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突围与叙事新变：从清官戏曲谱系看秦腔《罗公碥》的守正与创新
□张晓平
摘要 包公戏、海瑞戏构筑起中国古典清官戏曲两大成熟叙事范式，分别承载古代民众对司法公平的朴素渴求与传统士大夫朝堂谏诤的气节追求，是中华清廉文化极具代表性的戏曲载体。受庙堂叙事视角局限，两类传统剧目长期存在叙事短板：叙事场域集中于公堂与朝堂，价值表达偏重事后纠错而非源头治理，内核依托人治英雄而非干群共治，正史中大量躬身实干的基层循吏，始终成为戏曲舞台的创作盲区。新编秦腔《罗公碥》取材清代商洛知州罗文思捐俸凿碥、通商安民的本土真实史实，跳出断案平冤、朝堂死谏的固化创作套路，扎根乡土基层治理实景，塑造出接地气、有共情力的凡人循吏形象。该剧坚守清官文化一心为民的精神根脉，补齐千年清官戏曲乡土实干叙事空白，实现叙事逻辑、治理理念、人物形象三重维度现代化革新，也为新时代地方戏曲依托本土文脉，推进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在地化创作范本。
关键词：清官戏曲；秦腔《罗公碥》；基层循吏；叙事革新；廉洁文化；戏曲守正创新
清官母题贯穿中国戏曲千年发展历程，包公、海瑞两大清官艺术形象历经元明清直至当代的舞台演绎，早已沉淀为全民共识度极高的清廉文化符号，也随之固化出两套路径固定、模式僵化的经典创作范式。随着时代审美与社会治理理念迭代，传统清官戏曲与生俱来的叙事短板不断凸显，也让当下国内廉政戏曲创作深陷同质化困境。如今绝大多数新编廉政剧目依旧照搬包公、海瑞的经典叙事模板，扎堆朝堂权斗、惊天冤案、大案反腐等强冲突题材，过度依赖清官个人英雄主义推动剧情，始终困于庙堂叙事与人治叙事的固有框架之中。陈旧单一的创作路径既引发大众审美疲劳，也难以贴合新时代基层治理内核与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传统清官戏曲的时代适配性不足问题愈发突出。
在这样的行业创作困境之下，立足商洛本土清官史实打造的原创秦腔《罗公碥》，为当代廉政戏曲破圈突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乡土方案。该剧由商州区政府统筹谋划、商州区文工团独立出品，依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团带小团”院团联动精准帮扶机制合力创排，深耕地方文脉、助力基层院团提质增效；剧目取材清代商州知州罗文思捐俸凿碥、勤政恤民、通商兴市的真实地方志史料，主创团队阵容专业硬核，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李梅担任艺术顾问，由杨君执导，宋文宪执笔编剧，朱绍玉作曲、王天赐配器、张辣子专职唱腔设计。全体主创严守戏曲艺术本体规律，有机融合秦腔豪迈质朴的本体韵味、商洛独具特色的民间乡土音韵，同时锚定新时代廉洁文化传播内核，实现传统戏曲形式与当代思政价值的双向契合。整部剧目跳出千年清官戏曲庙堂叙事惯性，摒弃朝堂权斗、惊天冤案等强冲突套路，褪去传奇化戏剧滤镜，聚焦基层官吏躬身实干、为民解忧的日常政务，将叙事场景从森严皇城与公堂朝堂，下移至烟火氤氲的商洛山野乡土。剧目始终恪守守正创新创作准则，承续传统清官戏一心为民的精神内核，突破庙堂叙事、神性英雄叙事、旧式人治叙事三重桎梏，重构适配当代价值理念的官民关系与廉吏形象。作为基层院团与省级名团联动创作的精品剧目，《罗公碥》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步实现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文艺思政浸润赋能、省市院团联动共赢、地方政风民风涵养四重核心价值，既填补了戏曲舞台基层实干循吏的形象空白，也为新时代地方戏曲扎根乡土、守正创新、赓续地域文脉，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范本。
一、辩证观照：传统清官戏曲双范式的历史价值与先天局限
