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编剧|007|邹忆青:志当存高远——郭启宏和他的剧作
郭启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进取者，他在戏剧园地里度过了二十多个寒暑春秋，总是辛勤地播种、耕耘、收获。自1961年参加中国评剧院工作以来，他和别人合编或独创的作品已有十多个，大都经受了舞台的检验。而近几年创作演出的《司马迁》、《成兆才》、《评剧皇后》表明，郭启宏在艺术上已经臻于成熟。今年四十四岁的郭启宏是戏曲队伍中一位才华出众的编剧。曾经有人说：大学生不能写戏，只有当过演员或者“玩票”、下过“海”的人才能成为戏曲作家。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启宏用他的作品做出了相反的回答。时代在前进，人们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也在发展，不仅要求戏剧的生动性、曲折性，还要求它具有深刻性与文学性。富于哲理和情感的语言描写，入木三分的人物心灵刻画，往往更能给人留下记忆、产生共鸣、得到启迪。因此，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文科大学生，只要愿意向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求教，努力掌握舞台特点，即使本人不会演唱，不会念锣鼓经，照样可以写出传之久远的作品，成为杰出的剧作家。从《司马迁》到《评剧皇后》,郭启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十分注重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挖掘。以《司马迁》为例，这无疑是个颇具难度的重大题材。千百年来，人们崇敬太史公，赞赏《太史公书》(即《史记》),却并没有在戏剧舞台上塑造出太史公的光辉形象。直到1979年，歌颂司马迁的戏剧才由于郭启宏等人的努力，头一回出现于剧坛。用郭启宏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戴复古谈创作的两句诗：“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郭启宏不愿意“随人脚后”,而是独辟蹊径，知难而上。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史料，提炼素材，从中截取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生活断面，以立志撰修《史记》为中心事件铺排《司马迁》的戏剧矛盾，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把观众带进了两千余年前的历史风云中，使人们又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在郭启宏笔下，着意讴歌的是司马迁那忍辱负重、发愤读书的崇高精神。“字字珠玑笔下走，行行血泪心上流”,司马迁是用血泪和生命来写《史记》的，剧作家又是用全部感情来写司马迁的。郭启宏和主人翁有着某种感情上的契合。他深感象司马迁所遭受的那种不公平待遇乃至迫害，古往今来一直可悲地存在着。郭启宏的父、兄都曾被打成右派，有才华的哥哥是个中学教师，满怀忧郁，身染绝症。虽然郭启宏不止一次鼓励他看到希望，但他还是辗转病床，带着绝望和伤感告别了人世。亲人以及朋友的遭遇引起了郭启宏严肃的思考：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不应该沉缅于个人的不幸，只要对国家、民族不丧失信心，暂时的冤屈也就可以置之不顾。抛弃私心，发愤图强，坚韧不拔，多作贡献，这正是太史公的伟大之处；而讴歌太史公的这一伟大精神，又是郭启宏下笔写作的契机。这崭新的立意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学是人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应当描写活生生的社会的人。郭启宏牢牢把握了这一点。他竭力用细腻的笔触去刻画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力求作到真实鲜明、深刻可信。评剧《成兆才》成功地塑造了评剧艺术的奠基人成兆才的舞台形象。这位生长在冀东农村的民间艺术家，在评剧界有口皆碑，将他的事迹编成戏剧上演，是在郭启宏心中蕴藏已久、的愿望。1981年，他两度深入唐山，追寻当年成兆才活动的足迹，走访和成兆才一起生活过的老人。他从大量的素材中选取了成兆才一生中最有光采、最有成就的时期作为全剧的主干，以“五 ·四”运动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成兆才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忘我地从事创作，以戏剧为武器，勇敢地向旧势力进行斗争的生动事迹。全剧从描写以成兆才为首的戏班陷入困境入手，写了成兆才思想上的傍徨和苦闷，写了他受到生活中杨三娥告状的感召，决心拿起笔来创作，以此抨击黑暗势力，为受苦受难的人民鸣诉不平，并歌颂他们不屈的斗争精神。