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理论家吕天成
姚江醉翁 诸焕灿
今年2月份刊发了《武英殿大学士吕本》的文稿，今天再来说一说对中国戏曲艺术有更大贡献，知名度比他曾祖父吕本更高的吕天成。
吕天成（1580—1618），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竹痴居士，万历八年出生在余姚南城宰辅第东邻的天官府。祖父吕兑；祖母孙镮，是南京礼部尚书孙陞的女儿，是一位戏迷。孙镮嫁到吕府，即把她对戏曲的爱好带到了吕府，并生育了吕胤昌（1560—？），字玉绳，号姜山，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河南参议、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等职。吏部任职者可以称之为天官，故此在宰辅东邻建有天官府。吕胤昌是明代重要的戏曲理论家、改编者和评论家。他与当时剧坛的主要流派“临川派”坛主汤显祖及余姚孙家境的表兄孙如法不仅是同科进士，又由于爱好戏曲的相同志趣，使他们结成了知交。吕胤昌还与当时另一戏曲流派“吴江派”首领沈璟过从甚密，相互探讨有关声律音韵的问题。由于上述种种关系，致使吕氏家族几代人沉浸在声色音律之中。吕胤昌对戏曲的贡献最著名的是曾改编汤显祖《牡丹亭》。汤显祖在《答凌初成》中提及：“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吕胤昌改编《牡丹亭》的原因在于原作不合昆曲格律，这反映了他重视戏曲格律的审美取向。关于此改编本，学界有不同看法，在此不予展开。
吕天成自幼小就受到父亲和祖母的影响，生活在戏曲氛围浓郁的环境里，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自从识字始，即辛勤购求、收藏戏曲作品不辍。
吕天成作为吕本阁老的曾孙，外舅家孙家境孙氏亦是世代簪缨的官宦大族，步入仕途之门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由于他嗜好文学艺术，对仕宦表示出极度的淡漠，不屑于仕进。除万历三十一年前后在南京做过一年多的小官外，一生功名不得意。他把一生精力倾注于文学艺术，尤其是戏曲音韵及戏曲理论的探索。凡是要造就一代文学艺术大师，家族与戚族的影响是巨大的，是靠几代人的心血浇灌出来的。尤其是表伯父孙如法颇解词曲，贬官之后更寄情于词曲，时常与吕天成商榷词学，给予指授，对吕天成后来成为一代曲律大师有着重大关系。吕天成还拜“吴江派”坛主沈璟为师，得沈氏曲学之真传，成为“衣钵高足”。吕天成与另一位戏曲理论家会稽人王骥德结交近二十年，情同手足。
吕天成从二十岁开始就从事戏曲创作，共创作《烟鬟阁传奇》十种，杂剧二十余种，还校订《杀狗记》《拜月记》等南戏与传奇二十八种。由于他的剧作“音律精严，才情秀爽”而盛演不衰。除剧本创作外，吕天成还创作丽情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等三种，诗集《红青绝句》一卷。吕天成创作丰富，而主要业绩还在于曲学著作《曲品》。
我国的戏曲艺术经过元代杂剧的兴盛，至明代中叶，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传奇，中兴了明代的剧坛，几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在元代和明初雄踞剧坛的杂剧推下了宝座。到明代后期，已是对传奇进行理论探索及品评以前作品的阶段。吕天成的《曲品》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曲品》初稿写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因对初稿不很满意，就把它弃置不顾。后来由于在好友王骥德怂恿之下，才重检旧稿，于万历三十八年和万历四十一年先后作了两次修订，然后在南京刊刻行世。按《曲品·自序》说：“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两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摈不录。”《曲品》的撰就，主要有着三方面的价值：第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曲品》全书收录和品评了传奇作家九十五人，散曲作家二十五人，戏曲作品二百十二件，保存了元末到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和传奇剧目的史料。囊括了吕天成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并能以简略的文字点明剧本情节，给后人提供了详实的剧目线索。第二，对作品的品评标准方面。《曲品》中的论述和评语，不乏真知灼见，是对戏曲理论的独具光彩的贡献。他继承外舅祖孙鑛对戏曲创作的意见，曾说：“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矣。”他正是按此“十要”来品评作品，发挥戏曲创作观点的。他认为戏曲必须“事真、故奇”。要求情节曲折生动，能吸引观众，娱乐观众。在处理艺术虚构时，必须遵循“情”这一戏曲原则，做到“合乎情理”。他强调戏曲的结构要严谨紧凑，简净恰当。要求主次分明，摆正主、客、宾的位次，切不可“客宾胜主”。他主张情节要曲折巧妙，前后呼应，“文似观山不喜平”，使观众看后达到“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淹泣，羡者色飞”的艺术效果。观众在观剧后，遇可喜者则说：“有趣、有趣”，此真说明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
吕天成认为剧目必须“机神情趣”，切合舞台演出的实际出发，以期达到绝妙的艺术境界。并把达到“描画世情，或哭或笑，境惨情悲”的天然真切之作评为“本色”“当行”，是曲之上乘。吕天成还认为戏曲主要是演给平民看的“市井文学”，尚“俗”是它的特色。他既要求词采秀爽，也赞同“易晓易闻”的观点，要使观众通俗易懂。只有使观众易懂，文而不迂，俗而不俚，雅俗共赏，才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还重视戏剧的演出效果，要求打破传统的束缚，突破传奇的原有体制，对戏剧体制作新的探索和革新。吕天成除上述艺术方面的主张外，还看重戏剧对观众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主张“合世情，关风化”。反对那些一味“是道学先生的口气”，反对迂腐的说教。其三，能去掉门户之见，从文艺批评的原则出发，对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平等对待，作出较中肯、公正的评价。对被“吴江派”所歧视苛求的“临川派”作家亦能客观地作出较公正的评价，指出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他对汤显祖抒发性灵，以情感人的创作手段给予肯定。把沈璟与汤显祖两人都评为“上之上”，他俩的作品亦列为“上上品”。由于吕天成在品评作家和作品时能持以公正的标准和严肃的态度，以致《曲品》一书得到后代戏曲家们的认同和赞扬，给后人以借鉴。《曲品》在我国戏曲论著中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吕天成的《曲品》与王骥德的《曲律》被称为“明代曲论双璧”，是中国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两部理论著作。
可惜的是，才情秀爽，创作量如此丰富的吕天成，只活了三十九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吕天成是戏曲史上难得的有着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人，他的作品亦是难得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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