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8日晚，厦门大学电影学院主办的“戏曲与非遗暑期学校”系列讲座第四讲在思明校区顺利举行。本场讲座题为《闽剧〈贬官记〉的移植改编及对青年编剧的启示》，由武夷剧作社副社长、剧作家戴先良老师主讲，杨惠玲教授主持。讲座持续约三个小时，吸引了现场及线上三百余名学员参与。
戴先良老师去年凭闽剧《画网巾先生》获得文华奖，但他并未分享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与成功经验，却选择解读《贬官记》。对此，他坦言，《贬官记》更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创作理想”。在他看来，这部作品在戏剧结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人文深度与世俗趣味之间实现了难得的和谐统一，是一部“近乎理想的戏曲创作范本”。戴老师进一步指出，《贬官记》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品本身，更在于其形成过程所呈现的闽派戏剧创作传统。从《故事会》登载的《郑青天判案》，到梅林戏《贬官记》，再到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移植改编，该剧经历了三十余年的不断打磨与完善，凝聚着福建几代剧作家、导演、演员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智慧，是闽派戏剧集体创造力的结晶。
讲座伊始，戴先良老师首先系统梳理了《贬官记》的改编历程。他指出，《郑青天判案》的核心是查案，主人公郑振清因刚正不阿得罪上司，遭到贬谪。泰宁梅林戏剧团的陈灿霞与黎秀珍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创造性重构，三明市群众艺术馆编剧梁中秋又加以润色。梅林戏版将郑则清（即郑振清，后改名边一笑）被贬的原因改为娶青楼女子张秀玉为妻，被不明底细的崔云龙参奏贬官，由此建立起人物前史。戴老师指出，这一改动如《雷雨》中周朴园与侍萍的前史，为后续戏剧冲突提供了根基。该剧增设张秀玉这一人物，不仅丰富了行当，更在后续剧情中起到“纽结”作用。又巧妙设计郑则清与崔云龙复杂、有趣而不断变化的人物关系，增加了爬墙捉奸被咬”“带回府中栽培”“崔成代审、以释放刘强试探郑则清”等情节。郑则清为查案微服私访，崔云龙则为了考察郑则清假扮江湖郎中，两人在茶馆相遇。郑则清欣赏崔云龙的才干，有意栽培他。人物身份错位，产生持续的喜剧效果。这些改动使剧作的主副线互换，戏剧重心从破案转向人物关系，风格从正剧变为喜剧，戏剧张力大大增强。福建实验闽剧院排演该作时，编剧吴永艺在周长赋、王评章和吕忠文等名家的指导之下进一步改编。边一笑（即郑则清）由老生改为丑角，其与崔云龙的师生关系更为明确，还对不少细节加以打磨，剧作的风格从“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调整为“带有正剧色彩的喜剧”，具备叙事架构完备性，舞台角色丰富性和艺术表达平衡感，人文深度与世俗趣味适配均衡，成为一部近乎理想的戏曲创作范本。
艺术构思和布局方面，戴先良老师指出该作符合闽派戏剧独特的“局式”理论。“局式”理论由福建剧作家陈仁鉴在总结《春草闯堂》创作时首次提出，郑怀兴将其比喻为“设局”，编剧为戏剧效果寻找最恰当的形式，周长赋老师则认为“局式”往往隐藏着“悖论”，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戴老师将“局式”比作台风酝酿的过程，戏剧张力不断积聚，最终在高潮处翻转爆发。他进一步指出，悖论即人物愿望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反向运动，悖论设计得越巧，戏剧张力就越强。《贬官记》的悖论尤为精妙：八府巡按崔云龙微服私访，考察自己亲手参贬的县令边一笑，却被不知其真实身份的边一笑收为书吏。边一笑夸“崔成”（崔云龙化名）“做了三审刑案也比那崔云龙强”，第六场当面教导崔云龙“休学那小刑案”，句句都在骂崔云龙。不仅让观众看了过瘾解气，并且刻画了人物，深化了主题。
在人物塑造方面，戴老师指出《贬官记》采用了“以宾犯主”的叙事策略，通过崔云龙的成长变化反衬并完成边一笑形象的塑造。边一笑始终如一，崔云龙则在试探与反思中成长。戴老师指出，《贬官记》某种意义上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清官断案的故事，而是一个年轻官员不断修正认知、最终承认错误的过程。在他看来，“认错”比“断案”更难写，也更具有现实意义。戴老师进一步阐释，该剧摒弃了对主角边一笑心理的刻意铺陈与渲染，采用不动声色的人物白描手法，将本该用于刻画主角的叙事重心转移到崔云龙身上，运用“以宾犯主”的叙事策略打破常规的主角成长模式，随着人物关系不断推进，层层积累，最终完成从试探、认错到改错的人物成长过程，形成了“一动一静、一阴一阳”的戏剧张力，与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有异曲同工之妙。