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各种阻力纷至沓来，成兆才几经困难、周折，终于完成了轰动一时的现实主义作品《杨三姐告状》。《成兆才》一剧重点描写了主人公创作《杨三姐告状》的活动。生活在艺人之中、了解民间疾苦的成兆才，愤恨于恶势力的猖獗，决心在戏剧作品中抨击那些狼狈为奸的恶霸官僚，身受殴打而执着不悔。这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为人民而写作的激情，在第三场“似戏非戏”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十七岁的杨三姐状告恶霸高占英害死她二姐，不惜七次闯公堂，宁死也要为亲人伸冤的情景，使成兆才·感愤不已，他思绪万千，挥笔写剧。其间，几次出现幻影，形象地展示了他写作时的激越心情。这里有一个长达二十句的唱段：也无非公子卖水、书生跳墙、寡妇开店、妓支女投江，算不得堂堂正正的血性文章。成兆才对自己以往的创作进行了反省，认为那些为糊口而写的戏本，算不得“血性文章”。成兆才耳边响起了李大钊先生对戏班，的鼓励，他决心写出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和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战斗作品。他仿佛看见了威震公堂的杨三姐，听见了她慷慨悲壮的申诉。可是，这官司会打赢吗?他希望能有一个铁面无私的清官出来说话。于是，包公的幻影出现了，他扶起杨三姐；“小女子，俺包某与你作主就是。”然而，充斥着黑暗的旧中国官场里，何曾有什么清官?有的只是徇私舞弊、袒护豪门的赃官，哪里会有包青天呢?县官牛成的幻影叱退了包公，银子落进了牛成的腰包。杨三姐到何处去申诉冤枉呢?成兆才已经深刻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官、绅、痞沆瀣一气，穷人是打不赢官司的。无依无靠的杨三姐可能悬梁自尽，和她二姐一样含冤豪壤。但成兆才不忍见这惨象，他悲愤难忍，苦闷迷惘。送走了漫漫黑夜，迎来了又一个黎明，他又开始了新的思索……第五场“永兴茶园”描写成兆才在遭受官、绅、痞的迫害之后，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肉体的痛苦使他支撑不住，接踵而至的却又是杨三娥接受调停与高家讲和的讹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成兆才意志颓丧，泪流千行。他百感交集，忍不住呼天抢地，抒发出胸中的一腔愤怨。这里有一段〔二六板〕的唱腔，凄凉酸楚，如泣如诉。特别是经过导演、演员的再创造，演员唱完后，那个近乎疯狂的边走边撕戏本的表演，更为撼人心弦。它饱含着成兆才的血泪，表现了一个民间艺术家的艰辛。当正义得不到伸张，眼前见不到光明的时候，成兆才的心犹如刀剜剑伤，这是何等巨大的哀痛!成兆才撕去的不是戏文，而是流淌着他的心血的作品。他一时辍笔了。这以后，是杨三娥以退为进，跋涉天津，继续状告恶霸高占英的信息给了他温暖。人民是不屈的，和人民命运相通的作家成兆才也是不屈的。杨三娥的声声控诉在耳边回响，成兆才奋笔疾书，他的不朽之作《杨三姐告状》终于问世了。剧本以枪毙高占英而大快人心为结局，这在当时的艺坛上实在是一把匕首、一支投枪。郭启宏曾说：“成兆才是一个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他有着艺术家的良心和正义感。他继承了关汉卿以来创作的优良传统，他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我要歌颂他的，正是那种和时代共呼吸，和人民共命运的精神。”应该说，郭启宏的努力没有白费。人们从《成兆才》这出戏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精神，认识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民间艺术家。成兆才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不同，身份地位迥异，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关，他们的作品都是有血性的。在他们的著作里，饱含着文学家、艺术家的良心，使人们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正义感。继《成兆才》之后的《评剧皇后》是以评剧流派的创始人白玉霜为主人公。显然，白玉霜不是一个彪炳千秋的伟人，她低于司马迁，也低于成兆才，但她却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女艺人。写这样的人并不会降低作品的价值。郭启宏摒弃了难免受人指摘的顾虑，认真地从社会本质去考察白玉霜的坎坷一生，在复杂的戏剧矛盾中展开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的命运又揭示出旧社会的本质，从而使作品具有可贵的社会价值。郭启宏笔下的白玉霜不是超人的神，她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渴望真挚、平等的爱情，可她又格外“恨戏”,一心想红遍天下，成为评剧皇后。