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往事|032|王金璐:回忆中华戏曲学校(二)
焦校长打鬼
戏校所在的这座大院落，据说是北平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传说院子里有人上过吊，夜里要出来找替身，谁若碰上鬼，不要说被拉走，就是吓也得把你吓死。我们那时候都是十来岁的孩子，住在那么大的院子里，心里常常犯嘀咕。学花脸的程玉焕，据说还有赵德钰对“凶宅”的传说津津乐道，让他们一说，更不得了，夜里不但闹“鬼”,而且“鬼”还打人。吓得学生们夜里上厕所都不敢单个儿去，要结伴而行。后来，有些人晚上出来在院子里还真让“鬼”打了。这么一来，甭说学生，连老师们都有点疑神疑鬼了，夜里谁也不敢在院子里单个儿走，学校里人心惶惶。本来夜里有几位老师要来校上课教戏，但是学生不敢离宿舍，老师也都犯嘀咕，使正常教学受到影响。焦校长对闹“鬼”并不相信。那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可是胆子却很大。为了证明学校里没有鬼，他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巡更。有天夜里，他刚遛哒到院里僻静的走廊下，“啪”的一声，头上挨了一巴掌。要是别人早把魂儿吓掉了。可是焦校长纹丝没动，很快扭亮了手电筒，往上一照，只见廊子上趴着一个像人的东西，还动弹呢。焦校长一不作二不休，一把就把这东西给揪下来了。随后，焦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到院子里来看“鬼”,大伙儿一看，敢情是程玉焕在那儿正哭呢。焦校长借着“破案”的机会，向大家宣传世界上没有鬼，要大家破除迷信，好好学习。这一来，学校的人心安定下来了。从此就很少有人谈神论鬼了。当时的梨园行是很讲迷信的，许多人家里都供着祖师爷，尤其是剧场后台，可以说没有不供祖师爷的，不管是谁，进后台先得礼拜，意思是求祖师爷赏口饭吃。但焦校长顶住了，他不但不让戏校供祖师爷，而且学生进剧场后台时，谁拜了祖师爷就要挨打，这一条成了学校的制度。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因为梨园界的保守势力是很大的。焦校长的决定，触怒了这股势力，被认为是欺师灭祖，是叛逆。有的人挖苦我们“不供祖师爷、供孙中山”。还有人讥讽说：“中华戏校的祖师爷是戴红胡子的”。因京剧祖师爷没胡子，戏台上戴红胡子的大多是妖魔鬼怪。甚至梨园公会里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的作法，发出“将来不准入会”的威胁。当然，后来戏校的学生不少人成了“好角儿”,公会也不再提此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合作社长赵德普
戏校与旧科班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学校鼓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己成立了自治会，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因为旧科班无此先例。印象比较深的是学校让学生自己办个消费合作社，类似小卖部，卖些学生的日用品、点心、水果之类。社长是学生中年龄最大、威望最高的大师哥赵德普。赵德普很善于管理，进货时精打细算，很少吃亏。他可真是兢兢业业，为合作社费尽心思。比方说，他连账本、便笺簿都舍不得花钱买，而是用旧月份牌的背面记账、写字，图章是他自己用化石刻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因为他化石图章刻得好，人又精明，就是长得瘦点儿，大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叫“化石猴”。自治会还负责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周末时要举行联欢会，自编自演些话剧之类的文艺节目，记得我还演过《败子回头》里的一个角色。所以说，这种外国传来的戏剧形式，对中华戏校的学生是不陌生的。这些文艺演出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演剧才能和创造能力。骨干分子大都是我们甲二班的同学，我们班确实集中了一批有才能的人，都很聪明，但也都很淘气。郭金元吃“鸟儿”
戏校的各方面制度是很严格的。比如学生的生活就有训育老师专门负责。戏校有食堂，学生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学生们平日不准吃零食，这个规定也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健康。星期天是大家盼望的日子，因为这天家里人可以到戏校来探视学生(学生们一年只放假三天),带些衣服、吃食、零用钱。带什么吃的，学校也有规定，刺激性强的食品不让带，怕学生嗓子坏了。在第二层院子的门口，有个老师把门，谁来了，带来什么东西，都记在本儿上。东西由老师统一保管，如果是吃的，老师就分几次发给学生，怕一次把学生撑坏了，家长是不能私自给学生带吃的东西的。学校当局执行制度很认真，尽管很多家长都是梨园界的同行，和老师们都是熟人，也不能通融。