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编剧|003|朱玉芬:对越剧事业有贡献的人——介绍越剧作家徐进
著名越剧作家徐进继改编、创作越剧《红楼梦》以后，又和上海越剧院的创作人员一起，正在创作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越剧《红楼梦》。在四十多年的编剧生涯中，他为越剧的改革、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徐进于1923年出生在浙江慈赣农村。他从小有两个爱好：一是爱看施银花、屠杏花等演的越剧，一是废寝忘食地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石头记》等书。少年时代对越剧和文学的爱好，对他后来的志趣、工作和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家里穷困，徐进没有读完中学，就只身来到上海谋生，经过远房叔叔的介绍，到一家西药房当了学徒。学徒的生活虽然难熬，但老板为了做好生意，让学徒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等文化课程，这给徐进带来了进修提高的机会。他居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药房里的西药名字背得很熟。由于他会画画、写美术字，店铺的橱窗布置得琳琅满目、光彩照人，吸引了很多过路的行人，老板也啧啧称好。后来，徐进从小学徒变成了一个正式职员。生活比较富裕了，但内心更不安定了。因为，他对这个工作兴趣不大，而喜欢自学古典文学，或坐在剧场里看越剧。1942年，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开始进行越剧改革。越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过去演幕表戏的做法，吸收专业编剧，编写正规剧本。1943年春天，袁雪芬等决定公开招考编剧，选拔人才。徐进不留恋药房职员的“好饭碗”,欣然前往报名。主考官要他写一段唱词，写一段戏。考试结果，投考的十四个人中，只录取了他。因此，袁雪芬等人后来风趣地称徐进为“状元公”。徐进投身越剧界以后，编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月缺难圆》,在大来剧场公演，袁雪芬扮演戏里的女主角卖花女梅月华。此后，他接二连三写出了《长恨天》、《渔家怨》、《谁之罪》、《母爱》、《铁窗红泪》、《好夫妻》、《木兰从军》等许多戏，由袁雪芬等主演。他初期的作品，受美国电影的影响比较大，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反封建、揭露旧社会黑暗的积极的一面。他写的唱词也能做到雅俗共赏，演员唱起来顺口，观众听起来顺耳。从此，徐进开始为四十年代的越剧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尹桂芳的芳华剧团、徐玉兰的玉兰剧团、范瑞娟和傅全香的东山越艺社以及竺水招、戚雅仙的云华剧团当过专业编剧、创作、改编了几十个越剧剧本。仅在芳华越剧团担任剧务部主任期间，他就写了十七部戏，其中历史剧《石达开》、《葛嫩娘》,历史传奇剧《沙漠王子》,时装戏《浪荡子》等都获得了好评，有的戏演出时盛况空前，轰动一时。虽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些剧本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多数剧本具有反封建、反暴政的积极意义。他和南薇合作编写、由东山越艺社演出的《天涯梦》,因为写了以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为背景的反暴政内容，触犯了反动当局，所以被国民党社会局勒令删改。在《记得时》这个戏的演出“前言”中，徐进曾经这样写道：“我不喜欢高贵的人物，因此《记得时》里所跳跃的便是那些孤女、流浪者、牧童、醉汉、老更夫……这一类带着泥土气息的角色。幼年的故事，写成幼雅的剧本，我不想给大人先生们赏识，我愿奉献给普通的越剧观众们。”从这段“前言”中，可以看出徐进当时比较进步的创作思想。1949年夏天，上海解放不久，徐进努力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文艺的论述。1950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成立，他积极参加，成为上海第一个国家越剧团的第一批成员。此后，徐进的创作揭开了新的一页。从建国那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徐进自己或者和别人合作整理、改编、创作、新编的传统剧目有《卖婆记》、《盘夫索夫》、《借红灯》、《梁山伯与祝英台》、《劈山救母》、《织锦记》、《杏花村》、《红楼梦》、《金山战鼓》、《瑞云》、《花中君子》等。徐进在整理、改编传统戏和历史剧的同时，还积极地反映现实生活，从事现代戏的创作。他曾经把《小二黑结婚》改编为越剧本，还写过《人面兽心》、《生活的道路》、《红花绿叶》等现代戏。1959年，他和王林谷、谢晋合作编写了反映越剧演员在旧社会凄苦生活的电影剧本《舞台姐妹》,深受观众欢迎，在越剧界和电影界很有影响。近几年来，他又和别人合作编写了越剧现代戏《三月春潮》和《泪雨春花》等。在这些剧目中，《盘夫索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这三出戏，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越剧代表作。它们代表着越剧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徐进作品的艺术特色。《盘夫索夫》是越剧传统剧目之一，源出于民间说唱《十美图》。