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体系的“层”与“度”:从行当模糊到人物清晰
毋庸讳言,北京曲剧从诞生之初,行当的概念就是“模糊”的,且到今天,它的表演“路数”也是不受传统戏曲所约束的。这到底是短板还是优势?业内外莫衷一是。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束缚,才有未来,万物都是在变革中螺旋式发展着的,一旦约定俗成“升格”为陈规戒律,改不得也动不得,再傲骄的资本也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对戏曲而言,一个剧种有没有未来,取决于它有没有海纳百川的体质和自觉自省的勇气。
庆幸的是,这种体质和勇气,北京曲剧是一直保有着的,从魏喜奎到许娣再到近二十多年来的三批次国戏本科生,这种集团性的优势,在“天下第一团”中绝无仅有,在整个戏曲界也不多见。
这种优势体现在《雷雨》中,无论是周朴园威严的壳与愧疚的核,还是繁漪疯癫的辩证与女性的觉醒,抑或是周萍的身份纠结和自我撕裂,以及周冲魂的全知视角和情感中介,等等,都不是传统戏曲的“行当”所能“规范”的,同时也不是类似于《茶馆》的“京味儿”所能“拷贝”的。《雷雨》原生的希腊悲剧基因与北京曲剧的市井说唱传统,看上去是相悖的,而“实验”的结果却是可以融通的,这得益于北京曲剧的“海绵”属性,易吸收,并形成正向的化学反应,在话剧的戏剧性和戏曲的叙述性之间以音乐和说唱及相对体验派的生活化表演来化解。
行文至此,有必有说一说在戏曲范畴内老生常谈的“话剧加唱”。首先亮明笔者观点,所谓“话剧加唱”其实是个一知半解的“伪概念”。“话剧”的技术难度并不比戏曲低,尤其“话”的技术含量,其对念白功力的要求和依赖性相较戏曲,有过之而无不及,严格地说,戏曲的“话”和话剧的“话”,不是一个轨道,某些戏曲剧目(无论是新编戏,还是传统戏)在念白方面的“无聊”,是戏曲及戏曲从业者本身的问题,与“话剧”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