有些家长怕孩子嘴馋，又怕孩子吃不饱，千方百计地给学生带些吃的东西，所以一到探视时间，家长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穿长袍的，把吃的藏在裤腿里；打伞的，把吃的裹在雨伞里。最高明的是郭金元他叔叔，这位老先生是唱花脸的，手里总提着个鸟笼子，笼子外边有个布罩。他提着鸟笼子晃晃悠悠地来到戏校，大家都以为他是刚遛完鸟儿回来，谁能想得到鸟笼子里边装的全是吃的，连把门的老师都让他给骗了。有一次，他又用鸟笼子装了不少吃的东西进来了，让郭金元足吃了一顿。可能是爷儿俩太高兴了，走时忘了把笼子上的布罩放下来。到了二门那儿，把门的老师眼尖，见鸟笼子是空的，就拉住问：“您那鸟儿呢?”郭大爷一急，脸通红，张口结舌急得不知说什么好，突然从嘴里迸出一句“鸟儿让郭金元给吃了”,然后抹头就走。弄得看门老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当天晚上，让学生们自己交代有没有违犯纪律。这种活动，每星期天晚上都要搞一次，有胆小的，就上台先交代了。这天，郭金元成了典型，老师说：“郭金元先上来，你倒好，敢吃‘鸟儿’啊!”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学校的储藏室里，学生们每人有一个放衣服的小柜儿，自己带着钥匙，家长偷着带进来的吃食，就偷偷藏在柜里。大师哥们知道了，就让师弟、师妹们把钥匙交出来，打开小柜，饱餐一顿，然后扬长而去。有的同学相互之间采取交换的方法。我倒不怕交钥匙，因为我家里穷，给我送不了什么好吃的。我有个亲戚，是个卖破烂儿的，他看我的时候只能给我带点儿碎饼干，因为这是最次的，没人跟我要。我那时候也小，看人家家长带好吃的，就犯馋。李玉茹她妈爱带糖饼，她一来，我就叫她一声“李大妈”,然后站在边儿上看着，她就让李玉茹给我掰半张吃。吃完了，我再到别处寻去。站在别人那儿，咽咽唾沫，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的吃食，别人总会让我分享一些。戏校学生的学习那么紧张，练功又很苦，可是很少有人生病，这都得归功于训育老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在生活、卫生、饮食起居方面严格要求加强管理，学生们的嗓子、身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想起来，我们今天的戏校在管理学生生活方面，也应该汲取这个好的经验。周和桐偷吃鸽子
下了课是学生吃饭的时间，大家排着队走到最前院的饭厅。这个饭厅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摆着一张张方桌，大家鱼贯而入，八个人一桌，挨个坐好，厨师把饭菜端上来，四菜一汤，大家伙儿吃，管够。那阵子，常吃“金裹银”的花卷，这种花卷就是一层白面夹一层黄棒子面做的，实际上是“银裹金”,后来琢磨出来花卷两头的白面多，棒子面少，因此大伙一进门，只要看见“金裹银”就抢两头的吃。这比我在家常吃的白薯稀粥强多了。我在家里很少吃白面，见了“金裹银”越吃越馋。可是吃饱饭的时间一长，对“金裹银”也就不新鲜了，慢慢甚至觉得食堂饭食也不那么好吃了，觉得油水少，滋味差。老师们是另外开两桌，他们的伙食比学生的好些，大伙儿就一边吃一边斜眼儿盯着老师的桌子，只要他们吃完一走，大伙儿就一拥而上，把老师们剩下的东西来个风卷残云，一扫而光。戏校最早没有回民伙食，马崇仁(那时他叫马金仁)是马连良老师的长子，马老师家里条件好，就每天给崇仁送饭。当时回族的同学如冯玉增、哈金增、杨金印等就都跟着吃他那份回民饭。他的饭最好吃，所以一送来就连汉民同学也跟着抢。马老师怕崇仁饿着，就让多送，那么多同学，送多少也不够啊，有多少能吃多少，所以崇仁常常吃不饱。后来我拜了马老师，还常常提起这件事，他老人家听了也总是哈哈大笑。崇仁现在快成了大胖子啦，谁能知道他小时候常常吃不饱饭呢?伙食虽说是四菜一汤，可是油水少，其实跟清水大锅菜差不多。学生们运动量又大，老觉着馋得慌。有一次，周和桐师哥看见房上飞来一只鸽子，他叫了几个人给他放哨巡风，又叫人给他扶着凳子，他就上房把它逮了下来，背着老师拔了毛，找个没人的地方，架上劈柴，点把火烧着自己吃了。他现在这么胖，同学们都开玩笑说他是小时候吃鸽子吃的。论字排班
学校刚办时，学生不多，学生会的戏也不多，到我进校时学校还没排字，像傅德威原来叫傅克为，宋德珠叫宋宝禄，我叫王庆禄。后来学生多了，会的戏也多了，要到外边演一些戏了，才定下来按“德”、“和”、“金”、“玉”、“永”、“昭”、“令”、“明”八个字排班。戏校只办到“永”字就宣布解散了。实际上排字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本来先去的是“德”字，后去的是“和”字，我应排在“和”字，后来也不知哪位老师提出王和禄这名儿太俗气，听起来像吆喝“王致和臭豆腐”,于是改“和”字为“金”字，“禄”也改成现在的“璐”,当时用这个璐字的很少，显得挺新鲜。名字虽然排成“金”字，可我上课还是跟“和”字班一起上。叶和来、叶和新比我去的晚，但都排在“和”字里。有的人因为特殊情况，排班时也可以灵活变动一下，像沈金波，本来应排在“玉”字班里，可他父亲叫沈玉秋，叔叔叫沈玉彬、沈玉才，家长提出了意见，不愿让儿子和爸爸都排成一个“玉”字，说这么着不成哥儿们了吗?所以把他也排在“金”字里了。还有下降的，象孙玉祥，我们进校时间差不多，但把他放在“玉”字，和小师弟们成了一班。何金海本来应分在“和”字班里，但何和海这名儿不好听，绕嘴，改成金海了。学校学旦角的学生如果是男的，取名也很秀气，象女名，但名字不带草字头，象宋德珠、曹和雯、王金玲、李金鸿、刘玉群等。学旦角的女同学名字都有草字头，象赵金蓉、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等，以便和学旦角的男生区分。排名字是由陈墨香和另外几位老先生一起研究的。沿用这种旧科班的做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观众掌握学生的学校、班级，好记。诸连顺老师的“打戏”
