在塑造这样的角色时，编剧并没有停留于对小角色的图解，而是深入其中体会徐九经的内心世界，对其产生共情。最后徐九经辞官的结局，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官场的质问呢？编剧对小人物的悲悯观照，暗合戏曲“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徐九经滑稽的台步设计，既延续了丑行“以谑写悲”的美学基因，更将个体命运升华为文化自戕的仪式。那顶悬浮的乌纱帽如同一柄利刃，刺破的不仅是官袍，更是千年科举制度培育的功名幻梦。这种以形写神的造境手法，正是戏曲“虚实结合”之道的精妙实践。
《徐九经升官记》无论是从剧作技巧上还是从所载之道上，都是一部值得我们当代戏曲编剧学习研究的作品。就技巧而言，我们应当不断学习、积累戏曲剧本创作的方法；就所载之道而言，身为当代戏曲编剧的我们应该培养“非时代性”的创作意识，牢记不要为了时代去写戏，要为了“人”去写戏，对笔下的人物应怀有悲悯之心，感其所感、悲其所悲、痛其所痛、乐其所乐。如此写戏，方能不朽，方能永恒。
参考文献：
[1]郭大宇、习志淦：《习志淦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2]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江苏省演艺集团）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