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看到了两个清单，都是关于某东部沿海省份S省的。2025年，S省财政困难县市区有50多个，占到了全部县市区的40%。而这个省份的省直院团，2025年的预算都在4000万元以上，京剧院超过5000万，歌舞剧院更是将近7000万。
一边是近四成县域财政吃紧、基层运转承压，一边是省直文艺院团手握数千万财政预算，这种资金分配上的强烈反差对比，令人很有触动。土地财政结束后，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2018年170万买的房子，如今卖不到110万，底层群众最难过。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所有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话题——钱。
曾经靠着财政拨款“稳吃饭”的日子，早晚都会改变。各地财政收紧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高度依赖政策扶持的戏曲剧团而言，应当说是一枚不定时炸弹。特别是是举步维艰的基层院团，一旦财政全面紧张，那就是站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早些年，财政兜底是戏曲剧团的“定心丸”，不管市场冷不冷、观众多不多，靠着政府补贴，至少能维持基本运转，保住剧团编制、留住演员、排演剧目。可随着财政压力加剧，拨款额度缩减、资金审核趋严、扶持方式转型，曾经的“保命钱”越来越少，剧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将来，这种情况会由基层剧团慢慢向市、省传导。
就拿S省的情况来看，省直院团坐拥数千万财政预算，即便财政整体紧张，依旧能保障充足的运营资金，看似日子安稳，但是危机就在眼前。一句话总结，他们大多陷入了“重养人、轻创戏，重评奖、轻市场”的怪圈。大量预算用于人员开支、场馆运维，真正投入到精品剧目创作、基层演出惠民、青年人才培育的少之又少，不少大制作剧目依旧是“获奖即入库、排演即闲置”，千万资金打了水漂，既没惠及观众，也没反哺行业，丧失了财政扶持的初衷。
县级剧团、民营剧团扎根乡土，本是戏曲传承的毛细血管，却因为所在县域财政困难，连最基本的资金都难保障。人员工资、社保缴纳、排练演出、道具服装等各项开支都是难题，不少基层院团基本工资发不满、发不足，青年演员迫于生计转行、老艺人无奈坚守的场景屡见不鲜。此前引发热议的张军波式困境，在基层剧团中绝非个例，月薪微薄、兼职谋生，成了很多基层戏曲人的真实写照，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系，更别提传承技艺、排演新戏。
长期依赖财政供养，更让整个行业丧失了市场意识和造血能力。一旦失去财政供养，戏曲行业的矛盾就会全面爆发。要么苦苦支撑、勉强续命，要么无戏可演、濒临解散。
当然，也不能把这些困难都归咎于财政紧张。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何赛飞之问”一样，“戏呢？钱呢？”戏曲行业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缺钱，资金错配、发展跑偏，有的剧种、有的剧团形成了“等靠要”的惰性，拖垮了发展。
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握千万预算的省直院团，安于财政供养，不愿闯市场、不想改模式，既不贴近观众需求，也不顺应时代变化，整天拿几个老掉牙的戏糊弄人，即便有充足资金，也打造不出接地气、传得开的精品。省直院团是标杆，基层院团也会跟着学，一味坐等补贴，缺乏自救意识，守着老模式，不愿创新破圈，最终整个行业陷入越等越穷、越穷越等的死循环。
还是S省情况，某中部地市，财政一度紧张到揭不开锅，公职人员不得不借款、贷款给官方，好让官方勉强度日，戏曲院团更是长年累月不发工资，不知现在情况有无好转。咱们居安思危。财政日益紧张，其实也是在倒逼戏曲行业改革、倒逼戏曲行业优胜劣汰。
《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中强调，杜绝盲目大制作、优化资金效能、激活市场活力。关键是怎么做，能做到吗？戏曲剧团想要活下去，不能只盯着财政拨款，必须转变思路，搞懂怎么花钱、怎么挣钱，从靠补贴转向靠市场。
财政资金有限，更要摒弃粗放的扶持模式。严控所谓龙头院团的无效开支，杜绝脱离艺术本体的豪华大制作，压缩冗余运维成本。优先保障基层演员薪酬、优秀剧目排演，让每一分资金都能真正助力戏曲传承，不养闲人、只做政绩。
戏曲的生命力在观众，市场的核心在演出。不去挖掘潜力、整合资源，只在家等着，那肯定等不来天上掉馅饼。比如说，抓住文旅融合风口，走进景区、街区、乡村，开展定制化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比如说，借力数字化传播，通过短视频、直播、线上票务等形式，扩大剧团影响力，沉淀年轻粉丝，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票房；等等。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角儿是什么，首先是人。不能亏待坚守舞台的戏曲人，也不能搞大锅饭一刀切、干与不干一个样那一套。优化人才激励机制，摒弃平均主义，让演技精湛、口碑出众的演员获得合理回报，这样才有可能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才能让戏曲传承有续。毕竟，没人，再好的政策、再多的资金，都无从谈起。
财政紧张，是挑战，也是机遇。依赖补贴、躺平摆烂，戏曲会被时代淘汰。主动适应、敢于破局，戏曲才有可能逆境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