“盘夫”部分的旧本子比较精练，往往作为折子戏演出，成为越剧著名优秀折子戏之一。而“索夫”部分的旧本子则比较琐碎、累赘，情节也很繁杂，主题和人物都不够鲜明、突出。更由于《十美图》有宣传一夫多妻和风流韵事的问题，所以后一部分也夹杂着一些不大健康的内容。徐进和陈羽在整理这个剧本的时候，去芜存菁，理出了一条忠奸斗争的主要线索，着力刻画了主角严兰贞和曾荣的性格，使戏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经过整理、修改以后的《盘夫索夫》,着重描写了严兰贞和曾荣之间的爱情、正义同家仇的矛盾冲突。通过激烈的斗争，前者战胜了后者，增强了两人的了解和相互同情，使严兰贞坚决地站在曾荣一边，和奸恶的祖父、父亲决裂。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这出戏以积极的思想意义。这个整理本已经成为上海越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陆锦花、金采风等都演过这出戏。《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据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发生在东晋，即一千五百多年前，以后在民间歌谣、说唱和戏曲中广泛流传。二十世纪初，活跃在浙江农村的“小歌班”已有演唱这一故事的戏文。四十年代初，由南薇执笔，将旧本压缩为一本《梁祝哀史》,袁雪芬先后和马樟花、范瑞娟合作演出过。解放后，由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华东戏曲研究院剧作室的同志在南薇改编本的基础上，又重新作了加工，由徐进、成容、宋之由、陈羽、弘英执笔整理、改编成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本增加了“别亲”、“逼婚”两场戏，突出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加强了梁山伯、祝英台之间友谊和爱情的描写，并且以他们的悲剧结局控诉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剧中的“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场戏最为观众称道。“十八相送”以富于喜剧情趣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梁山伯的淳朴、忠厚和祝英台的热情、真挚；“楼台会”在沉郁的悲剧气氛中，渲染了梁山伯对爱情的执着，描写了祝英台对爱情的忠贞。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变成蝴蝶的传说始于南宋，而“祷墓化蝶”一场更以美丽的形象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想象。改编本还在语言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的特色，比喻生动，形象丰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952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扮演梁山伯、祝英台的范瑞娟、傅全香均获演员一等奖，扮演祝公远的张桂凤获演员二等奖。1953年，舞台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徐进等改编成电影剧本，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摄制成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影片，荣获了第八届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5年，上海越剧院带着这个剧目出国演出，受到国外友人的赞赏，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取材于梁祝故事的戏曲作品很多，除越剧外，川剧、滇剧、湘剧、赣剧、徽剧、粤剧、河北梆子、梨园戏、豫剧、楚剧、武安平调落子、河南曲剧、京剧等都有自己演出的剧本。其中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川剧《柳荫记》的影响最大。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本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产生的，是戏曲改革的优异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越剧剧目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如果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主要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话，那末《红楼梦》的改编成功，则给越剧艺术宝库创造了新的财富。1955年，上海越剧院成立不久，徐进就开始酝酿编写《红楼梦》的越剧本。当时，好心的同志说他异想天开，自不量力。长达一百多万字、内容如此丰富的一部小说，怎么改?即使剧本改好了，谁能演?王文娟听说后激动地说：“我来演!”演员的支持，增强了剧作家的信心。徐进仔细地反复阅读了原著,刻苦地研究、分析了《红楼梦》的散曲、传奇、鼓词、弹词以及各种改编本，虚心学习前人的长处，然后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巧妙的剪裁。