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起梁祝，怪就怪在一件事上：宁波、上虞、杭州、宜兴、汝南等地，都能说出自己的梁祝来，明明是一段故事，却像一只蝶，停在许多地方的门楣上。
这不是哪一处忽然抢来的热闹，二〇〇六年，梁祝传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归在民间文学里，官方说它自一千六百年前的晋代形成以来，主要流传在这些地方，谜也就来了：一个爱情传说，怎么会从古书里的异闻，走成后来戏台上的《梁祝》？
要往回看，得先把现在舞台上熟悉的“化蝶”放一放。
早些时候的梁祝，不是开场就唱“同窗共读”的戏，南北朝一带，已有《善卷寺记》这样的早期文字线索，到晚唐张读《宣室志》，故事骨架才清楚起来：祝英台是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在学舍里遇见梁山伯，两人同窗。
这几笔很要紧，它不是单说才子佳人，而是把故事安在了江南郡县的秩序里：上虞、会稽、士人、游学、婚约，祝英台能出门读书，已是奇；她以男子身份入学，便给后来的戏曲留下了最会生枝的地方。
梁山伯当时不知她是女子，等他后来晓得真相，再去求聘，祝家已经把女儿许给了马氏子，晚唐材料里的梁祝，悲处不在鬼怪吓人，而在错过：话没有说破时，日子一天天过去；说破了，婚书已落在别人家。
再往下，就是《宣室志》里最带志怪色彩的一段。
祝英台出嫁途中经过梁山伯墓前，民间文本写她登墓号恸，墓前出现异变，祝氏也被并葬其中，这样的写法，是唐人志怪笔记常见的路数：把人间难平的事，交给异闻来收束，这里不必当作实有其事去讲，它更像老百姓给一桩失婚悲剧留下的出口。
六朝到唐代的梁祝，大体就是这样：女扮男装、求聘不成、墓前感应，故事短，刀口也窄，一下扎在“迟了一步”上。
到了宋元，梁祝开始离开书页，往瓦舍勾栏、说唱场里走，南宋已有鼓子词《梁山伯祝英台传》的说法，说明它不再只是文人笔下的一条异闻，而能被艺人拿来唱，拿来讲，听的人也认这份苦。
说唱一兴，细节就会长出来，学舍里的试探、十八里相送、临别暗示，都是极适合口耳相传的桥段，祝英台话里藏话，梁山伯偏偏听不懂；观众明白，他不明白，台下那口气便一直悬着。
元代戏曲目录里，《录鬼簿》著录白朴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之目，只看这个题名，就知道故事的重心已经更戏剧化了：不只说二人相识相误，还要把“哭墓”“死嫁”这类冲突推到台前。
宋元这一转，梁祝从地方传说变成了表演文本，说书人要留扣子，戏台要有场面，观众要等一声哭墓，于是原本简短的志怪骨架，被一层层添上唱腔、身段和曲折。
明清时，梁祝又走进地方志、笔记、小说、传奇，上虞地方记忆尤其强，《新修上虞县志》、后来的《上虞县志》都收过相关史传，徐树丕《识小录》、冯梦龙《情天宝鉴》也录梁祝故事，明传奇《同窗记》一类文本，更把“同窗”二字磨得发亮。
这时的梁祝，地方坐标越来越具体，有人说上虞祝氏女，有人说会稽梁山伯，又牵出鄞令、杭州、宜兴等说法，故事像一条江南水路，经过县志的笔、戏班的嗓子、村口老人的嘴，每到一处，就沾一点当地泥土。
明清以后的稳定模样，才渐渐接近后来大众熟悉的链条：同窗、送别、逼嫁、哭墓、合葬、化蝶，尤其“化蝶”，在民间传播和戏曲里最容易被记住，它轻，不吓人；它美，又能把不能相守的遗憾托起来。
近现代越剧《梁祝》成熟后，又把早期夹杂的冥异成分大大削弱，着力写青年男女的真情与婚姻压迫下的悲剧，于是今天很多人一提梁祝，先想到的是琴声、书院、草桥、双蝶，而不是唐人志怪里的墓前异闻。
镜头再切回如今，那些地方还在讲各自的梁祝，有的重上虞祝氏，有的重宁波鄞县，有的讲宜兴读书处，版本不尽相同，却都愿意把这段故事留在本地。
民间故事常是这样，走得久了，路上会添枝叶，梁祝从六朝志怪到明清戏曲，变的地方很多，不变的是那点迟到的情意，至于哪一处最早、哪一版最真，老百姓多半不急着争到底；茶余饭后说起来，能把一只蝶说得还愿意飞，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