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重要开创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自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以来，始终以现代戏创作为核心使命。在八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中，院累计创作现代戏总数超过百部，其中有影响的大戏达六十多部，在全国的现代戏创作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创作实践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更在戏曲现代化转型中进行了持续探索，为戏曲现代戏创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启示。
一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举办戏曲晚会，秦腔《五家坡》、京剧《升官图》上演，毛泽东主席与群众一同观看演出，现场反响热烈，群众对戏曲的喜爱让毛泽东敏锐意识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有可为，当场对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同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挂牌成立。从那一天起，创作演出革命现代戏就成为这个我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戏曲艺术团体的中心任务。当年，剧团执行团长、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创作了话剧《国魂》。该剧讲述了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打入日寇内部开展抗日斗争的故事。毛泽东观看了这部以方言排演的话剧后，对马健翎说：“这部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改为秦腔演出时，毛主席再次前来观看，并致信马健翎建议将剧名改为《中国魂》。自1939年起，秦腔现代戏《中国魂》演出日益红火，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940年，马健翎接着创作了眉户现代戏《十二把镰刀》。该剧运用轻松、诙谐、简练且明快的笔调，热情讴歌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军民一家实现生产自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剧中的经典唱段广泛流传，影响深远。1943年，马健翎创作出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该剧的问世，标志着民众剧团的现代戏创作艺术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剧作通过贫苦农民王仁厚一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拉伕派款，以致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故事，白描式地揭露了国统区的腐败与黑暗。同时，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了王仁厚一家投奔边区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力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蓬勃生机，勾勒出一幅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可以说，《血泪仇》为现代戏服务人民开辟了新的局面，在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继《血泪仇》之后，马健翎带领剧团又陆续创作了《大家喜欢》《保卫和平》《穷人恨》等紧密结合时代形势、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现代戏。综观这一阶段民众剧团的现代戏创作与演出，这些作品具有思想内涵深刻、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热情展现新时代风貌、精心塑造新人物形象以及蕴含强大精神力量等突出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剧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走遍了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处乡镇、村庄，演出达1475场，观众累计达260万人次。在当时缺乏交通工具，只能依靠步行和马驮，且道路多为崎岖山路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这生动地体现了剧团接地气、走“从老百姓中来，到老百姓中去”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对马健翎和民众剧团做出高度评价：“‘马髯公’坚持文艺与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道路，深入根据地，连续创作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那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处，便排演至天亮。这种做法很好，既具有大众性，又富有艺术性，体现了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总之，民众剧团的实践开创了戏曲现代戏发展的新局面，为百年戏曲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以民众剧团为基础，历经多次组建成立西北戏曲研究院，后更名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马健翎、黄俊耀等主要领导的带领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坚持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成为全国少数长期活跃于现代戏创作领域且成绩卓著的专业院团，被誉为全国现代戏创作演出的“重镇”。尽管剧院的演出环境从简陋窑洞迁入现代化场馆，物质条件显著改善，但其坚守现代戏创作的艺术信念与初心始终未变。剧院创作者深刻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戏曲艺术应当始终以反映当代现实为己任，致力于弘扬时代主旋律。
这一时期，黄俊耀于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眉户现代戏《梁秋燕》，堪称标志性成果。该剧聚焦历史转型期民众与旧时代决裂的精神风貌，通过鲜明的主题思想与生动的人物塑造，成功刻画了梁秋燕等新时代艺术形象。作为配合新《婚姻法》宣传的剧目，《梁秋燕》并未流于空洞说教，而是立足真实生活，通过富有性格张力的人物塑造、诗化的舞台呈现及生活化的表演，将婚姻自主的核心主题诠释得深刻动人。该剧在陕西农村引发热烈反响，民间甚至流传“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赞誉。京剧大师梅兰芳观演后评价：“《梁秋燕》是陕西戏曲现代戏的典范之作，必将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粮食》是可与《梁秋燕》比肩的又一部有影响的眉户现代戏。该剧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背景，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矛盾。该剧通过“粮食”这一核心道具，构建人物间多重互助关系，深入刻画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艺术审美中实现思想启迪。其多线叙事结构与戏曲化冲突设计，体现出创作者对现实题材更为成熟的驾驭能力。
20世纪60年代，现代戏创作既面临政策支持，也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创作难度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英模戏”的创作上另辟蹊径，创作出眉户现代戏《雷锋》，为现代戏发展开拓了新方向。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该剧在艺术创作上突破常规，摒弃对英雄人物的简单图解，转而深挖雷锋精神内核。通过有限场景展现无限精神内涵，塑造既有英雄特质又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尤为突出的是，该剧大胆展现人物成长中的矛盾与不足，以真实化、立体化的塑造方式，增强了雷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与精神典型性。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创作，其既延续了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传统，紧密围绕国家政策与政治运动开展创作，践行文艺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也因政治环境的制约，部分作品存在主题先行、人物塑造脸谱化等局限性。然而，这一阶段的艺术实践在探索戏曲艺术规律与政治宣传的平衡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当代戏曲现代戏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戏曲艺术注入了全新活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创作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眉户现代戏《杏花村》，率先拉开了舞台上弹奏改革大潮时代琴弦的序幕。该剧属于剧院一贯重视的农业农村题材，将创作目光聚焦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生产资料变革，不同之处在于彻底改变了旧时政策宣传的基调，纵观全剧找不到丝毫图解政策的字句，而是关注巨大变革之下生命个体的生存体验、思想变化，通过兄弟、妯娌、婆媳之间层层波澜起伏的矛盾、纠葛，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富裕起来的迫切愿望，是对艺术揭示人性、表现人情的回归。