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越剧《红楼梦》终于在1957年搬上舞台，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全剧十二场，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事件，歌颂了他们的叛逆精神，揭露了封建顽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剧本从黛玉进府到宝玉出走，紧紧围绕宝玉、黛玉形象的塑造，在结构、场次上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全剧由“黛玉进府”开始。这一开端，使观众清晰地看到女主人公林黛玉孤零零的身世和寄人篱下的生活。然后，透过她的眼睛，逐个介绍了贾府的主要人物如贾母、王熙凤、贾宝玉等，并表现了众人起初对黛玉的态度：贾母的怜惜，王夫人的关怀，凤姐的奉承，宝玉的一见如故。这一开端，使观众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期待着故事在这对主人公身上展开。“读西厢”这一场展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同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思想和他们产生爱情的基础。“闭门羹”、“葬花”、“试玉”等场次在穿插全剧的封建大家庭的复杂矛盾之中，着力刻画了宝玉与黛玉爱情的纯真和炽热。“焚稿”、“金玉良缘”两场戏则用对比手法，突出了宝玉、黛玉爱情的悲剧。最后以宝玉的哭灵、摔玉、出走描写了宝玉同封建家庭的决裂。全剧对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如贾政的严酷，贾母的老谋深算，宝钗的圆通世故，凤姐的泼辣狡黠，紫鹃的忠诚，袭人的虚伪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刻画。全剧的语言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特别是“焚稿”、 “哭灵”等几场戏的语言，情意婉转，文词秀美，悲剧性与抒情性结合得比较好。越剧《红楼梦》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她们精湛的舞台表演艺术使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更为丰满。越剧《红楼梦》在剧本、表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方面都有高度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我国舞台上演《红楼梦》的一个里程碑”。周总理生前多次看过这出戏，并且几次看望越剧院的同志，亲切地接见过演员们和作者徐进。有一次，周总理对扮演紫鹃的孟莉英说：“你这紫鹃演得很好，但你得感谢作者，他给你塑造了一个很好的人物。”总理对作者的鼓励与尊重，一直深深地留在徐进的记忆中，激励他去完成新的创作任务。1962年，越剧《红楼梦》拍成了彩色戏曲艺术影片，在全国各地包括港澳放映，引起了轰动。数以千计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到演员们和作者徐进手中。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看了《红楼梦》后写信给徐进说：“您的越剧唱词，整个是一首瑰丽多彩的长诗!”是的，经过多年的锤炼，徐进的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了。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力塑造人物。他写人物，着重抒写人物的内心感情，注重挖掘人物美好的心灵。他写的唱词既通俗浅近，又生动形象，充满诗情画意，富有生活哲理。他的作品雅俗共赏，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徐进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提醒青年编剧要注意几点，一是要常在生活里、书堆里；二是要常在排练场上；三是要坐在剧场里。他觉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是从生活出发。没有生活素材，靠技巧编戏是不行的。他说：“题材题材，不能先有‘题’而后有‘材’,‘题’是从‘材’中提炼出来的。‘主题先行’害煞人，往往造成概念化。”徐进很重视创作素材的积累，善于抓住生活中独特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语言。在如何反映生活方面，徐进认为：“不能照相式地去反映生活，而要把生活真实提炼为艺术真实……要通过生活现象的描写，使人感受到生活本质的东西。”他主张作者应该“取其一点”,这一点就是作者感受最深的东西，也是能引起观众共鸣、能打动他们心灵的东西。他构思一个戏时，往往把感受最深、最能激励自己的素材先给构成几场戏，然后再铺排、发展，使其合情合理。他写戏的体会是“戏要写足，不可写完”,“贵在曲折，不宜太直”。既要浓烈，又要有意境；既要清楚，又要含蓄。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戏具有朴实细腻、优美动人的艺术风格。徐进认为，戏曲唱词和诗词不同，它是唱的，不是读的，没有时间让观众慢慢咀嚼。因此，不但要美，而且要通俗易懂，才能一下子抓住观众，打动人们。唱词内容不外乎叙事、抒情、说理三种，他主张“三者结合，以情为主。要做到事在情中叙，理从情中出”。这样才能以情动人。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之谈，对青年戏曲编剧是很有启发的。(本文曾参考秘实等同志写的有关介绍徐进及其作品的文章，如《人民欢迎你的作品》等，特此致谢)
