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青年戏曲编剧研修班作品选登 || 赵硕 | 众生困于仓廪

你们有没有听过编剧“选秀”？编剧不是偶像，怎么还有选秀的说法？别说，还真有，我就是一名通过“选秀”走回戏曲创作的编剧。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读了七年书，在这所中国戏曲教育的最高学府中，不仅有规范化专业课程，还时常请中国最好的戏曲编剧前来授课。魏明伦、郭启宏、郑怀兴、王仁杰、陈亚先、盛和煜、罗怀臻……那时老师们来讲的多是成名作、代表作，四下洋溢着八九十年代的反思精神与人文关怀，由此我也开启了一场“新时期”戏剧探寻之旅。这或许就是我戏剧观的启蒙。那时我满腔热血，对戏曲创作充满了希望。可后来，走进剧场次数变多，却发现舞台上演出的剧目，腔还是那些腔，味道却变了……

那时我弄不清原因，又充斥着青年学生的自负，于是到影视公司做兼职编剧，反而找回了开蒙时创作的激情与自由。而在空闲时候还会写点戏曲剧本，无目的的、写自己想写的，不知道给谁也无处可给。直到那场剧本选秀到来。2019 年北京培源剧本孵化项目开启，主张让编剧站在舞台中心，而我创作的《嬴驷与商鞅》有幸被选中，并由北京京剧院一团创排孵化。其间无数老师、同仁给予帮助鼓励，让我即将熄灭的戏曲创作火苗再一次燃起。就这么一路走来，从北京走到了江苏，我总会在工作任务之外写点我要写的戏。我始终相信，纯粹的、真诚的、回归戏剧本体的创作定会有被人看到的那一天，所以有了现在的《皂吏与知州》。

这部戏的初衷来自我爷爷五六十年代的亲身经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人，爷爷兄妹六人，靠着从大队粮仓后墙扒拉点坏粮食得以活命。偷窃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在生死关头是违背法律道德还是活命，该如何选择？带着这份疑问，我开启了这部戏的创作。我对具体时空进行了调整，并把粮仓皂吏尤半斤立为全剧核心，借荒年开仓放粮一事，在国法条文与黎民生死的冲突之间，探讨法理刚性与人伦温情的平衡关系。没有是非对错的观点，只有疑问。

戏剧创作中最有魅力的还是人物。皂吏尤半斤出身平凡，心怀济世为官的理想，苦于无缘科场，只能屈身看管粮仓，终日守着满库粮米，盼着擒贼破案建功立业，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构成人物底色。灾荒骤起，饿殍遍野，一边是朝廷严法，无批文不可擅动官粮；一边是濒临饿死的百姓，仓廪充盈却坐视生灵消亡。皂吏身在其中，既有恪守职守、畏惧刑罚的本能，又有体恤苍生、于心不忍的善良。剧中没去避讳人性弱点，御史查案之时，皂吏也曾和知州互相试探、推诿罪责，正因为有了这份凡人的贪生怯懦，才反衬出后续独揽罪责、从容赴死的可贵。

皂吏尤半斤与知州随波镜、御史冷清泉构成三方立场，形成了具有戏剧性的人物关系。知州半生混迹宦海，深谙官场规则，懂利弊、惜乌纱。他曾收受乡绅馈赠，而在灾年甘心散尽家财接济百姓，游走在官场规矩与为民本心之间。御史奉法至上，毕生钻研刑律，信奉律法不容私情。从开始的铁面无情执意追责，到亲历众生取舍之后，慢慢读懂法条之外的人间冷暖。

秀莲、梁上风、老贡生等人物也同样有独特性格。小贼梁上风立“三不偷”的准则，落魄行窃却心存善念；老贡生恪守礼教，饥寒交迫仍约束乡民不私闯粮仓；义女秀莲重情重义，危难之际愿以身顶罪。公堂之上众人轮番抢揽罪责，是全剧温情与大义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中国最普通百姓真诚向善的致敬。

在情节架构上，四场戏在交代清楚剧情的基础上，我特别注意增添曲折性、喜剧性。

第一场《捉鼠》引用《硕鼠》开篇，借小贼口述铺陈灾荒惨状，增加做工戏，在喜剧桥段铺垫悲情底色。第二场《放粮》是关键转折，表现了在真正的大灾难前，没有什么小聪明可以避祸，有的只能是铁肩承担。第三场《查案》则将法与情的矛盾推至顶点，让舞台场面更有趣味，百姓也在此过程中慢慢觉醒，我吃我自己上贡的粮为什么还要得到别人的批准？隐隐萌生了对权力结构的怀疑。第四场《听牢》放缓节奏，保持了全剧统一风格，使戏有余味。

尾声的处理，小皂吏立于刑台静待受死，突兀传来赦免圣旨，本该迎来俗套圆满结局，知州、御史却双双摘下乌纱……我刻意舍弃大团圆结局，用血色舞台做留白：赦免的旨意真的存在还是只在小皂吏的幻想之中？一纸可以赦免死罪的诏书，能否修补僵化制度在天灾面前暴露的漏洞？曾经心存良善的百姓在未来将用什么样的态度生活？一切都在改变……

创作《皂吏与知州》的核心追求是以小人物观照大命题，不求批判制度，只借一桩旧案叩问情理边界。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律法的必要性，也不鼓吹人情凌驾法度，可敬畏国法、心怀良善的弱者要遵守有缺陷的律法时，到底该如何执法？让我们一同为此而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