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子弟书全集》（古籍整理，第二作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新编子弟书总目》（古籍整理，第二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剑桥中国文学史》（译著，合作，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等。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目录考述
——兼谈《古本戏曲丛刊》的目录学意义
摘要
郑振铎先生逝后，吴晓铃先生接续《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工作，曾拟定五、六、七、八此四集目录，后又对五集目录做了两次重大修改。周妙中先生尝协助郑振铎、吴晓铃从事《丛刊》的拟目与访书工作，她所作《江南访曲录要》的成果被吸收到五集目录定稿中。吕薇芬和么书仪二位先生又对目录前三稿做了考订和调整，编成最终出版的定稿。从五集开始，《丛刊》编委会对公私藏曲进行大规模访查，并密切关注海外收藏的孤本和珍本，对戏曲曲本的著录和戏曲目录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古本戏曲丛刊 郑振铎 吴晓铃 戏曲目录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之后，他于生前费尽心血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在四集之后戛然而止，相关工作也陷入停顿。郑振铎在1954年编订初集时对《丛刊》的原定规划是：“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1】
前三集按照原定计划顺利出版后，四集原应编印清代的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的传奇作品，可是，1958年正值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元代的“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编辑委员会决议改变原定规划，在四集编印元代杂剧。【2】1958年10月16日下午4时，郑振铎在出国访问前的百忙之中完成了四集序文，这成为他一生写作生活中的最后一篇作品。《丛刊》编纂工作从此交到了继任者手中。
郑振铎因公殉职后，继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为继其遗志，请吴晓铃先生重新组织了编委会，成员包括赵万里、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和赵景深。根据郑振铎的最初规划，编委会应该按顺序往下编集收录清初戏曲的《丛刊》第五集。此时，恰逢“文学艺术界正在由于几个新编历史剧的出现了，展开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激烈论争”。文化部齐燕铭“建议把计划放在九集出版的清代内廷编演的历史大戏提前印行，为论争和创作供给文献和素材”，于是，编委会“又复改易初衷，匆猝重定选目”【3】。这次重定选目后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编委会在1961年7月拟定的以宫廷大戏为主要内容的十一集和十二集目录。
宫廷大戏原本并不在郑振铎的最初规划之中，1961年9月由中华书局刊行的《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编印说明中详述了新一届编委会在新形势下做出的新规划：“在今后几年内《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和出版工作的计划草案是：完成正集八集，外集二集和别集一集的刊行。正集自第五集至第十集主要是清代的传奇和杂剧，同时对于第一集至第四集的元、明、清初三代的传奇和杂剧做一些补遗的工作。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收录的是清代宫廷大戏。外集收戏曲选集和文献资料，别集一集是《古本散曲丛刊》。”【4】
这份标明是“内部文件 请勿转载 注意保存”的《参考资料》中也发布了编委会拟定的第十一集目录定稿和第十二集目录初稿，分别题为“古本戏曲丛刊第十一集目录”“古本戏曲丛刊第十一集目录（初稿）”，作者均署“吴晓铃”。十一集目录前的按语中说：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至十集收宋元到清代的传奇和杂剧，估计在2000种以上。清代内廷编撰的历史故事和传说的“大戏”，将集中编为第十一、十二两集。第十一集提前付印，计划在今年内出版。这类大戏一般都在100出以上，绝大部分是以历史故事作为题材的，依照时代顺序，可以从殷周一直排到明末，很可能当时的宫廷作家有编写“全史戏曲”的企图。但是由于许多剧本并无全帙，需要作一番辑佚整理工作。这里先就完整的十二种剧本，照历史时代的先后，草拟成这份《古本戏曲丛刊》第十一集目录。将来第十二集编成之后，剧本的次序当重新作通盘的调整。这份目录于今年7月召开编委会商讨同意，现即按此进行印制工作。【5】
