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戏曲是金代市井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山西地处金国腹地，戏曲艺术发达，大量出土的金代戏曲砖雕，向世人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繁华。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1115年～1234年）是12、13世纪中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在亡大辽灭北宋，入主中原后，金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投戈息马，治化休明”，至世宗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进入史家所谓之“小尧舜”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北宋以来流行的市井文化在金代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尤以戏曲最为突出。
山西地处金国腹地，戏曲艺术发达，大量出土的金代戏曲砖雕，向世人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繁华。晋南地区出土的戏曲砖雕最具代表性，生动再现了金代戏曲的面貌。金代戏曲（金院本）是在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民间的民俗演艺传统发展起来的艺术，是金代市井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
金灭掉辽与北宋后，对汉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吸收。在原辽宋统治区域内，封建经济发达，女真人进入汉人聚居区后，统治者顺应当地发展潮流，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与发达的农业经济成果。特别是在大定、明昌（1190年～1195年）年间，金与南宋曾一度讲和，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金统治区内的经济文化得以稳定发展，出现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一派升平富足的景象。
散乐百戏，是中国古代由民间音乐、技艺发展而成的多种艺术和娱乐表演的泛称。先秦以来绵延不断，正史、诗赋、笔记等记载甚多。大体包括歌舞、器乐、角抵、武术、杂技、魔术以及杂剧等，范围因时而略异。散乐百戏的表演场所，先秦时代以宫廷为中心，南北朝时始扩展至寺庙，宋代进一步渗透到城市与乡村。
宋金时期，市民文艺兴起，城市瓦肆中的百戏品种更为繁多，而社火等表演形式在农村日益兴起，久盛不衰。宋杂剧、金院本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散乐百戏的许多技艺元素。在音乐上，从唐代散乐经宋金杂剧院本到元杂剧（尤其在北方地区），具有渊源继承关系。
散乐是一种音乐与舞蹈相结合的艺术表演形式。宋金墓葬砖雕中多有表现音乐舞蹈的“伎乐俑”。伎为舞伎，乐为乐工。音乐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记载可知，唐代参军戏已有鼓及弦管乐器伴奏。宋金杂剧的伴奏乐器史无明载，而金代墓葬砖雕中伴奏乐队的出现，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从金墓砖雕中可见，根据乐器组合的不同，散乐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一种以男子为之，有大鼓、腰鼓、笛、筚篥、拍板及舞者，其声激越，称为大乐。乐器组合形式与当时流行的杂剧伴奏乐队完全相同。演奏者的衣冠服饰一模一样，皆服宽袖长袍，幞头上插“高簇花枝”，是既可伴奏杂剧亦可单独演出的，以适应士庶俗家吉凶之礼及宴会需求的民间散乐组织。另一种以笙、排箫、筚篥、嵇琴和方响为组合，其音清美，称为细乐，演奏者与舞蹈者皆为妙龄少女，其头饰及衣着均较秀美。
金代民间乐舞百戏极为繁盛，晋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金墓中乐舞文物的大量出土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侯马65H4M102金墓出土的一批乐舞砖雕，既有队舞表演，又有竹马儿戏，内容丰富多彩，造型生动优美，雕刻精巧细致。此外还有一组分别雕于六块砖上的乐舞形象，表演者均为少年儿童，女童较多。其装束男童或额前垂髫，或戴花脚幞头；女童则头扎双髻彩结蝴蝶，衣着除少数赤膊者颈戴项圈、腕戴手镯外，其余皆为短衫、窄裤，着窄裙，服饰整齐划一。
社火表演是一种在节庆日举行的民间娱乐喜庆表演，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包括在祭祀场合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表演。“社”可为团聚一起之意，“火”具有红火、热闹之意。形式有舞蹈、跑旱船、舞狮、踩高跷、背棍、搭架火、扭秧歌等，没有固定的表演场地，用意主要是庆祝丰收和祈求平安昌盛。
南范庄金代墓葬中，东、西壁各有一组九件乐舞社火表演砖雕，分别砌于墓前室东、西两壁的障日板处，皆绘彩，砖面涂墨，门内红彩衬底，边沿以白彩勾勒。表演者或梳垂髻，或裹幞头，面部眉目均施墨勾画，神情诙谐；个个裸身披帛，束腰带，蹬黑鞋，步态踉跄；有的敲击铜锣，有的吹奏横笛，有的肩扛大瓜；扭腰摆胯，纵情舞蹈。
狮子舞是北方地区传统的舞蹈形式。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咏西河师子》诗云：“西河师子（狮子）九州闻，抖擞金毛众兽宾，哮吼一声天地静，五州四海奉明君。”描述了当时山陕地区狮舞之盛。新绛南范庄、吴岭庄的金元墓中都有狮舞砖雕出土。
金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能代表金代戏曲主流的是民间杂剧—金院本。金院本演出流行和繁盛的中心在山西南部地区，戏曲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开始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影响。