戴老师进一步指出，人物并非依靠作者评价完成塑造，而是在一次次关键选择中显现性格。边一笑面对误解与压力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与原则，正是这些具体行动逐渐建立起人物的可信度与魅力。他将边一笑与令狐冲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道表儒里”，表面放浪形骸，内心坚守正义。戴老师认为，该剧的深层主题并非反腐倡廉的教化之说，而是歌颂“独立精神”与“爱自由”的人格魅力。边一笑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清官，更因为他身上体现出一种不拘流俗、坚持本心的人格力量。如果将其塑造成海瑞式的道德楷模，《贬官记》便会重新回到传统廉政戏的表达路径，而作品真正试图呈现的，恰恰是超越官德叙事的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
他还特别强调了艺术直觉的重要性，并指出戏剧的尊严在于既能引发审美愉悦又能启迪思考。在戴老师看来，优秀戏剧并不需要在艺术表达与市场接受之间作出取舍，而应努力实现两者的统一：既让观众愿意走进剧场，也让观众离开剧场后仍有所思考。
讲座后半部分，戴先良老师结合自身创作经验，提出了该剧对青年编剧的六点启示：第一、事件意识与人物意识优先于思想意识和文学意识。戴老师以《画网巾先生》的创作为例指出，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往往并非人物所代表的抽象理念，而是人物具体而独特的行为方式。相比于“忠臣”“义士”等概念性的身份标签，“画网巾”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行为本身，反而成为人物精神世界最直接、最有力量的表达。他还指出，创作需经历“黄龙三关”，即“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第二、树立乡土化、剧种化的编剧意识。他以《故事会》中“三国迷”炸油饼不忘查《三国演义》的民间故事为例，说明来自生活的素材最能打动人心；第三、在移植改编中学习创作技法。他建议青年编剧选定一两个经典案例“手磨心锥”，长期加以分析思考。如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再到越剧、蒲剧《西厢记》的演变，从尤凤伟小说《乌鸦》到王仁杰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的改编，都是值得研读的范例；第四、要有自觉的行当意识。戏曲不同于其他表演艺术，行当一变，人物的表演方式、台词风格、动作设计全部随之改变；第五，结合集体智慧与个人创造力。一部经典作品，经常来自集体智慧的累加。这是福建戏剧界一个良好的传统，福建戏剧界的前辈老师们大多数都有强烈的使命感，闽派戏剧的成就得益于此。他还认为，青年编剧既要敢于表达，也要善于吸纳意见；第六，要在“抒发自我”与“娱乐观众”之间寻求均衡。戴老师建议青年编剧有机会不妨写一些业务戏，在面向市场的实践中掌握观众的观赏心理，既要收获市场观众的喜爱，又要经得起艺术层面的深度推敲。
互动环节中，现场及线上同学围绕“局式”与“悖论”的关系、历史剧人物塑造及创作实践中的困惑，与戴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缺乏大局观”“情绪推不上去”等问题，戴老师结合《杀瓢记》《骂鸭记》等创作经验逐一解答，建议青年编剧“先理清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而非先设计故事再往里填充人物”，审慎下笔。他还引用郭启宏先生“传神史剧”理念，勉励创作者在历史剧写作中追求人物、历史与作者精神的贯通。
讲座最后，杨惠玲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戴先良老师的分享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贬官记》为例，对闽派戏剧的创作规律进行深入剖析，特别是“局式”思维、“悖论”结构、“以宾犯主”的叙事策略以及艺术直觉的重要性等，令人深受启发；二是从改编实践中提炼、归纳对青年编剧有大有助益的经验与建议，为青年戏曲创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杨教授表示，戴老师对青年编剧寄寓厚望，因而掏心掏肺，倾囊相授，其对戏剧创作规律的深入思考，对青年编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大家好好思考。本场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