教我们武戏的还有一位诸连顺老师，他是富连成科班里“连”字班的学生，因为个子矮，就专门教学生了。他教戏认真，要求严格，不过打人打得厉害。我没跟他学戏时，就看见过他打学生，打得那叫狠，心想幸亏没让我跟他学戏，要不然我也得挨这样厉害的打。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校长让我同齐和昌、林金培等几个同学跟他学《八蜡庙》。虽然我喜欢学武戏，可是一想到要挨打，心里就有点害怕，不学也不行啊，就硬着头皮去了。没学戏之前，诸老师先让我们练甩胡子。分胡子的时候，大伙还开玩笑呢，都抢白胡子，戴上白胡子管戴糁胡子的叫儿子，管戴黑胡子的叫孙子。后来一挨打，也就不管戴什么色的胡子了。开始练时是在学校的舞台上，我们在台口站一排，诸老师坐在后边，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我喊家伙点，你们甩胡子，我慢喊，你们慢甩，我快喊，你们快甩。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回头。”接着他就“哐哐……”地喊起来，我们就跟着左一下、右一下地甩。他喊着喊着不喊了，大伙不知怎么回事，又不敢回头看，也就跟着停了。忽然，就听“啪、啪、啪、啪”一阵响，原来他从后边用竹板子一人给了一下，一边打、一边说：“谁让你们停的?甩!”大伙赶紧又接着甩。打了我们几次以后，大伙都知道了，就是他不喊，我们也得甩，谁也不敢停。日子长了，胆子大的同学有时回头偷偷看看老师不喊时在那儿干什么呢?原来他困了，坐在那儿打盹呢。后来才知道，诸老师有鸦片烟瘾，上课时犯了瘾，吸不了烟，就睁不开眼，犯困，没精神打锣鼓点儿，等他猛地想起是在上课，睁眼一看我们都不甩胡子了，就每人打一板子。甩胡子的动作很简单，但练好了也不容易。开始甩时，来不了几下就头晕得要命，用不了几分钟，有的就跪下了，也有趴下的，还有吐的，那也不行，起来还得甩。甩完胡子，头就得晕一天，甚至晚上演戏时，头还晕呢。不过，练过一段时间以后，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后来，我演《九江口》、《八蜡庙》等戏都用了甩胡子，有人说我的胡子甩得好，有劲、利落。其实，这是老师教得严，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诸老师打学生在梨园界是出名的，我们同学里没有不怕他的，直到今天，同学们在一起一提诸老师，还有点谈虎变色、不寒而悚的感觉。有一次，他打齐和昌时我也在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我们学《翠屏山》时，“吵家”一折里石秀有一句唱，“有朝犯在三郎手，钢刀之下定不饶”,其中“钢刀”两字要上“嘎调”,也就是翻个高腔。我们这些学文戏比较多的同学都记住了，学文戏少的同学就记不住，大家一起唱时，会不会的都能混过去，一单唱就露馅了。那天，诸老师让单唱，别人都过去了，就是齐和昌没唱对，“钢”字上少一个腔，诸老师用竹板子抽了他一下，让他再唱，还是没对，又抽了他一板子，再唱还不对，连着“啪啪啪”抽了好几板子，打得他鼻涕眼泪都下来了。我们在边上谁也不敢提醒，他也不知道哪儿错了，还以为是把字唱错了呢，后来就一边哭一边胡唱起来。先是唱“大刀”,不对，又挨了几板子；赶紧改成“单刀”,还是不对，又是几板子；后来又改成“朴刀”,诸老师一听更生气了：“什么大刀单刀?还菜刀呢!”狠狠地又打了他一顿。这一堂课，就这么过去了，大伙没学成戏，把齐和昌打得几天都没消肿。不过，从那以后，齐和昌因为怕挨打，学戏时特别认真，单唱时也很少出错了。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见面时，我们还常常拿他开玩笑，管他叫“大刀”。那时候科班里就讲究“打戏”,认为不打不成材。虽然老师是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去打学生，希望引起孩子的注意，起到督促学生认真学戏的作用，但这种教学方法毕竟不是最好的方法，一则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二则容易打出毛病来，造成终生遗憾。诸老师虽然打人打得厉害，但他确实教出了不少好学生。解放后，他到北京市戏曲学校教学，学校取缔了打学生的教学方法，他同样也教出了不少好学生。可惜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我常常想，如果他健在的话，我一定还要向他求教，帮助我总结总结教学方面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