当下廉政戏曲的创作固化，根源在于行业始终沿袭传统清官戏曲两大经典范式，未能跳出固有创作思维。想要精准把握《罗公碥》的突围价值，便需要辩证审视这套沿用数百年的叙事体系，客观厘清其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包公公案戏与海瑞谏臣戏诞生于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回应民间司法诉求与朝堂士大夫政治理想，二者互补共生，搭建起古代清官戏曲完整的叙事框架，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向往公道、崇廉向善的集体文化心理，具备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传承意义。
元代吏治松弛，权贵横行乡里，底层百姓申诉渠道闭塞，司法不公成为突出社会痛点，以《陈州粜米》《鲁斋郎》为代表的包公公案戏应运而生。此类剧目以公堂断案、昭雪沉冤为核心剧情脉络，依托御赐特权、帝王背书乃至神异力量破除权贵阶层壁垒，满足了底层民众寻求司法正义的朴素精神寄托。明代中后期朝政废弛、言路堵塞，士大夫阶层家国忧患意识高涨，以《海瑞上疏》《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海瑞谏臣戏随之兴起，聚焦臣子舍身直谏、肃清朝堂奸邪的悲壮剧情，塑造出清苦刚正、坚守道义的孤臣形象，承载着传统文人匡正时弊、以道事君的政治理想。时至今日，包公铁面无私、海瑞刚正不屈的精神内核，依旧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可汲取的优质传统文化养分。
两类经典范式贴合古代社会的民生诉求与政治生态，拥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但放在当代文艺创作语境中审视，其内生结构性缺陷已无法回避。受古代文人庙堂视角与封建皇权体制约束，两大范式存在难以调和的叙事短板，更造成了千年戏曲史一处长久的创作空白：叙事空间局限于公堂与朝堂，远离乡土基层真实民生现场；叙事逻辑偏向事后补救，只修复已然崩坏的社会秩序，缺乏民生前置守护的表达；治理逻辑依附皇权加持，清官作为始终离不开上层权力庇护，本质仍是旧式人治思维；人物形象高度神化，剥离凡人七情六欲与现实困境，塑造出脱离烟火人间的道德符号，与真实古代基层官吏群像相差甚远。
这一舞台叙事缺陷，对照正史记载更显鲜明。自《汉书·循吏传》立传以来，历朝历代都记载了大批扎根州县、深耕民生一线的基层官吏。他们远离朝堂权力纷争，毕生投身修路筑桥、通商兴学、赈灾济民等民生实务，时常自捐俸禄填补地方财政缺口，是维系古代基层社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但这群最贴近百姓的实干官员，始终无缘戏曲舞台，最终形成了正史重基层实干、戏曲重庙堂抗争的文史叙事错位。导演杨君精准捕捉这一戏曲史长期盲区，依托商洛本土廉吏罗文思的真实事迹创排剧目，顺势推动清官戏曲叙事重心从朝堂高位下沉乡土一线，完成了温和且精准的叙事补位与范式革新。
二、范式突围：《罗公碥》三重核心维度的叙事革新
正是精准洞悉传统清官戏曲在叙事时序、治理思维、人物塑造上的三重短板，《罗公碥》跳出代代承袭的创作惯性，立足清代基层治理真实生态，遵循从文本内核到思想逻辑、再到人物审美逐层进阶的脉络，依次完成叙事逻辑、治理理念、人物形象三大维度的艺术革新，构建起适配新时代价值导向与大众审美偏好的乡土清官全新叙事范式。
（一）叙事逻辑：从事后秩序补救，转向前置民生守护
传统两类清官戏曲均属于后置式补救叙事：冤案酿成之后清官方才介入断案，朝纲败坏之后忠臣方才冒死进谏，清官始终扮演被动的秩序修复者，底层百姓始终是身处苦难、被动等待救赎的弱势客体，剧情始终围绕“解难”展开。而《罗公碥》彻底重构叙事时序，采用前置式民生守护叙事：罗文思巡查丹江沿岸航道，目睹山崖碥道险峻崎岖，商旅通行险象环生，彼时无命案发生、无冤情积压、无朝堂奸佞作乱，官员主动预判民生隐患，自发谋划开山凿碥、疏通要道，从源头规避百姓出行与商贸风险，剧情全程围绕“防难”展开。
正如导演杨君在主创深度访谈中直言：“我们不想再复刻清官破案、清官斗奸臣的老旧桥段。基层廉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灾难发生后力挽狂澜，而在于看见民生细微难处，主动靠前作为，把百姓的苦难挡在发生之前。”全剧摒弃非黑即白的脸谱化正邪对立，不刻意制造狗血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平实剧情还原基层治理的日常肌理，将清官叙事的价值落点，从被动解救苍生，升级为主动守护民生。
