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桥之恋” ——论古典爱情主义戏曲《梁祝》在梁祝传说形成传播过程中，有三种主要传播的方式，一是地方文献，一是文人辑录或者创作，一是舞台表演以及民间流传。这三种方式既相互独立，各成系统，也存在着相互借鉴与影响的关联关系。 地方文献中，基本上是将梁祝作为历史人物来叙述，对“梁祝传说”，也是作为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者原有所本的民间异闻传说来记录的。 在文人辑录或者创作中，梁祝传说一方面保留了民间传说的“异闻”特点，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所谓的“怪异”之处，主要是人物行为的非比寻常的地方，予以符合人性和时代社会文化倾向的解释阐述，尤其是对梁祝传说的思想主题，予以了高度概括评价，同时将这两个人物的行为意义与情感意义，抬升到情感哲学甚至情感宗教的高度，来予以解析。这种抬升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义忠王庙记》中所呈现出来的方向，就是梁祝传说主题的“忠义”方向，一是冯梦龙和徐树丕的相关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方向，就是对女权、情爱与个人行为自主权力的肯定与维护方向。这两个方向在许多时候，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前者总是被奉为正统，而后者多被视为异端；前者总是被尊奉，后者多被压抑。这两个方向，都不否定梁祝故事或者传说存在的“真实性”，但对梁祝传说的主题，作了符合自己期待的阐释。梁祝传说中的这样“两条路线之争”，一直伴随着梁祝传说的传播史，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话语权力争夺的一个突出个案。 舞台表演以及民间流传，对于梁祝传说的贡献更大，其流布范围也更为广泛，最终将这样一个可能发生于某一地域的民间故事，传播成为一个具有全国范围影响的爱情传奇。这一方面得益于民间传说自身存在传播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与梁祝传说在现代、尤其是在当代经过的又一次传播高潮密不可分。正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戏曲舞台表演和音乐表现两方面的阐释，使得梁祝传说这样一个已经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几乎重新获得了新生，找到了在现代人甚至当代人中引发感动呼应的途径和方式，并由此而使得这样一个民间传说迄今仍传播不衰。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们的分析讨论中，梁祝是界于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之间的一种存在，梁祝传说更多时候是一个关乎文学发生学和传播学的命题，而不是一个历史命题。因此，对于梁祝及梁祝传说的分析讨论，更多是用文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 《梁祝》传说的故事结构与若干结局 梁祝传说故事结构大同小异，都是讲一个女子女扮男装，在游学中邂逅一男子，产生感情，后因女子奉父母之命他嫁，男子抑郁而终。女子闻讯，在男子墓前殉情。这样一个爱情悲剧，在中国古代社会青年男女无法获得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权力的前提之下，其实是极为常见的。也可以说梁祝之间无法实现的爱情缺憾，其实是典型地反映出并代表了古代社会中无数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理想的向往与渴求。 女扮男装的故事传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少见。而女子之所以要扮男装，当然与女子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空间遭到严厉压制与禁锢的社会规制习俗密切相关。而“扮男装”这一行为方式，既是对上述规制习俗现实迫不得已的“认同”，也是一种自由与自主意识改头换面的表现。因此，梁祝传说从一开始，就是讲一个与社会、与现实、与习俗有着紧张矛盾冲突关系的故事。 在戏曲舞台化的梁祝传说中，主要情节有“改装游学”“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与“合墓化蝶”。为了突出梁祝爱情的悲剧性，尤其是为了突出祝英台这个女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性与斗争性，有的戏曲或故事传说在“楼台相会”之后，又增添了“英台骂媒”“英台抗婚”“英台吊孝”等故事情节，一方面使得这个民间传说在故事上更为丰富完整，同时也更接近一种生活真实与生活逻辑。 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梁祝传说的结尾，是一对在人间不能结为夫妻的有情人，最终幻化成为一对生死相守、相伴相随的美丽彩蝶。这种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的圆满结局的期待，其实是对人间现实中一直被压抑的自由与理想的一种曲折表现。 不过，在历代传说中，梁祝传说并非只有化蝶这样一种结局，而且化蝶这样一个结局，也并非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梁祝传说当中的。有的朝代梁祝传说就是以英台投入梁山伯的坟墓之中即结束了，所谓的合墓这样的情节说法也没有，非常符合世俗生活常识；有的是说英台在山伯墓前悲痛欲绝，哀号不已，感天动地，天意要成全这对在人间无法团圆的有情人，遂让山伯墓开，英台依然投入墓中，墓合，以此成全了一对有情人；还有的说英台入墓之后，马家不依不饶，报官开墓，结果在墓中发现一条绕棺椁而卧的巨蟒，这当然是将梁祝这样一个纯情的爱情故事，扭曲异化成为一个怪异恐怖的乱伦故事；还有的说英台投墓之时，伴娘随从见状，急忙拉扯英台衣裙，被拉裂的裙条随风飘飞，飞到山沟溪涧边。 当然，我们今天最熟悉也最受感染的结局，是从封闭压抑黑暗的墓中，飞出一对相伴相随的彩蝶。有人说，这对彩蝶，即为英台山伯精魂所化。 梁祝传说中的“北方说”与“南方说”梁祝传说在其传播流布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所谓“南方说”与“北方说”。这些说法围绕着梁祝籍贯、游学读书所在等问题，提出了梁祝“北方人北方读书说”“南方人北方读书说”“南方人南方读书说”以及“南方人北方读书说”等说法。这些说法对这一传说的主题以及道德伦理意蕴，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北方说:明代大学问家张岱在其《陶庵梦忆·孔林桧》中，曾经记载自己在孔庙见到“梁祝读书处”匾额，并感到“骇异之”；另现在山东、河南等地，民间亦一直存在有关于梁祝传说归属当地的说法。 清乾隆年间民间弹词《新编金蝴蝶传》、《新编东调大双蝴蝶》中，或者说梁祝生于南方，听闻孔子声名，千里迢迢，到北方山东孔府，直接拜孔老夫子求学；或者说孔子周游列国，到杭州来设馆授徒，梁祝二人风闻之后，离家前往杭州，追随孔子求学。在上述民间曲艺文献中，南方的梁祝故事，都与北方发生着关系，这是梁祝故事南北关联的一种叙述表现形式。