以此为起点，剧院创作持续发力，推出革命历史题材《二虎守长安》、农村题材《漂来的媳妇》《陕北婆姨》《好年好月》、工业题材《臂塔圆舞曲》以及同州梆子现代戏《继母情》、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等作品，进一步拓宽创作领域。这些剧目既传承延安文艺传统，保持昂扬基调，又紧扣时代脉搏，将政治生活转化为审美对象，从多维度展现改革开放中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心灵诉求，勾勒出鲜活的时代戏曲画卷。
进入21世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又推出了“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讲述了主人公乔雪梅在家庭困境中坚守责任、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该剧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相融合，通过对乔雪梅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时，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品质与责任担当。剧作既有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又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大树西迁》以交通大学西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孟冰茜教授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艺术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无私奉献的壮丽篇章。该剧以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生动展现了西迁过程中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艰难抉择与精神升华。剧中不仅展现了东西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更深刻诠释了“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崇高精神境界，成为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西京故事》则将目光投向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该剧通过主人公罗天福一家的进城务工经历，展现了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农民工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与乐观。剧作以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情感冲突，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问题，同时也弘扬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坚韧的传统美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西京三部曲”通过对知识分子、普通市民等不同群体的刻画，深刻诠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精神风貌，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享誉全国，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乃至陕西的现代戏创作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
四
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积极响应时代号召，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创新的精神，推动现代戏创作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在创作理念上，剧院继续秉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宗旨，将目光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情感，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大时代的变迁。《项链》《路遥的世界》《生命的绿洲》《楷模村》等剧目，均以现实生活为素材，通过对平凡人物的生动刻画，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
在题材与形式创新上，剧院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指导，展现出高度的艺术自觉。碗碗腔《骄杨之恋》以独特的艺术视角，重新诠释了革命先烈杨开慧的光辉形象。该剧突破了传统革命题材剧目的叙事模式，采用诗化的语言与浪漫的表现手法，将杨开慧的革命理想与个人情感有机融合，展现了她作为女性的柔情与作为革命者的坚定。剧中通过对“骄杨之灵”这一意象的巧妙运用，营造出诗意盎然的舞台氛围，板腔体音乐融合秦腔元素并创新合唱形式，使碗碗腔的婉转韵味与史诗般的磅礴气势相得益彰，为红色题材创作开辟了新路径。
秦腔现代戏《生命的绿洲》同样展现出突破性创新。该剧以治沙造林为题材，将目光投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剧作不仅描绘了治沙过程中的艰辛与奋斗，更深入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在面对利益诱惑与生存困境时的抉择与坚守。因而，《生命的绿洲》不仅是一曲治沙的赞歌，更是一部生命的悲歌，还是一组人性的壮歌。在艺术表现上，该剧大胆创新，采用倒叙闪回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模式；在舞台呈现方面，融合了舞蹈、AR技术等现代艺术元素，以天鹅、风沙等意象为载体，将抽象的情感与思想具象化，实现了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纵观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创作实践，为当代戏曲艺术发展提供的经验启示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戏曲艺术存续的生命力源泉。这种导向要求创作者必须扎根现实生活，从人民群众的真实经历中提炼创作素材。从抗日战争时期《血泪仇》对底层民众苦难的深刻刻画，到新时代作品对普通人奋斗历程的细腻描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始终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创作的逻辑起点。这种对人民情感的精准捕捉，不仅使作品成为特定时代的记忆载体，更通过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印证了唯有贴近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艺术作品，方能具备历久弥新的温度与力量。
传统与创新的有机融合是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路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坚守秦腔、眉户等陕西本土剧种的唱腔韵律、程式化表演等传统艺术基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新途径，通过多元艺术融合提升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将传统戏曲的写意性与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深度结合，为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时代精神的精准诠释是戏曲艺术的价值彰显路径。戏曲不仅是娱乐载体，更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与民族精神的传承者。从革命年代以戏曲为武器进行救亡动员，到新时代围绕民族复兴主题开展艺术创作，剧院始终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将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转化为舞台叙事。通过艺术化的时代表达，戏曲既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精神力量的重要媒介，充分彰显了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与责任担当。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八十七载现代戏创作历程，不仅是中国戏曲现代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更构建起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的“陕西”范式。在新时代背景下，戏曲艺术需继续秉持扎根现实、守正创新的理念，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突破，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共生，让戏曲艺术在当代社会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
【作者简介】胡建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