这份按语和编印说明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新一届编委会对郑振铎最初规划在多方面的推进：其一，将《古本戏曲丛刊》全书收录的曲目从一千种增加了一倍，至两千种之巨；其二，将《丛刊》全书的体量由十集扩充至十二集；其三，将郑振铎提到的“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明确收录为外集二集：外集收戏曲选集和文献资料，别集一集是《古本散曲丛刊》；其四，为适应当下形势的需要，将郑振铎未曾特别提及的清代宫廷“历史”大戏独立编成十一、十二集。
吴晓铃在十一集目录中拟定了即将刊印的十二种宫廷大戏曲目，此外，又有十二集目录的初稿。与十一集大为不同的是，这一集的曲本大多已经是残本，主要工作以辑佚为主，作者谨案：“《古本戏曲丛刊》第十二集的特点是，各剧均无完整之本见存，有的甚或都是单出，要做一番细致的整理辑录工作。”草目中列出了八种：《列国传》《东汉春秋》《建业升平》《唐传》《残唐传》《宋传》《铁旗阵》和《明传》。
从《参考资料》中的措辞看来，十一集目录已经是确定要出版的内容，十二集则只是初步设想：“我们计划今年发印第十一集，明年发印戏曲选集和散曲，如果第十二集的辑佚工作能及时完成，该集也可以发印，所以将这几集的目录初稿附在这里。”【6】实际上，编委会在1962年1月交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九集，包含《封神天榜》《楚汉春秋》《鼎峙春秋》《昇平宝筏》《劝善金科》《盛世鸿图》《铁旗阵》《昭代箫韶》《如意宝册》《忠义璇图》十种宫廷大戏，最终呈现的面貌与1961年编制这份目录时的规划已是大不相同。
此外，《参考资料》中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第五集至第十集的目录已拟出初稿，还有待选择补充，将另行印出目录求正。”目录初稿既已拟出，就意味着“初集至十集收宋元到清代的传奇和杂剧，估计在2000种以上”中提到的2000余种定当有所依据，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郑振铎预估的“一千种以上”。吴晓铃在《丛刊》五集序中再一次提到了这一判断：
初集收元代杂剧二种、四部，明代杂剧三种；宋、元戏文及明代传奇九十四种，总计一百零一种（部）。二集收有明一代的传奇一百种，其中以最称繁花似锦的万历年间的名作为主。三集收明代和明、清之交的传奇一百种，其特色是就力所能及地把“苏州派”作家的剧作集中到了一起。四集以元代为主，兼及明初的杂剧三百七十六种，总数为通行于世三百六十六年的《元曲选》的三倍半强，几乎见存今日的元、明刻本和钞校本全部网罗在内。综计已出的这四个集子共收古本戏曲六百七十七种（部），即：宋、元戏文和明、清传奇二百九十四种；元、明杂剧三百八十三种（部）。从这个初步完成的工作看来，全书出齐之后，其数量之大，会远远超过西谛先生的一千余种的估计。【7】
以宫廷大戏为主要内容的九集出版后，编委会本意仍按照原定规划，由吴晓铃负责续编《丛刊》第五集。《参考资料》中提到“第五集至第十集的目录已拟出初稿”，其中五至八集的目录曾披露过，较易获得，九、十两集目录目前则尚未得见。这份目录的拟定时间，应该是在《参考资料》出版之前。五至八集目录初稿形式一致，均题为“古本戏曲丛刊第x集目录初稿/吴晓铃拟”，显然是在同一时期一齐编订成形的初稿，原稿为彩色油印本，间有手写批注。五集目录初稿所收曲本的作者生活年代为清顺治至雍正年间，共收曲141种；六集目录所收曲本均在清乾隆年间，共收曲134种；七集目录起于嘉庆朝，止于道光朝，共收曲133种；八集目录为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共收曲246种。目录按作家姓名生卒年可考者、作家生卒年代考者、作家用笔名者、佚名者四部分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根据上引吴晓铃作五集序，已经出版的前四集共收曲目六百七十七种，再加上五至八此四集目录中所收入的曲目六百五十四种，合计为一千三百余种，则可推测出初拟的九、十两集目录中包含有七百种左右的曲目。
《丛刊》五集是吴晓铃主持编纂的最后一集，他拟定的五集目录现存三个版本，后两次修改稿与初稿大为不同，亦较罕为人知。初稿题“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目录初稿/吴晓铃拟”；修改稿题“古代戏曲丛刊第五集目录（第二次修改稿）”；三稿题“《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目录（三稿）”【8】。初稿收曲目141种，修改稿收100种，三稿收110种。三种目录著录格式一样，分别为序号、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和藏地。