南方说:在梁祝传说的传播史上，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戏曲表演贡献甚大，也因此，梁祝传说在南方传播的区域更为广泛，这一传说也更为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南方说中主要有“浙江说”和“江苏宜兴说”。这样两种说法历史都比较悠久，影响也都比较深远。“浙江说”主要是有几地结合而成，其中认为梁山伯、祝英台分别为今浙江绍兴、上虞人，出门游学，在杭州同窗三载，最后殉情而终。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中，关于梁祝二人出生、读书之处，明确说：“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同学于杭者三年。”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喻世明言·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也说梁祝二人“闻余杭文风最盛，欲往游学”。而其他更多民间戏曲及传说中，几乎都与上述文献所言一致。“江苏宜兴说”同样有不少文献支持，但如果细查这些文献，又会发现其中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这种说法中有这样文字记载： 祝英台……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义兴善权山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也）…… 二人原本是外出寻师求学，却相携至宜兴“筑庵读书”，听起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与其说两人是出来读书，还不如说是相约“私奔”。不过在这个“私奔”背后所潜伏着的，却是读书人对一种超越世俗生活价值与方式的新的生活意义的追求与实践。毫无疑问的是，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读书人的生活品位、方式与价值观。惟一不同者，这里的读书人的价值观，似乎更为超然出世，不过后来又很快将这个传说故事的主题拉回到世俗生活中来了，两位传说中的关键人物，又俨然成为封建礼教和封建统治的实践者或者卫道士。梁祝传说的主题及变迁: 梁祝传说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所宣扬的只是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殉情吗？在一个更为自由开放的时代，梁祝传说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哪些启示呢？ 有关梁祝传说的主题，除了一些宣扬封建迷信以及轮回报应等等主题之外，最有代表性同时也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梁祝传说在现代甚至当下，依然被广泛传诵，显然并不完全因为其所争取的诸多权利，譬如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女子与男子同学的权利等，依然没有得到法律之保护。事实是如今现实生活中，早已实现了祝英台当初历经艰难曲折才争取到的诸多权利。既然如此，那么，梁祝传说还有什么现代意义呢？或者说，梁祝传说这样一个具有高度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民间传说，又具有怎样的普世价值呢？ 其实，早在明代冯梦龙的《情史》中，已经宣示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为封建正统道统思想所忽视压抑甚至异化的思想，那就是“情爱”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人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冯梦龙甚至将“情感”上升到情感哲学或者情感宗教的高度，从理论上阐述情感对于人生、社会以及生活的意义，认为真正发自肺腑的情感与情爱，是克服人性与现实生活中功利主义思想与利己主义思想的关键。一个失去了对于人的情爱意愿、能力和实际行动的人，是一个被严重扭曲异化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这样的人生，也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人生。 梁祝传说以一个男女爱情的现实故事形式，传达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思想，那就是人对于自由与解放的渴望与追求。在梁祝故事中，最终甚至不惜以自我牺牲的极端形式，来捍卫并实现一种信念，那就是对“自由”与“解放”的信念，当然这种信念是以男女之间“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具体诉求表现出来的。 梁祝传说本身定型之后，其故事强烈的戏剧性、内在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人物性格特色、充满感情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故事最终令人感动的悲剧结局，都让这个传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于同类型一般民间传说的情感和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个真实地产生于民间又深深地获得民众喜爱的爱情故事。
作 者 : 郑文策 （师承豫剧祥符调陈（素真）派掌门人、汴京金凤凰——关灵凤）☜文中所用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犯，立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