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偶然一次机会我读到了布莱希特的完整剧作《巴尔》(Baal)。抱着对这个作品的兴趣,我顺手查阅了几篇相关的论文和衍生剧评。
从剧情简单概括来说,这个戏讲的是「诗人之死」。当时也正好留意到了北京当代话剧团推出的《诗人之死》——也是改编《巴尔》,领衔主演是金世佳。当时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巴尔》能够改编为戏曲?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借用这份「旧故事」写成一个「当代戏曲」?
这个动机确实有两点不用避讳,一是「改编布莱希特」本身就足够吸引人,有一定的IP属性;二者,整个华语剧界(包括戏曲)也鲜少有人动这个戏,不如《四川好人》《灰阑记》《伽利略传》等「热闹」、有名气,为人所不为事,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与胜负欲。
北京当代话剧团的话剧《诗人之死》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一位愤世嫉俗的叛逆诗人「穿越」来到当今社会,他会被取消(Cancel)吗?从公审谩骂,到切断代言、名誉尽毁,每一步走向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何处?
显然,在这出戏的当代改编中,他们将「叛逆诗人巴尔」置于网络时代,探讨取消文化与道德审判。其语境置换与议题探讨相当明确。不过,这是话剧的其中一种当代策略,戏曲呢?
首先,我仔细阅读了《巴尔》这个剧本,了解了它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形象。关于主题方面,有一种偏流行的说法是布莱希特在借「巴尔」这个形象或者「诗人之死」这个事件去揭露「人脱离社会的异化」。换句话说,剧中的巴尔否定一切,排斥所有的人际关系,最后成了一个完全个体的「自我」,而这种脱离社会的「自我(毁灭)」在布莱希特这里是被否定的。因此,到剧的结尾(即《听雨》一场),巴尔的死并不崇高。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也有人说彼时的布莱希特在否定当时的德国政治,但还未明确找到「马克思主义」,因而对这种个人走向自我毁灭的「无政府状态」采取了批判态度。
但无论如何解读这出戏,这出戏始终凝聚了一种「戏剧内核」,即主人公对社会及周遭一切的「否定」。
在德国,这种「戏核」很快被明确的进行「当代语境的转化」,就是法斯宾德主演的电影《巴尔》,导演为施隆多夫。在这个电影中,原著的主题被置换、转化为表现「时代忧伤下的年轻人」。更具体来说,是以彼时西德为代表的一种工业化社会。这个电影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消沉、颓废的气质、氛围。我无意批判这种看似「负能量」的表达,作为创作者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这样表达?
很快,我脑海中似乎有了一种渐渐清晰的思路,或者说的是某种舞台印象。简单来说,就是以下几点:
1)男主人公巴尔(具体名字需要新起),行当为小生
2)全剧可以用越剧演出,有中国南方/江南的味道,并且是一种「诗化越剧」
3)应该把原著的时空背景置换为「古代中国」,不一定是完全明朝,采取一种「历史半模糊化」的处理,近似于非历史的历史剧/寓言剧
4)需要提炼原著的情节,给主人公设计一个贯穿性的动作(线)
5)末场的「听雨」是点题的情绪高潮场面
「跨文化」是一种工作方法,不是戏曲类型。
我想,通过上面勾勒的改编思路,可以看出我的一些基本改编取向,如语境的必要置换、戏曲化的处理以及结构性场面的编排。我认为,改编即是重写。这种「重写」并不意味着完全舍弃「旧材料」;恰恰相反,而是在借用「旧材料」的基础上使其发挥新的价值和影响。关于之前的思考,如场次的初步设想,可参见年前写的文章,如下:
最近几点境况
回到主题上面。
为什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会「抗拒」这个社会(或者说是他所处的社会)?这种「不满」从何而来?如何表现?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对时代的忧伤」?作为编剧或戏剧构作,如何找寻一种「当代中国语境」并与之紧密结合?作为成熟的戏曲编剧,又如何选取合适的戏曲改编手法、策略加以操作和实现?这些都是我需要深入思考的。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思考这些,我只能表示:一个创作者所张扬的思考和表达,本质上都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应」,这种「反应」具备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即非纯粹私人的、个体的)。
总之,我认为布莱希特的《巴尔》,可以写成一个诗化越剧《诗人之死》,并且对于演员而言也很有挑战性——不同于传统戏或新编戏常见的小生主人公气质。就叙事结构而言,它可以采取或否定线性叙事,迈向一种更自由、更灵活甚至碎片化的叙事,只要它的主题指向是明确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如此思考改编布莱希特《巴尔》为「当代戏曲」的创作者/戏曲人,不过我愿意这样思考。并且,我希望这样的工作思维、方法和立场能够吸引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和支持我们的学者以及观众。也诚如扬·科特所秉承的一种理念,布莱希特(及其改编)于华语当代戏曲人而言,他(它)必须「中国」,也必须「当代」。
作者简介
张大选,戏曲编剧、译者,现任国剧印象主理人。他致力于当代戏曲转型的多元探索和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传播工作,近年来编译作品有《迈向新现实主义:奥斯特玛雅戏剧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