五集目录初稿中列出的收藏地主要是国内的公私藏家。北京地区有：国家图书馆（标“北图”）、文学研究所（标“文学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标“戏曲所”）、孔德学校旧藏（标“首图（孔德）”）、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旧藏（标“北大（燕）”）、涵芬楼旧藏（标“北大（涵）”）、中国科学院（标“科图”）、民研、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央戏剧学院；另外私人旧藏及藏书有齐如山旧藏（标“戏曲所（齐）”、“中国戏曲学院（齐）”）、梅兰芳旧藏（标“中国戏曲学院（梅）”）、吴梅旧藏（标“北图（吴）”）、郑振铎旧藏（标“北图（郑）”）【9】、马廉旧藏（标“北大（马）”）、李木斋旧藏（标“北大李”）、傅惜华藏书（标“傅”）、吴晓铃藏书（标“吴”）、程砚秋藏书（标“程”）、贾天慈藏书（标“贾”）。上海地区两处为上海图书馆、 上图（周）、复旦大学图。江苏地区一处为南京图书馆。浙江地区二处为浙江图书馆、姚燮旧藏（标“镇海姚氏大梅山馆藏旧抄本”）。山东地区一处为山东图书馆（标“鲁图”）。四川地区一处为四川图书馆（标“川图”）。广东地区二处为广东图书馆、中山大学。云南地区一处为云南大学。海外地区只有一处，为巴黎图书馆（标“巴”）。
虽然第五集收录的应是清初的传奇，但是目录初稿中杂剧、传奇夹杂其中，每一种曲目后附上了已知的多个藏地，应该是为下一步进行文献版本摸查的初步工作目录。在这些曲本的收藏者中，包括了编委会中的傅惜华、杜颖陶等著名的戏曲收藏家，和前四集一样，他们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提供底本以及底本的线索。
与初稿相比，修改稿在所收曲目有非常大的改动，删至100种，与前三集的曲目数量保持一致；删除了杂剧，只保留了传奇，使之符合此集收入顺、康、雍三朝传奇的体例；绝大部分曲本的藏地只列出一个，版本藏地多选择北图等北京地区的收藏，应该是出于易于获取之考虑；已经选定了版本，可以视为是为付印准备的目录定稿。新增的93至97种分别是内府宫廷大戏《劝善金科》《昇平宝筏》《混元盒》《忠义璇图》《鼎峙春秋》。九集收录的都是宫廷大戏，也就是说，这一份修改稿完成于九集出版之前，应该是五集编纂和九集编纂之间的一个过渡稿，此时，还没有准备把宫廷大戏放在九集集中刊印，而是为适应当下的要求提前付印部分宫廷大戏，也即是吴晓铃说“匆猝重定选目”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版本。
与初稿、修改稿相比，三稿中已不包括宫廷大戏，则可知这一稿是在决定九集单独印行之后重新拟定的。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宫廷大戏的篇幅过大，不宜与其它曲目合为一集。修改稿中的《劝善金科》《昇平宝筏》《忠义璇图》《鼎峙春秋》均为十本二百四十出，规模过于宏大，独立为一集更便于实际出版操作。三稿的主要变化是：在曲目上，补充了前几集失收的数种明代传奇；在藏地上，初稿中仅《文星现》一种标巴黎图书馆藏，为海外藏珍本，三稿中增加了日本神田喜一郎藏孤本《断发记》，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曲目更是大为增加至九种。巴黎图书馆藏书进入《丛刊》，个中有一番国际学术交流的佳话。法国汉学家班文干先生（Jacques Pimpaneau，1934—2021），1958—1961年间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法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师从吴晓铃。留学回国之后，经过他的协调，将法国藏本制成了胶卷，交由《丛刊》编委会出版。【10】
遗憾的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五集的先后三个目录经过数易其稿，经历了二十余年时光中的搁置，只能再等待出版的时机。
周妙中先生（1923-1996）于1953年进入文学所工作，协助郑振铎负责《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的相关工作。郑振铎逝世后，接着负责《丛刊》的访曲和编目工作。她的重要著作《江南访曲录要》（一）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发表在《文史》第二辑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她在《江南访曲录要》前言中说：“为了继续编辑《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以后的几集，和新编《古本散曲丛刊》，我奉了新组成的丛刊编委会和中华书局的指示，于去年12月7日离开首都，到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访书工作，在八十天的时间中，拜访了二十七位研究戏曲的专家，走遍了各图书馆和戏曲的研究、演出单位，浏览了五百余种书籍，收获不少。”【11】