叙事时序从被动补救转向主动预判，也从根源上重塑了剧目底层治理逻辑，这也是本剧区别于传统清官戏最核心的思想分野。传统清官戏曲始终挣脱不出封建人治思维的桎梏：包拯断案依靠御赐特权与皇权庇护，面对权贵特权寸步难行；海瑞冒死上疏的结局全系帝王心意，孤身谏言终究是一人对抗朝堂积弊。二者都属于孤臣式个人抗争，所有清廉施政都依托上层皇权，传递的依旧是期盼明君贤臣救世的传统政治幻想，与现代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格格不入。
《罗公碥》立足清代地方府库空虚、基层权责有限的真实治理困境，彻底抛弃个人英雄主义创作思路。罗文思作为一方知州，无朝堂特权加持，面对修路经费短缺的现实难题，既不向上推诿责任，也不求助中央朝廷，率先捐出自身俸禄破解资金难题。同时剧目客观还原基层治理真实样貌，联动乡贤、工匠、沿途百姓多方力量同心凿碥，实现官员牵头引导、民众主动参与、社会力量协同补位的治理模式。剧目彻底剥离传统清官戏根深蒂固的人治底色，传递就地解题、干群同心的现代共治思维，精准契合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
治理逻辑从个人英雄救世转向多方干群共治，最终落脚于舞台人物形象的审美重构，让戏曲清官彻底从神性符号回归有血有肉的凡人。长久以来，戏曲舞台刻意拔高清官形象，包公冷面无私、毫无私情，海瑞清苦寡欲、不近人情，二者都是经过极致艺术提纯的道德完人，形象伟岸却疏离烟火人间，很难让当代观众产生共情。本次剧目创排中，杨君始终坚持去神化、去光环、留人情的创作原则，立足历史人物真实底色，塑造出有软肋、有牵挂、有现实窘迫感的基层循吏形象。
剧中罗文思官职低微、治理权限有限，日常工作皆是行路踏勘、商贸疏导、民生安抚等细碎琐事；他会因倾尽家俸修路影响家庭生计，与妻子产生观念分歧；会久居异乡履职，牵挂远方家人；也会面对经费缺口、施工阻碍产生焦虑与迷茫。褪去神性滤镜后，清官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标杆，而是心怀苍生、亦有凡人私情的基层实干官员。与此同时，剧目同步完成官民伦理的现代化重构：传统戏曲官民尊卑等级森严，官员端坐公堂、百姓跪地陈情；而剧中罗文思徒步踏遍山野、躬身体察民情，官民之间是彼此体谅、双向奔赴的命运共同体，彻底打破封建等级制度下固化的官民对话模式。
人物形象的世俗化回归，完成了剧目思想内核层面的最后一重革新。而戏曲作为舞台综合艺术，文本立意与价值表达最终都需要依托舞台视听完成落地呈现。承接前文三重内在叙事革新，《罗公碥》立足秦腔剧种本体基因与商洛地域文化特质，严守戏曲程式根基，将文本层面的范式突围完整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舞台语言，实现思想创新与戏曲本体守正的高度统一，这也是剧目守正创新的外在落地路径。
三、守正固本：立足秦腔本体与地域文脉，舞台美学的守正活化
作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团带小团”精准帮扶机制下打磨而成的基层戏曲精品，本剧始终恪守“守戏曲本体之本、融商洛地域之韵、领时代价值之思”的创作准则，摒弃当下戏曲行业流水线模板化舞美与套路化表演。主创团队牢牢贴合秦腔雄浑质朴、扎根乡土的剧种气质，有机融入商洛本土民间音韵，分别从叙事结构、声腔表演、舞美空间三大维度，完成传统戏曲美学的当代适配与活化，全程服务剧目实干为民的核心主旨，实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核的高度统一。
在叙事结构编排上，剧目主动跳出传统清官戏曲强冲突、强反转的戏剧创作惯性，采用贴合民生实事的纪实化线性叙事，严格依照巡路察险、决意凿碥、捐俸筹资、合力施工、道通民安的真实时序铺展剧情。以平缓克制的叙事节奏，还原基层治理久久为功、润物无声的真实样貌，摒弃传统公案戏、谏臣戏当庭判案、朝堂死谏的激烈悲壮高潮。同时剧目开篇另辟蹊径，舍弃戏曲惯用的齐唱开场，单用秦腔原生锣鼓拉开帷幕，以西北剧种独有的铿锵韵律，暗喻罗文思务实坚毅、不畏艰险的人物品格，开篇即锚定全剧乡土实干的艺术基调。
在表演身段与声腔设计上，剧目坚持程式为人物服务、为剧情服务，拒绝刻板套用清官固化表演模板。演员登山踏勘时疲惫佝偻的台步、实地丈量山体时俯身劳作的身段，都让传统戏曲身段贴合真实基层官吏的履职场景，消解程式表演的距离感。唱腔创作坚守秦腔本味，完整保留原生老腔老调，不做过度现代化改编；同时适配人物心境调整唱腔板式，弱化传统清官戏高亢悲愤的激烈唱腔，增添温润舒缓、贴合山野烟火的抒情唱段，夫妻对手戏通过句式长短交替、唱词层层递进，细腻外化家庭矛盾与内心挣扎。与此同时，扇子功、靴子功等传统戏曲绝活恰当点缀小人物塑造，始终恪守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本质。
