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进入城市化的历史，与那些历史悠久的地区相比，戏曲活动起步晚得多。然而，由于它地处大运河文化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渔盐之富的经济条件，为戏曲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无论戏曲活动的崛起、演出场所的建设、艺人队伍的实力，天津都处于后来居上的水平，一跃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集散地。
私家园林引领天津戏曲走向
在天津历史上，近郊的戏曲活动早于城区。汉唐以来，江浙粮帛通过海路转运幽燕，在天津近郊建有储备边防用粮的军粮城，是大运河水系最早的港口城镇。1957年在军粮城出土了唐代棺墓，豪华的殉葬品中，有怀抱琵琶的女乐俑。而唐代歌舞是中国戏曲萌芽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乐俑的出土为考察古代戏曲在今天津地界的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
明永乐年以前尚无天津这个地名，它的前身直沽寨是一处军事要塞，不属行政建制。那时民间的戏曲活动多限于庙会演出，与戏曲商演并不一样。人们利用天然地理环境，用土木堆砌戏台，艺人在露天舞台上表演各种技艺，群众围在四周观看。戏演人聚，戏散台拆。明永乐二年（1404），直沽寨奉旨筑城建卫，从此有了天津地名，逐渐从单纯的军事卫所向行政管理方向转移。明正德十一年（1516），在天津任户部分司主事的汪必东，受苏、扬二州私家园林的影响，在分司署仿造江南式“十亩清池一墁台，病夫亲与剪蒿莱”的浣浴亭，开创了天津有史以来园林文化的先河。浣浴亭时常“高楼客戏弄管弦”，组织昆曲演唱。继其后，天津的盐商缙绅不仅热衷于筑造私家园林，并且在自家宅邸蓄养歌姬乃至戏班。明崇祯八年（1635），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由京南归，4月15日乘船途经天津的时候，记录下“吴期生相邀，乘别舟往彼，命酌，观《白梅记》，内有《东坡梦》剧”（引自《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白梅记》系明代传奇，《东坡梦》为元杂剧。祁彪佳的这一笔记，反映出明末大户人家宴客观剧之风在天津已然流行。
清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城市地位逐年提升。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极为发达。尤其咸丰十年 (1860) 天津开埠以后，大运河北方段的这个重要水陆码头，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经济更趋活跃，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文化发展的空间。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日渐富庶，天津又有张霔的问津园、龙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义的沽水草堂、佟宏的艳雪楼等私家园林相继完成建造。这些花木葱翠、亭榭玲珑的园林，成为南北文人荟萃之所。喜好戏曲的园林主人，普遍在自家宅邸蓄养歌姬乃至戏班，每逢文人雅士聚会之期，园林里不仅唱和诗文，而且举办戏曲演唱。天津诗人张霔在他的诗作《一亩居夜听杂剧》里，有一亩居主人在家宴时以戏曲飨客的著述。水西庄主人查为仁在其《莲坡诗话》中，也有“商苍雨……乙卯（雍正十三年，1735年）入都，路经水西庄，余出歌者演唱”的记载。同书转引吴东璧《于斯堂踏灯词》“怪他鲍老太郎当，三五优童聚广场。舞罢霓裳妃子笑，红桥原有李三郎”等句，并在注中称“时演《长生殿》，故云”。于此可知，清初时节，江南戏苑奇葩昆曲，已经北上天津，大户人家仿唱。
排场阔绰的堂会戏
戏剧作为一种消费文化，需要附着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蓄养戏班、大办堂会演出，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做到的。首先要营造演出必备的场所、戏台，同时，聘请行家里手做教席，多方物色名伶好角，这一切都要耗费巨额资金。从天津的实际情况考证，凡有蓄养戏班之好的主人，自身必是戏迷无疑。他们自编剧本，与艺人切磋技艺，带领戏班争奇斗艳，力求使自己成为长于击节拍曲的行家。虽然并不是所有绅商富贾都蓄养戏班，但受此风熏染，一些富足人家每逢婚嫁、寿诞、年节以及升迁等喜庆的日子，常以私宅名义出巨资邀约名角，到自家宅邸或租赁演戏场地演唱，谓之堂会。堂会戏的规模、档次依据主家身份、地位、财力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有的每次只演一场，有的连演数日；有的只邀本地艺人，有的把京都名角也邀来助兴。晚清直至民初，诸如庆王载振，原清宫太监总管小德张，原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曹锟，曾任两江督军的李纯，皖系军阀张勋等显贵人家组织的堂会戏，谭鑫培、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余叔岩等著名演员，也应邀前往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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