关于周妙中进行的这次江南访曲工作，程毅中先生的表述是“为此1961年把文学研究所的周妙中女士调到中华书局，配合编委会工作，作为吴晓铃的助手，去各地查访戏曲版本。后来她写出了《江南访曲录要》的大文，为修订《古本戏曲丛刊》的拟目作出了贡献。”【12】也就是说，第五集的出版由商务印书馆移交给中华书局负责后，周妙中也随之调入中华书局，并在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间到江南地区访查底本。在《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1961年9月刊印的“编印说明”中特别提到“负责具体编制目录的工作人员见闻有限，又未能广事调查”，周妙中随后的这次访曲，就是为此专门进行的。
《江南访曲录要》全文分为五个部分：一、杂剧、传奇；二、散曲；三、剧选；四、资料；五、附录。这与《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中的新一届编委会的规划相符。确实如周先生所说，她是为了《丛刊》和筹备中的《古本散曲丛刊》作先期的摸查，所以在杂剧、传奇之外，兼顾了其他的戏曲文献资料。从《访曲录要》所涉及的曲目来看，她不仅是参照此前的五集目录初稿进行寻访，还根据最近披露的线索进行了访查，并访问了多处公私藏家和戏曲研究者。比如郑振铎在《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中提到的《息宰河》“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录要》则访得“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为数年前新发现之孤本，至可珍贵。”【13】
周妙中与这次江南访曲之于《丛刊》的贡献，按照后期参与了第五集实际编纂工作的吕薇芬先生的说法是：“<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和六集的目录主要是周妙中先生拟定的，因为她是具体跑图书馆的。”【14】么书仪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周妙中对于目录的编撰落力最多：“《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的首次编辑是吴晓铃先生在周妙中先生大量访书的基础上完成的。”【15】吕、么二位先生所说的这个目录，即她们后来用以作为工作目录的五集目录三稿，却没有吸收周妙中此次访曲的成果，判断依据有二：第一，从曲目上来说，没有收入一些罕见曲本如《李丹记》，《江南访曲录要》中说“此剧传本久佚”，“见报刊载上海图书馆购得全帙，颇以不得一饱眼福为憾，此次南下得尝此愿，亦一快也”。【16】第二，从版本上来说，如《雨蝶痕》，初稿中著录有“顺治八年朗润轩刊本”，标北图、上图藏，修改稿中未收入此书，三稿中采用的是北图藏康熙本，似未得见顺治刊本。《江南访曲录要》中已在上图访得顺治八年朗润斋刊本。
八十年代《丛刊》五集编纂重新启动，周妙中没有再参加编委会工作。但是她所作《江南访曲录要》中涉及的曲目和版本，如孤本《李丹记》、谭正璧藏旧抄本《余慈相会》等，在最后出版的《五集》定稿中得到了充分的吸收。
1982年，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特别关注下，沉寂二十余年的五集编纂工作重新启动，五集的首次编辑是由吴晓铃独自完成的。吕薇芬回忆说，因周妙中已经调走了，吴先生那时候是一个人做，并没有助手。关于这个目录的第三稿，及八十年代首次编辑的情况，吕薇芬说：“开始是吴先生自己搞《古本戏曲丛刊》，他搞了一遍，把整个好几个箱子的书送到出版社去。出版社看了之后有意见，书被退回来。”“原来周妙中有个目录的底子，吴晓铃是根据周妙中的底子打印出了目录，再修改一下就交稿了。”么书仪的回忆则更为具体一些：“吴晓铃先生将选定的一百余种顺治、康熙、雍正三超的传奇刊本和抄本汇齐之后，连同编目一起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审阅之后把全书退回，要求返工：重新查书、比较版本、选择书品、配补缺页和漫漶不清的印页，同时要为这些刊本、抄本的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进行考订，在目录上要有标注。”【17】
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退稿之后，文学所又成立了新一届的编委会，成员包括：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此外，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的王永宽也参与了版本摸查工作。此时，编委会使用的工作目录是五集目录的第三稿，共收曲目110种。【18】吕薇芬和么书仪先按照这个目录查书，查好书之后在对目录进行了修改。
吕薇芬和么书仪进行的查书工作是延续周妙中江南访曲的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山东的查书，她们的访查方式主要是根据五集目录三稿按图索骥，“书名、撰人、时代、藏家、书号、刻家、版面描写书的长、宽几何,每叶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有无双行)、种数、卷数、出数、叶数(平装书的正反两页是线装书的一叶)、函册、序跋与批注情况、残缺与污损情况等等,都需要一一填写明白”。