金院本的演出非常普及，大量带有戏曲表演场面的金代墓葬砖雕，以及现在仍然遍布于晋南一带的地上戏台建筑，均反映出当时戏曲表演的盛况。金墓砖雕中的戏曲角色，已经在宋代四人或五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固定为末泥、副净、副末、装孤、装旦五个角色。
末泥，是宋杂剧、金院本中的男主角，通常为穿袍秉笏的大官装束。末泥这个行当，渐渐消失，融于现代戏曲中的生角。副净，是宋杂剧、金院本中假装憨愚、制造笑料的角色，表演中常以滑稽的扮相和踉跄的步态引人发笑。
在早期宋杂剧和金院本中，副净和副末这些角色可以根据剧情重复设置，比如副净相当于现代戏曲中的丑角。副末，是宋杂剧、金院本中的角色，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演变而来，任务是烘托发挥“副净”所制造的笑料，表演上以插科打诨为主，在演出前向观众介绍剧情，称为“副末开场”，类似今日戏曲里的“自报家门”。
装孤是宋杂剧、金院本中扮演官员的角色，由唐参军戏中的“参军”演化而来。在北宋杂剧中，装孤尚非常设角色，而是根据演出需要随时增减，至金院本中，装孤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类型。装孤这个角色已经无法和现代戏曲中的角色对应。装旦，扮演女性角色，表演上以唱为主，现代戏曲中把装旦称为青衣，即旦角。
金代，戏曲艺术由最初为祀天娱神、祛病消灾、宫廷宴享等服务，逐渐演变成教化民众和针砭社会的娱乐活动。植根于民间生活的戏曲艺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上的人生百态。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是儒家伦理思想中重要的道德范畴。传统孝道不仅属于家庭伦理，更包含了社会、政治和教育的价值。孝道在历代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儒家孝文化。宋金时期戏曲的繁荣，为孝道的宣扬提供了新的平台。八仙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颇受民间欢迎，是戏曲中常见的题材。
二十四孝故事，经历代儒学者们选择演绎，到北宋和辽代晚期以及整个金代和南宋时期极为流行，直至元代，在山西地区仍然绵绵不绝。二十四孝故事图将孝行故事制作成砖雕、陶塑，带入冥界，成为金代北方一种颇为流行的丧葬风俗，并与开芳宴、杂剧表演、仿木结构砖雕及佛教故事图一起构成了宋金元墓葬装饰的主要特征。
戏台是戏曲演出的专门场地，它的出现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戏曲艺术的兴起和演变。最早出现的“露台”，有陈献祭品和献演歌舞技艺两种功能，其中包括歌舞百戏和杂剧。露台的出现，使艺术与生活在空间上产生了距离，是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一场革命。尔后出现的舞厅、舞楼等，只是在其上加盖遮风避雨的顶盖，实际功能并无变化。
金代，这种四面观的舞厅在其后部砌墙，出现了三面观的戏台；到元代，戏台分前后场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戏曲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时，社火、百戏杂耍重新回到了撂地为场的阶段，而把戏台拱手让给了后起之秀——戏曲。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素有“戏曲之乡”的山西形成了中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剧和北路梆子“四大梆子”。
中路梆子，因其形成和活动于山西中部地区而称中路梆子，又由于它较省内其他剧种流布地区广、职业剧团多、影响比较大，故独尊为“山西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称晋剧。中路梆子为蒲剧北上晋中演变而成。在其演变过程中，艺人为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吸收、融合了祁（县）太（谷）秧歌、汾（阳）孝（义）秧歌的腔调及打击乐，在语音、唱腔、表演方面均发生变化，形成了高亢激越而又清新柔和的风格。
上党梆子，因其产生和主要流布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当地人称“大戏”，晋南人称“东府戏”，河北邯郸一带称“西府调”“泽州调”，也曾称作“上党宫调”。关于上党梆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它形成于泽州（今山西晋城）。虽名梆子，实为昆（昆曲）、梆（梆子）、罗（罗罗腔）、卷（卷戏）、簧（皮簧）五种声腔同台演出的剧种。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受到蒲剧的影响，但与省内其他三大梆子迥然不同。
蒲剧兴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境内），又称蒲州梆子，也称“乱弹”“晋腔”“山陕梆子腔”等。流布于山西南部及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省的部分地区。
蒲州梆子原是山陕梆子的河东派。河东派最初流布地区，东抵沁水，西及黄河，北至韩信岭，南达陕州一带。明中叶以后，当地民间艺人从北杂剧和昆、弋腔继承了一整套成熟的剧目和表演艺术，以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和俗曲为音乐素材，仿效传统的慢、中、快、散等音乐处理手法，特别是借鉴青阳腔的滚调，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剧种，即早期的蒲州梆子。
北路梆子，因形成和主要活动于山西北部而得名。省内旧称“北路戏”“上路调”“代州梆子”，1954年全省首次戏曲会演始定为北路梆子。关于其形成，早有“生在蒲州，长在忻州”之说。就其早期唱念用“蒲白”，设科班教戏请蒲州人，以及蒲州艺人来北路搭班唱戏、落户等史实，可以确认它是蒲剧北上与当地语言和民间艺术融合而成。形成时间当在清代初期，其活动地区除本省忻州、雁北地区外，还流布于内蒙古、陕西省北部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