在整体舞台视听设计上，剧目彻底摆脱公堂、朝堂千篇一律的封闭布景，将核心舞台空间转移至丹江险碥、商洛群山、乡间市集等极具地域辨识度的乡土场景，让西北山地风貌贯穿全剧，强化剧目在地化艺术特质。现代灯光、舞美、群舞等视听手段始终服务剧情主旨，无多余炫技：万民修路场景依托灯光与氛围特效，还原山野施工的真实艰苦图景；道路贯通后的背篓群舞，生动展现商贸重通、百姓安居的民生盛景；尾声文戏武唱的创新处理，以上马、甩辫等利落武戏身段收束全篇，以留白式意象表达，凸显官员永不停歇的为民初心，实现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舞台审美恰到好处的融合。
四、行业启示：个案创作经验辐射全域，为地方戏曲发展指路赋能
《罗公碥》的价值不止局限于清官戏曲文本范式的艺术突围，更兼具戏曲行业发展与基层院团建设的双重示范意义：它既是廉政戏曲跳出同质化创作困境的优质艺术样本，也是陕西戏曲“大团带小团”帮扶模式赋能基层院团、破解基层创作短板的标杆实践。剧目依托省级头部院团顶尖主创资源下沉帮扶，补齐商州区文工团创作、唱腔、舞美制作等专业短板，同时完整保留商洛本土历史文脉与乡土艺术底色，实现优质戏曲资源下沉与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赢。立足剧目完整创作实践，可为全国基层戏曲院团发展、地方廉政戏曲创新，提炼三条可落地、可复用的标准化创作路径。
其一，深挖本土文史资源，拓宽清官戏曲创作版图。历代正史《循吏传》留存海量未被舞台开发的基层廉吏素材，全国各地均有本土实干清官历史遗存。戏曲创作者无需固守包公、海瑞两大庙堂经典模板，可以地方文史为依托，聚焦基层官员基建利民、安抚乡民、赈灾济困等务实事迹，补齐千年清官戏曲乡土叙事短板。尤其对于西北戏曲院团而言，更要立足西部乡土文脉，打造专属地域标识的清廉文艺作品，讲好西部大地的清廉故事。
其二，更新价值表达内核，贴合新时代治理语境。新时代廉政文艺创作，需要主动剥离旧式官本位思想、个人人治等落后观念，弱化悲壮朝堂抗争、大案反腐等宏大叙事，聚焦干部实干担当、干群同心共治、源头民生保障等当代主流价值。相较于张力拉满的朝堂大戏，温润平实、贴近日常民生的基层实干故事，更适配乡村戏台、基层文化礼堂等下沉传播场景，更易于实现廉洁文化大众化、常态化传播。
其三，立足剧种本体特色，走好地方戏曲两创之路。地方戏曲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地域唯一性，廉政戏曲创作切忌流水线套用通用模板。只有深度融合地方历史文脉、地域风土人情与剧种艺术特质，才能真正拉近与基层观众的心理距离。各地戏曲院团均可参照《罗公碥》创作逻辑，以本土廉吏人物为核心、以地方剧种为载体，打造差异化廉政戏曲作品，构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戏曲廉洁文化传播生态。
结 语
纵观全文论证脉络，文章以当下廉政戏曲同质化创作困境为切入点，溯源剖析传统清官戏曲两大范式的历史价值与内生短板，逐层拆解剧目叙事逻辑、治理理念、人物形象三重内核革新，再落脚舞台美学的守正实践，最终延伸至行业发展与基层院团建设的普适经验，形成完整闭环论证。除了戏曲艺术层面的创新突破，该剧依托省级院团结对帮扶基层院团的协作模式，跳出剧目艺术本身，为全国各地基层文艺院团普遍面临的人才短缺、原创乏力、精品不足等共性难题，提供了可参考的陕西经验与商洛方案。
整部剧目始终坚持守正有度、创新有界，从未全盘否定包公戏、海瑞戏承载千年的中华清廉文化内核，只是告别了封建时代依附皇权、聚焦朝堂争斗的陈旧叙事模式。新编秦腔《罗公碥》坚守清廉为民的文化根脉，打破固化创作范式，实现清官叙事从神坛走向人间、叙事场域从朝堂下沉乡土、治理逻辑从人治转向共治的全方位升级，既丰富了中国清官戏曲的谱系版图，也让地域历史文化、秦腔戏曲艺术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实现了深度同频。（作者单位：商洛市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