访书结束之后，她们“开始坐下来撰写第五集的目录，目录的内容有：书名、卷数、作者所属朝代、作者姓名、刊刻时代、版本及册数，一百多种书的目录整整写了两个月”，完成之后，“这份目录与当初被上海古籍出版社退回来的、吴晓铃所拟的目录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实际上成为了五集目录的第四稿和最终定稿。关于这个目录及其修改，吕薇芬说：“吴晓铃先生藏书多，他有很多戏曲珍本收藏。所以看那个目录里，很多书都是他自己的，这个他很熟悉。另外，首都图书馆……他可能也看了一部分那里的书。”周妙中跑图书馆，对目录做了补全，“她的目录不全，我们做了补充，也做了修改。”【19】
吕薇芬和么书仪对五集目录所作的重要编订工作包括：第一，版本和作者的考订。孔传铚的《软羊脂》和《软邮筒》。吴先生著录的上图藏本是“抄本”，《江南访曲录要》中也著录《软羊脂》为“旧抄本”（《江南访曲录要》第220页），“可是,我们在上图却看到了这两种传奇的稿本”，无疑这是最令人激动的；第二，曲本的断代与排序。三稿中补充了《断发记》《葛衣记》《凌云记》《性天风月通玄记》四种明代传奇，分列目录的第一至四种；在定稿时则将《性天风月通玄记》列为全书的第一种，认为兰茂所作的这种传奇反映了明初南北曲交融的情况，这种不受南戏和杂剧固定体制约束，并且杂采南北曲的写作方式，“反映了初期传奇尚无定格可循的现象。应该把它当作我国戏剧形式发展中的一种现象, 用以探讨北杂剧与南戏两种形式的消长, 以及它们对于明代传奇发展的影响”。【20】
五集目录定稿最后收录曲本85种，么书仪说五集中未收的“竟有五十三种之多”。这部分内容，原应编入下一集中。吴晓铃在五集序中对未来工作的展望是：“六集收乾隆一朝的传奇；七集收嘉庆和道光两朝的传奇；八集收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和辛亥革命初期的传奇；十集收清代内廷大戏和各种类型的庆典承应剧本；十一集和十二集收明、清以来杂剧；十三集和十四集收各集阙失，为之补遗；如卷帙仍难容纳，则再增十五集以足之。”（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孰料后续第六集的编纂工作，竟又要留待二十年之后了。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自王国维的《曲录》起，学界开始对海内外存藏的戏曲文献一一进行普查和著录，古典戏曲的存藏情况陆续得到披露。虽然郑振铎、傅芸子、傅惜华等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已对私人藏曲、或某一图书馆藏曲做了简单的目录；但是，在《丛刊》初集编纂之时，傅惜华的《中国传统古典戏曲目录》尚未出版【21】，能够迅速查阅版本、著录和藏地等情况，具有现代工具书性质的综合戏曲目录可以说仍是付之阙如。可资借鉴的戏曲目录学著作，虽有《曲录》等传统意义上的戏曲目录学著作，但如王国维所说，这些目录往往是借助古人目录的记载而编成，“存什一于千百，或有录而无书”，“存佚未见，未敢颂言时代姓名”，另一方面，吴梅、马廉、董康等近代学人编撰的戏曲“经眼录”性质的书目，经过动荡，书籍流散，此时各公立图书馆也处于家底未清的状态，再要根据现有线索进行访查和版本的核实，并非易事。
195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正是重新梳理、盘点戏曲旧籍存藏情况的好时机。郑振铎发愿编《古本戏曲丛刊》，先“编目访书”再刊印，是《丛刊》的基本工作方式。虽然他的本意只是择选孤本、善本为学界所用，但在实际上，《丛刊》的编纂起到了进行戏曲古籍普查、进行详细著录后再择选最优版本的功能。郑振铎曾说：“将这一百种的剧本集腋成裘，编为此集，大非易事。编目访书何止三易其稿，亦有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的。”【22】即在前人著录的基础之上，再确认书的存藏情况和版本源流，是《丛刊》起到的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
在郑振铎主持编纂的时期，主要依靠的是郑振铎自藏和他所掌握的公立图书馆藏书目录，一来最为方便，二来保证了《丛刊》前四集能在1954年-1958年内以几乎每年一集的速度迅速出版。郑振铎本人对戏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为时甚早。自三十年代起，自藏戏曲日见丰盈，对学界和藏书家的收藏如数家珍。【23】郑振铎当时所任文化部副部长等众多重要的职务，也让他调取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的书籍十分便利。据梁健康的考察，《丛刊》初集所使用的底本，主要就是来自于郑振铎自藏和国家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中的藏书。【24】