她虽然名噪全国，但毕竟没有得到幸福：“我依然是戏子，任人诋毁。”在冷酷的现实中，她的最后一点活力终被摧毁殆尽，只有在那弥留的时刻，她才能提出作为一个女人最起码的要求：结婚。而当心爱的人赶来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郭启宏把最后一场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此作为全剧的高潮，写出了摧人泪下的戏剧场面。垂危的白玉霜用生命向人们倾诉：“要穿大红嫁衣，要贴大红喜字，要剪大红窗花，要挂大红对子，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别忘了要吹唢呐!但凡女人有的，我都要有啊!”霎时，白色的病室变成了红色的洞房，白玉霜面对着窗花、喜字，向情人李长生发出了痛彻肺腑的呼号：“……我也想认认真真去唱戏，我也想清清白白来作人。又谁知这世界百炼真金也锈尽，遍地是腥臭，处处有污痕……”正是那腥臭污秽的旧社会夺去了白玉霜的生命，红色的洞房转眼变成黑色的灵堂。这对比强烈的色彩，大起大落的跌宕，饱含血泪的哭诉，痛不欲生的诀别，还有那设置在舞台中心的病榻，都把观众带进了深深的悲痛中，人们不禁想到《茶花女》、《红菱艳》、《绝唱》。由此也可看到，剧作者对成功的艺术作品的借鉴是多么和谐、巧妙。文笔流畅，语言清新，这是郭启宏剧作的又一鲜明特色。浩如烟海的中国戏曲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然而，过去从事戏曲工作的艺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以往的戏曲往往可演、可唱而不可读。郭启宏写剧本力求可演、可听、可读、可感。郭启宏剧作的语言因人而异，因情而发，既富于文采又具有个性，可谓雅俗共赏，准确生动。写司马迁，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所生活的时代，语言可以多一些文采；而写民间艺人出身的剧作家成兆才，则可以文白相间，表现他从事写作活动时的唱、念需要更多地讲究些文采，和下层群众接触时，语言风格就应该更朴实、更平易、更具有泥土味。如第八场里成兆才在奔波劳累、生活无着的情况下，独自去到长街卖艺糊口扮演瞎子时唱的：这段词通俗形象而蕴含深意。瞎子本来是痛苦的，郭启宏却用了反衬的笔法，看似在写瞎子的好处，既看不见刺人的刀枪，也看不见欺人的白眼，但是，瞎子却不愿治好双目，因为旧世界实在太黑暗了。这里写的不是瞎子的心情，写的是成兆才本人愤世嫉俗的心情，暗含着他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成兆才》、《评剧皇后》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艺人形象。如《成》剧中的小桃红，《评》剧中的老太太(白玉霜的班主),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她们的语言从唱到念，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但戏班行话的味儿非常浓，既富于人情世故，辛辣老练、诙谐俏皮，又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土语。不知情的以为郭启宏是北方人，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郭启宏刚从中山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工作时，普通话都说不好。不过他并没有要求调离中国评剧院，而是志存高远，知难勇进，认真向生活学习，尽快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努力掌握了北京语音的规律。在京郊参加“四清”运动时，他身上带着笔记本，随时记载农民的生活语言，这使他获益非浅。在创作《成兆才》和《评剧皇后》的过程中，郭启宏还虚心向剧团演员请教，不少老艺人主动到排演场讲述过去所受的苦难，为他提供当时的穿戴、服装以及戏班行话等素材。生活，确是郭启宏剧作的源泉、语言的宝库。当然，仅有生活还是不够的。郭启宏还经常阅读历史资料，背诵古典诗词，加深自己的文学造诣。他从小生活的家乡是凤江之畔的美丽市镇，不远处可见浩淼的南海。那时候，郭启宏就受家庭影响，酷爱文学，喜欢写作。他时常望着无垠的大海遐想，吸引人的文学艺术之官，不也象这神秘的大海一样吗?他多么想去探测它的深浅，把握它的奥妙啊!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他离开了家乡，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在那儿打下了日后从事创作的文学基础。在二十多年的戏剧生活中，他不断地向生活汲取，向书本索求，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祝贺郭启宏，也寄希望于他。愿他象太史公那样勤奋，象成兆才那样执着，为繁荣社会主义戏剧做出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