在吴晓铃接过编纂重任之后，获取文献的途径在便利性上大不如前，由此显露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戏曲典籍访查工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吴晓铃在选取自己家中所藏珍本之外，为编制五集目录，尝在北京地区进行系列的访曲工作，访问的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戏曲学院、故宫博物院，并阅读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将“有关之书名录下备检”。这次访曲的成果，记录在《1962年访书读曲记》一文中。【25】 拟定五集目录之余，吴晓铃也为入选的曲目做了卡片目录，并向学界多方打听珍稀曲本的下落。在他的友朋信札中，记录了当时向国内戏曲研究学者写信咨询的相关情况。当时的目录初稿经过多位先生的目验和订正，他在1963年3月20日给关德栋的信札中写到：“《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有油印目录，但只剩一份校订本了，无法寄奉，祈谅。您月底来京，我把全部卡片目录给您看看吧。《天山雪》盼多为力。” 【26】八十年代初期，又在周妙中江南访曲所得的基础上，向谭正璧借来《余慈相会》“旧抄本”复印并表示获此书后“大喜欲狂”。【27】
八十年代重启五集的编纂工作之后，吕薇芬、么书仪、王永宽等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全国范围内对公私藏书大规模的访查成为可能，么书仪提到在访书的过程中记录了书籍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填写在专门的表格中，应该就是吴晓铃曾在给关德栋的信笺中提到的“目录卡片”。访查的结果，将戏曲书籍的种类大大增加，并在访书的过程之中撰写书牌子，对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做了细致的考察。《目录》定稿中对剧目先后次序的调整，对作者的标注，正体现了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丛刊》中海外藏书收录的情况也从五集起有了变化。初集中收入了日本长泽规矩也、盐谷温的收藏，在吴晓铃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海外藏珍本戏曲的重视，是吴晓铃尤为关注的重点。他在五集序中谈及前四集的缺憾时说：“我们业经刊行的各集存在一个先天不足的阙失，就是由于闭关自守，未能放眼世界；所收剧作不惟台湾和香港未得入录，而仅限见存于内地者；且东瀛、西竺、南亚、北美及欧洲大陆藏品，虽知不惟善本所在皆是，且多禹域未见传世之作，然格于主客条件，无术致之。这次，我们发愿把这个丛刊编成一个国际性的结集。”【28】
在国内外访查的基础上，《五集》的先后几份目录盘查了剧目的“存”或“不存”，确认了版本、藏处等，《丛刊》的目录，于是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戏曲孤本和珍本的“知见录”。《丛刊》自然也就成为了现存戏曲珍本最为全面的展示。在五集编撰完成二十余年之后，2012年《丛刊》六集重启，至2021年，六、七、八、十集陆续顺利问世，全部十集共收入杂剧和传奇一千一百九十三种。
《古本戏曲丛刊》中凝聚了文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几代戏曲研究者的心血。其中，又以五集的编纂和出版最为一波三折，也最能显示出此项工作的艰辛不易。吴晓铃曾说，参加编印工作的学者们“寞寞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29】在郑振铎开启这项伟大的工程六十八年之后，2021年，《丛刊》十集编纂工作告竣，终成完璧。六集、七集、八集、十集此后四集主编刘跃进先生在《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一文中喟然感慨：“丛刊从初集到十集，集中汇聚中国灿烂辉煌的戏曲文化遗产，不仅实现了郑振铎生前的愿望，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也彰显出所有参与者的奉献精神。”【30】郑振铎尝在初集序言中信心百倍地说，编订《古本戏曲丛刊》“此愿甚弘，但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历经六十八载，后代学人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弘愿，是足可告慰前辈了。
按：本文原载于《戏曲研究》2022年第4期，引用请核对原文。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吕薇芬先生（1936—2021）。
[1] 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1-8页。
[2] 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3] 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4]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第2页。
[5]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第7页。
[6]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古本戏曲丛刊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第2页。
[7] 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8] 以下分别称为初稿、修改稿、三稿；程毅中先生、吴书荫先生分别收藏有复印件，《箫韶九成——古本戏曲丛刊编纂纪程》一书据吴书荫藏本影印。
[9] 按：郑振铎逝后，藏书由家属捐献给文化部，文化部划拨至北京图书馆保存。
[10] 刘蕊博士在法国交流期间曾访问过班文干先生，对其生平有所介绍，可参刘蕊《葡萄牙东方博物馆所藏中国戏曲俗曲版本述略》，载《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4期，第143页。
[11] 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要》，载《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9页。
[12] 程毅中《我与<古本戏曲丛刊>的机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箫韶九成——<古本戏曲丛刊>编纂纪程》，国家图书馆2021年版，第68页。
[13] 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要》，第211页。
[14] 吕薇芬口述，李芳、周琪瑛整理《我的学术生涯》访谈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3-83页。
[15] 么书仪《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和考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编《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95页。
[16] 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要》，第210页。
[17] 么书仪《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和考订》，第83—95页。
[18] 按：么书仪先生回忆，这个第三稿的目录也包含有吕薇芬先生的心血，《箫韶九成》一书中收录的《目录》第三稿打印稿的初稿，即为吕先生手写笔迹。又据刘蕊博士对班先生的访问，巴黎图书馆藏书制成胶卷，时间在“文革”之后。根据这两则线索，五集目录第三稿的完成时间，当在1980年代五集编纂工作重启之后。另，吴晓铃先生在1983年致谭正璧先生信札中提到了五集《目录》的第三稿“翁所见《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目录系初稿，顷考所发乃三稿”，见樊昕编《谭正璧先生友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64页。
[19] 吕薇芬口述，李芳、周琪瑛整理《我的学术生涯》访谈录，第73—83页。
[20] 吕薇芬、么书仪《关于<通玄记>和<传奇八种>》，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第95页。
[21] 按：其中最早的《元代杂剧总目》出版于1957年。
[22] 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4页。
[23] 按：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1932）中即已记载赵万里、北平图书馆等公私机构新收录的戏曲珍本情况。
[24] 梁健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底本叙录》，载《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46页。
[25] 吴晓铃《1962年访书读曲记》，见《吴晓铃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92页。
[26] 关家铮编《关德栋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27] 樊昕编注《谭正璧友朋书札》，第264页。
[28] 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29] 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30] 刘跃进《险难困苦 玉汝于成》，载《箫韶九成——古本戏曲丛刊编纂纪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